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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提出和酝酿

  1949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宣布“一边倒”政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苏联建立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重要前提。其实,早在1949年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西柏坡访问中共领导人时,就开始酝酿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了。当时,中共领导人向米高扬提出了当前急迫需要苏联给予的援助问题,特别是提供中共军队最后打败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需的一系列军事物资问题,同时也谈到了苏联对新中国的建立及建国以后提供援助以及双方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关系问题。

  关于苏联对新中国的经济援助,毛泽东在与米高扬的讨论中说:“为缩短过渡时期,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我们认为,只能从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获取这些援助。我们需要总数为3亿美元的3年期(1949—1951年)贷款,每年付1亿美元加利息。我们希望贷款中包括部分设备、石油、其他物品及维持人民币坚挺所需的银子。”【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9,第95页。《斯大林与中国》,第86页。】任弼时则直接向米高扬提出了苏联援助新中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问题。他说:在制定新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中,他们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力争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础。东北应该能够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因而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具体援助方式有:一是苏中经济联合体;二是苏联贷款;三是由苏联办租让企业。任弼时还建议苏联与中国合作开发中国东北的稀有矿藏,如铀、镁、钼和铝等,并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9,第37页。《斯大林与中国》,第80页。】刘少奇还建议苏联帮助建立中国的工业基础,并可以采取这样几种援助方式:一是传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验;二是向中国提供相应的书籍,以及向中国派出各经济部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三是向中国直接提供资金。刘少奇说:“我们认为,苏联、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应该在经济上互相帮助。在苏联的帮助下,当然,如果我们不犯错误,我们将更快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清楚,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在东北恢复一个鞍山公司。因此,我们想早一点知道,苏联究竟能给予我们多大规模的帮助,以供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考虑。”【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9,第44页。《斯大林与中国》,第80—81页。】

  另外,中共领导人还与米高扬探讨了1945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涉及的若干双边关系及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处置问题。毛泽东曾明确表示,当我们强大起来时,我们再签订类似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约。【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9,目录:1,案卷:39,第78—79页。《斯大林与中国》,第82页。】

  很显然,中共领导人在西柏坡向米高扬提出的建议不可能得到明确的答复,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还没有到最后的关头。苏联对中国形势的发展还处于观望的状态。如1949年2月苏联大使馆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这种行动连一贯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美国都认为不合时宜。司徒雷登大使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我们若随着这个完全失去公众支持的政党迁往广州,这就会破坏我们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第225页。】可苏联并不这样想。它的唯一考虑就是不能给美英等国制造借口,以攻击苏联违背雅尔塔协定和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友好同盟条约,从而损害苏联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更何况,当时苏联还在紧锣密鼓地与国民党政府商谈关于建立中苏之间的航空线的协定问题。直到1949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一边倒”政策,随之,中国共产党派刘少奇率代表团访苏,关于建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关系一事才正式提上日程。

  刘少奇率代表团于1949年6月26日抵达莫斯科。27日,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与代表团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其主要内容是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在此之前所提的建议的答复。关于贷款,斯大林说,苏共中央已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提供给中国,平均每年6000万美元,为期5年。斯大林认为,两党之间关于这一问题的协议在历史上尚属首次。签订协议可以用两种方式:一是由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代表签订;二是由苏联政府和现已建立的中国东北政府签订,等到今后建立了全中国的民主联合政府,再通过苏中两国政府间的谈判来签订。关于专家,斯大林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在最近按照你们的要求,派出第一批专家;并说,我们给苏联专家拟定了一个条例,使他们不致得罪中国专家。除此之外,斯大林还答复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些其他方面的要求。最后,斯大林说,我们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你们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全面帮助你们。【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9,第1—7页。《斯大林与中国》,第98—101页。】

  根据与联共(布)中央领导人第一次会谈的情况和斯大林所说的内容,刘少奇就中国的目前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的建立、外交政策和苏中关系等问题于7月4日给联共(布)中央上书了一份报告,以征求苏方意见。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阅读,并做出重要批示。关于中国新政府在国际活动的政策,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与苏联一致。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向各民主党派作了些解释”;关于国民党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和协议,新政府的原则是,“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有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承认和继承,例如联合国宪章、开罗宣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凡是对于中国人民及世界和平民主不利者,我们都准备加以废除。例如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等。另有一些,则准备在加以修改后,予以承认。”【《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4页。】以上内容,斯大林表示赞赏,说报告中所说的几项外交原则是对的,这些原则概括起来就是与各帝国主义国家斗争,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合作,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与各国特别是与苏联及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第11—50页。《斯大林与中国》,第112—113页;又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4页。】

  关于建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问题,报告中说:“苏中两大民族的巩固的友谊,对于两国,对于世界,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特别对于中国的独立和建设,具有决定的意义,中共中央是完全了解这种重要性的。中国共产党必定为增进与巩固两大民族的友谊而不懈地努力。”为建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关系,报告表示愿意继续接受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说这个条约“在过去已给予中国人民很大的帮助,在今后新的中国政府继承这个条约,对于苏中两国人民,特别对于中国人民,将有更伟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继承这个条约”。同时,报告也提出,在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这个条约即须加以处理。有三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由新的中国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二是“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三是“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但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究竟哪一个方式为好?报告表示要听听苏联方面的意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15—16页。】以上问题,斯大林认为报告中提出的处理中苏条约的三个方案都用不着,因为在与毛泽东交换电报中已有过声明,说这个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因此要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再解决这个问题。【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案卷:328,第11—50页。《斯大林与中国》,第114页;《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5页。】

  为建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关系,报告阐明了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关系,认为“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17页。】对于这一点,斯大林表示反对,并说:“一个国家的党服从另一个国家的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是不许可的。”但斯大林赞成刘少奇的另一个提议,即“认为应该密切两党的相互联系,相互派遣适当的政治上的负责代表,以便处理两党有关的问题并增进两党相互的了解。”【《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17页。】当刘少奇将斯大林的意见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却复电刘少奇:“你们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这种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及马兄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先后向马林科夫、斯大林以及联共(布)中央其他负责人作了说明。【《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1页,第25页。】

  除以上所谈问题之外,刘少奇率代表团访苏期间,还与苏联领导人就新中国成立后与苏联之间的教育和文化交流、通讯和交通、经济和贸易往来等问题达成共识。在教育方面,一是由苏联政府为新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才办一专门学校,好像过去的中国劳动大学一样,开始招收一千人以下,内分各系,如工业、商业、银行、法律、教育等系,并分速成班学期一年,普通班学期两年,及正式班学期三—四年;二是由中国派一些各方面的负责工作的同志来苏联作学习性质的短期参观,时间三四个月,一方面亲自参观,一方面听一些讲演和谈话,以提高中国干部学习管理国家与管理经济的知识;三是苏联派各方面的教授到中国去工作,帮助中国培养各方面管理国家的干部;四是由苏联帮助中国训练海军干部。在文化方面,一是通讯社、电影、中苏文化交流协会工作;二是工人、农民、学者相互拜访参观;三是在中国培养俄文人才,在苏联培养中文人才;四是在中国成立俄文图书馆,开设书店,发行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报纸、刊物、书籍和电影,翻译书籍等。通讯和交通方面,主要是通邮、通电、通车、通海运、通航空,由苏联经哈尔滨、沈阳到大连,由沈阳到北平,由北平经库伦至苏联等航空线,组织中苏航空公司,另外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飞机修理厂,培养空军干部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32—33页。】另外,斯大林还主动提出可以从外蒙库伦建筑铁路到中国的张家口和修建陕西经新疆到苏联的输油管道等建议。【《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6页。】在经济贸易方面,除就苏联向新中国贷款3亿美元达成协议外,双方还就中国东北地区与苏联之间的贸易往来问题达成原则协议。

  总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访问和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对苏联的访问,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苏联第一个予以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两个月后,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就正式建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关系问题进行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