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精神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高度凝练与集中体现。从1935年到1948年，中共中央在延安生活和战斗了十三个春秋，领导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扭转了中国前途命运，也孕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学术界普遍认为，延安精神具有科学性、大众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等显著特征。然而，关于其开放性特征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对外交往层面的单向分析，未能深刻揭示这一特征如何内嵌于延安精神铸造形成的全过程，以及它对革命精神生成发展所具有的普遍方法论意义。

本文意在通过系统梳理延安精神从孕育奠基到发展成熟的历史进程，考察其内在与外在两个向度的开放性表征，进而从精神生产的一般规律出发，揭示开放性何以成为延安精神的本质特征之一。

一、奠基与开放：延安精神形成的空间逻辑

延安精神的形成，首先表现为一种在地理空间的开放性选择。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这并非偶然的战略抉择，而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南方转移到西北的重大转折。此后至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后，可视为延安精神的初步形成阶段。在此期间，党政军民克服了各种困难和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逐步巩固并扩大了以延安为中心区域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奠基”过程本身就蕴含着深刻的开放性逻辑。陕北地处西北腹地，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地理上并不具备天然优势，但恰恰是这样一种“边缘”位置，促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思想理论和战略策略上寻求新的生长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任务的提出，正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重大理论创新。1938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确立了反对教条主义、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既为中国革命胜利指明了前进方向，也成为延安精神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从理论来源看，延安精神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为历史文化基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以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为实践基础。这种多重来源决定了延安精神从一开始就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三者结合中熔铸而成的开放性精神体系。

更为关键的是，延安精神形成的空间逻辑并不仅限于地理意义上的“落脚”。中国共产党进驻延安，并非要在陕北一隅偏安，而是以此为根据地，面向全民族抗战的大局。毛泽东1938年3月为抗日军政大学题写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已经昭示了这种立足一隅、面向天下的战略胸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率先通电全国奋起抗战，积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御侮，使延安及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环境趋于好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政治战略上开辟了延安精神的外部开放性维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超越狭隘的阶级视野，在民族大义的前提下与不同政治力量展开合作与对话，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开放性的体现。

二、实践与熔铸：延安精神成长中的开放性举措

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阶段，从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到1945年6月中共七大召开前后。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如果说前一阶段解决了延安精神“从何处来”的定位问题，那么这一阶段则在艰苦卓绝的实践中解决了延安精神“如何生长”的关键问题。而这两个环节都贯穿着强烈的实践开放性。

从外部实践层面来看，大生产运动的核心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表面上看，自力更生似乎与“开放性”相矛盾——在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陕甘宁边区被切断了与外界的大部分物资往来，不得不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生存问题。然而，恰恰是在这种极端困境中，自力更生所蕴含的创造性力量，反而打开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开放性：它不是被动接受外部输入，而是主动创造生存条件；不是封闭自守，而是以自身的生产发展为基础去参与更大格局的革命斗争。1942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所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延安精神的基本概念，肯定这种精神完全是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即态度积极、不怕困难、实事求是、和群众打成一片、注重调查研究等。南泥湾精神作为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内涵，正是这种实践开放性的生动写照——它意味着在任何条件下都不放弃主动作为、积极创造的可能性。

从内在实践层面来看，延安整风运动是延安精神铸造过程中最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取得巨大成效，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深入人心。整风运动的核心要义在于对自身的错误和缺点不遮掩、不回避，愿意以最彻底的自我检视来改造思想、整顿作风。这是一种思想领域的“向内开放”，是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核心的开放性精神活动。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指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这一论述精辟地揭示了延安精神所蕴含的开放性方法：向内敢于自我革命，向外善于民主合作。

最能体现延安精神开放性的实践案例，莫过于其对外交往的独特模式。1944年6月9日，延安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观团一行共21人，其中包括外国记者斯坦因、爱泼斯坦、福尔曼、武道、夏南汉神父、普罗岑科等人以及当时国统区报社的记者。在此之前的1939年至1943年，陕甘宁边区被严密封锁，能来延安的外国友人是很少的，媒体记者要来延安采访更多受限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限制和阻挠。然而，当参观团到来之后，延安交际处组织中外记者参观了边区的机关、学校、工厂和乡村，让他们看到了一个和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毛泽东十分重视这次采访，他认为中外记者的到来打破了多年来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中外记者的眼里，毛泽东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他们向毛泽东提了很多关于时局的问题，毛泽东都坦诚作了回答。美联社记者斯坦因感叹：“在东方我还没有碰见任何能让别人如此访问的人，但是延安的人似乎并不在乎。”

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更是感慨：“从来没有一个共产党社会像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7月到1945年3月这八个月期间那样对美国开放。大批美国人在他们的每一块领土上都进行了旅行，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探索各个方面的情况，在延安和前线每天同共产党领导人和一般工作人员亲密友好地接触并生活在一起。”这一评价来自美国官方人士，其背后折射的正是延安精神中那种不计意识形态成见、敢于向世界展示真实自我的底气和胸襟。

这种开放姿态并非1944年的偶然举措，而是延安时期的一贯做法。事实上，从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开始，从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开始，前前后后已有十几位外国记者来到延安，此外还有1944年受美国政府派遣、专程进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一行18人。他们带着“谁？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疑问来到延安，就是想独立观察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则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坦诚接待回应了这些疑问。延安时期，党对历尽艰辛、不辞劳苦来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国际友人极为重视，其主要表现就是对于每一位来访者都要安排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接待，以表明重视程度与重视规格。

“窑洞外交”的实践，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延安精神开放性的战略维度。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难以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外交活动，但中国共产党自从开始逐渐具备国际视野，关注世界局势的变化，就抛开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以“窑洞外交”突破各种障碍，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相接触，还学会了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种既坚持原则又灵活务实的对外交往之道，将延安精神的开放性从文化姿态提升到了战略能力的层面。正如毛泽东在回答美联社记者斯坦因“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的提问时所言：“权力在人民的信任，当前在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的各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这种自信从容的回答，正是开放胸襟的自然流露，也是政治成熟的有力印证。

三、凝练与提升：延安精神成熟期的开放性特质

延安精神的成熟发展阶段，以1945年4月党的七大召开为主要标志，延续至1948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离开陕北。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并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进一步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三大优良作风进一步彰显。此外，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愚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也成为延安精神在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果。

延安精神的成熟化，不但没有使其走向封闭僵化，反而将其开放性提升到了更高层次。首先，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作为延安精神产生的理论基础和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每一个要素都内含着开放的品质：实事求是要求面向客观实际而不是固守教条，群众路线要求面向人民群众而不是脱离群众，独立自主则要求面对内外环境而善于自主决策而非依赖外力。这三者统一于一个共同的精神气质：不断自我更新、不断吸收养分、不断回应实践。

党的七大本身就是一场具有高度开放性的政治盛会。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而毛泽东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这种“中国化”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狭隘化、封闭化，恰恰相反，它是中国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这一开放的理论体系创新融合的产物。延安精神至此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部自洽的精神体系，但其开放性并未终结。毛泽东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作的闭幕词《愚公移山》，将延安精神的核心价值以简洁有力的方式向全党和人民群众广泛传播。这种“面向大多数人”开放的立场，本身就是一种向最大多数人开放的立场。

美国记者斯诺到延安后，直言看到了一种“东方的魔力”。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立场的观察者的评价，从外部验证了延安精神的开放性和感染力。他们所说的“魔力”，这种理想信念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的影响力，恰恰在于它不是在封闭环境中自我循环的教条，而是在与外部世界对话中不断证明自身合理性的活的精神。斯诺当年在《西行漫记》中记录的那些故事，成为将延安精神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经典媒介。

四、理论升华：延安精神开放性的内在机理

基于上述从历史阶段到实践案例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延安精神的开放性作出理论概括。延安精神的开放性，不是一种理论论断，而是其生成和发展逻辑内在统一的本质特征。

从生成机理来看，延安精神的开放性首先体现为多重来源的交汇融合。它扎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汲取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勤劳勇敢、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学说，回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过程中的现实需求。这种古今贯通、中外融合的生成方式，决定了延安精神从胚胎阶段起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而是一个在多重思想资源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延安精神是一个开放体系，有着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无限可能性。

从发展机理来看，延安精神的开放性体现为“由内而外的双向贯通”。向内的开放性，表现为整风运动所代表的自我革命精神——敢于面对自身的错误和缺点，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思想的革新与升华；向外的开放性，则表现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智慧和“窑洞外交”的战略实践——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以务实合作的精神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这一内外一致、双向贯通的发展逻辑，使延安精神在保持自身纯洁性和先进性的同时，始终保持着与现实世界的互动与对话。

从传播机理来看，延安精神的开放性表现为“思想的广泛转化效应”。从延安窑洞成长起来的数万名热血青年万丈豪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以及除了通过自身的媒介被世人知道的品质和风范，也从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的笔端走向世界，延安精神以文本、影像、口碑等多种媒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广泛的传播效应。他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生命实践，将延安精神传播到全国各地，在更广阔的空间将延安精神再生与创造。“窑洞外交”的故事，“开了人民共和国外交事业的先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抗战环境，也使中共突破了解放区的狭小天地，走向世界斗争的大舞台”。

归根结底，延安精神的开放性是与其“科学性”“大众性”“创新性”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综合特征。科学性要求面向真理，大众性要求面向人民，创新性要求面向未来——这三者共同指向一个开放的精神世界，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思想堡垒。任何革命精神如果丧失了开放性，就只能沦为僵化的教条而失去生命力。延安精神之所以能够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恰恰在于它始终保持着面向人民、面向实践、面向世界的开放品格。

从1935年到1948年，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铸造的延安精神，以其贯穿始终的开放性品格，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革命精神如何生成、发展、成熟的持续焕发新的生命力的生动图景：从理论创新的突破，到实践的锤炼，从自我革命的向内开放到“窑洞外交”的向外拓展，从局部性、地方性的精神萌芽到全民族抗战的战略格局，延安精神的铸造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在开放中生成、在开放中成长、在开放中升华的动态过程。

研究和弘扬延安精神，不仅需要理解其核心内涵，更应该深刻体悟其开放性的精神特质及其方法论意义。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这种以开放的态度传承红色文化、以实事求是的作风推进工作的思路，正是延安精神开放性的当代启示。延安精神的开放性，不只属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更应当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自我革命、对外开放的新的精神动力与智慧源泉。以延安精神的开放性品质照亮前进方向，我们才能真正走好属于新时代的长征路。

参考资料：

1.王纪刚：《第三只眼看延安》（光明日报，2014.9.28.11版）

2.张俊国:“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北京日报，2023.4）

3.徐新荣:《弘扬延安精神，奋进伟大时代》

4.李忠全:《延安精神的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5.刘顿:《延安精神的嘛物史观叙事逻辑》

6.任伟:《浅析延安精神的基本特征》

7.黄磊、黄会奇:《大历史观视域下对延安精神的再认识再思考》

8.顾伯冲:《延安十三年：人民共和国成熟的雏形-外交从窑洞走向国际舞台》

（来源：渭南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作者：崔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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