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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政治和军事合作中的几个重大事件

  在50年代突出体现中苏在政治领域全面而深入合作的一个重大事件,是1954年苏联主要领导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对中国的访问。陪同赫鲁晓夫访问中国的还有苏联政府重要领导人、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副主席米高扬和什维尔尼克、文化部长福尔采娃、谢列平、《真理报》主编和乌兹别克人民的代表纳斯利金诺娃等。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年来,北京首次接待苏联最高级代表团。这也可说是中苏关系中的一个标志,既标志着中苏两党和两国全面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也标志着两党和两国平等关系的深入发展。据统计,从1950年2月到1957年7月,中苏两国政府缔结和发表的各种条约、协定、宣言、公报等文件,在1954年9月赫鲁晓夫访华前共29件,其中在莫斯科签署或公布的为24件,在北京的仅3件,此外在哈尔滨的有2件;而这次赫鲁晓夫访华后,包括这次缔结的一系列文件,共37件,其中在莫斯科签署或公布的为12件,在北京的为22件,在旅顺口的1件,在乌兰巴托的1件,在莫斯科和北京同时公布的1件。这一现象,“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在与苏联的关系上,中国人民终于获得了‘平等’”【费正清、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不仅如此,赫鲁晓夫这次率团来华除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外,还分别访问了济南、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旅顺、鞍山、长春、哈尔滨和绥芬河等地,加深了苏联代表团对中国的了解。

  关于这次苏联代表团访问中国的政治涵义,赫鲁晓夫后来在他的回忆中做了较好地说明。他指出:“在我们同中国人的会谈中,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保护苏联、保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保护中国的问题。为了保持我们自己的防卫态势,我们必须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发展其工业作出贡献,因此我们作了一些安排,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我们同意给中国人派遣军事专家,给他们运去了大炮、机关枪和其他武器,以加强中国,从而也就是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总之,只要我们的物质条件允许,我们就尽可能满足中国人的要求。”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做?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为了“努力去对付共同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日本虽然已被打败,但仍是潜在的威胁。而现在,一个大得多的威胁则来自美国,它已经在紧靠中国的南朝鲜发动了战争”【《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82—383页。】。

  正是为实现上述政治涵义,赫鲁晓夫率代表团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广泛而认真的会谈。双方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和《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同时就中苏双边关系签署了以下7个协议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决定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1955年5月31日之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

  根据1950年2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与苏联签署的协定,苏联驻旅顺口的军队应当在1952年底之前撤退完毕,后因朝鲜战争的爆发,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邀请,苏联军队延迟撤出。这次赫鲁晓夫来访期间,双方签署协议,规定了苏军最后撤出的期限。赫鲁晓夫指出:“我们就签订旅顺港协议举行了正式会谈。在这件事情上我和中国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说旅顺港是中国领土,我们只有在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在那里保持军队,这是绝对正确的。为了改建旅顺港的防御工事、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这个军港并在那儿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驻军,我们已经花了很多钱。我们在大连也有驻军。”他明确表示,苏联想从旅顺港和大连撤走军队,说“除了刚刚安装的十分昂贵的海岸炮群外,把我们在那儿的一切设施全都移交给中国”。当毛泽东指出,苏联在这个时候从旅顺港和大连撤走是不合适的。他怕美国可能会利用这一行动向中国进攻。赫鲁晓夫回答说:“毛同志,我们怀疑美国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不过,如果我们的部队从旅顺港撤走的话,这些部队还会驻扎在离那里不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所以,假如你们遭到进攻,我们可以前来救援。”毛泽东于是答道:“如果你们认为现在撤走合适,我们就不阻拦了。”最后,双方就“撤走苏军的新协定草案取得了一致意见”【《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83—384页。】。

  赫鲁晓夫这次访问中国期间所做的又一个友好举动是主动提出将1950—1951年创办的4个中苏合营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出售给中国。赫鲁晓夫之所以主动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这四个股份公司是对中国的“剥削”和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曾同中国签订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人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第660—661页。】苏联股份移交后,中苏民用航空公司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接收,其余三个公司分别改名为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和大连造船厂。【《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35页。】

  关于赫鲁晓夫这次出访中国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有一个概括评价。他说:“1954年,我国国庆五周年,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那次接触中感到此人比较灵活。那次谈判结果,他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如将旅顺口和新疆的几个中苏合营公司还给我们,帮助我们修建兰州、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的铁路,给我们贷款五亿卢布,帮助我们兴建15个项目,连同过去斯大林答应的141个项目,共156个项目,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骨干工程。”【吴冷西著:《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在50年代突出体现中苏两国在政治领域进行友好合作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1957年中国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对苏联的访问。陪同毛泽东访苏的有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以及乌兰夫、杨尚昆、胡乔木、陆定一等。苏方也非常重视这次中国代表团的访问。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副主席米高扬等亲自到机场迎接。毛泽东一行访苏期间除与苏联党政领导进行专门会谈之外,还先后参加苏联党和政府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参加莫斯科红场的阅兵典礼;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参加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为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茶会;参加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苏中友协为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团长夫人举行的招待会,宋庆龄在会上发表讲话。除此之外,毛泽东一行在访苏期间还广泛拜会到莫斯科与会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

  通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的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增强了中苏两国领导人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表示了与苏联进一步深入合作的深切愿望。在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成立的初期,就同苏联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的条约。这是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同盟。我们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21—622页。】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28页。】由此,中国领导人觉得与苏联的关系更平等了,因而也更容易合作了。

  针对某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对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有看法,毛泽东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讲话中专门谈了“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其他国家自不必说,即使中国也是为不了首的,因为没有这个资格,主要是经验少,虽有革命的经验,但没有建设的经验,而且中国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却是个小国,半个卫星都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也不听。苏联则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尽管苏联也有错误,但总的来说是正确的。特别重要的是,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所以,毛泽东认为,“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25—628页。】;并说:“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622页。】

  苏联方面对中国代表团的访问总的来说也是满意的。在毛泽东率代表团回国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小型会议上说:“中苏友谊是巩固的,中苏两国、两党团结一致的重要性,中国同志也是了解的。如果说,我们有些什么是你们不喜欢的或者我们对你们的一些东西不喜欢,这是可以谈得来的,因为我们是置身于一个屋顶下的一家人,能够像亲兄弟一样非常友好地相处。”他进一步说:“此次毛泽东同志来到苏联后,在同我们的谈话中,曾谈到对苏共过去一些做法不了解,但他说现在了解了,并对我们的做法表示感谢。我所指的首先是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毕竟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因而它首先会促使我们去批判它。中国同志了解了我们,也支持我们这样做,在这一方面也表现出中国同志的英明。当他们不了解我们这些做法时,表示沉默,不去声张,同时进行研究,采取忍耐的态度,不给敌人以任何空隙和可乘之机。当然,以后我们就相互了解了。”【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正是由于这次访问促使了中苏两国和两党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关系,所以在访问结束以后,在莫斯科不断出现有关中苏关系的各种传说,如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可同华沙条约衔接起来;中苏两国军队在共同有关地区要实行联防,有关地区的高级军事指挥员要互相定期接触,中国将要派出一批高级军事干部来苏学习和实习等。【《出使苏联八年》,第61页。】

  1955年和1957年,彭德怀两次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分别访问华沙条约集团和苏联,是这一时期中苏军事合作关系中的重要活动。华沙条约集团是由苏联发起创立而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对立的军事集团。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为团长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对华沙条约组织的访问本身就是对苏联的支持。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集团会议结束后与彭德怀会晤时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他当时感谢中国对华沙条约的支持,特别是彭能亲自参加,这是中国支持的最有力的表现。他并且提议今后要采取步骤加强华沙条约集团与中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说中苏之间已有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旦形势有新的变化,双方就可执行这一条约,也可以经过这一条约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通过中苏同盟互助条约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措施,也可以考虑把同盟条约加以发展。目前重要的是考虑和研究一些具体合作问题,形式不一定完全和华沙条约一样,可以适合远东和中国的情况,这就可以使美国不敢轻举妄动。

  关于苏联与中国进行军事合作的具体方式,赫鲁晓夫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苏联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和空军,中国需要时随时都可与中国合作。现在就是要研究合作的形式,以便能合法与机动地发挥两国合作力量,保卫远东和平及安全。”【《出使苏联八年》,第10—12页。】另外,他还希望苏联与美、英、法等大国谈判裁军问题上配合苏联的行动。彭德怀当时表示,发展中苏两国同盟互助条约,以加强军事上的合作是好的,也是必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互相配合;赫鲁晓夫提出的这些问题很重要,特别是海军空军合作,加强中国海岸线的防御体系,他将请示中央考虑和研究这些意见。为此,彭提出要求苏联加强对中国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军事新技术的援助。关于裁军问题,彭表示支持苏联的政策,他个人认为中国是会采取配合行动的,因为中国也要裁军,因此在政治上配合苏联分期裁军方案他个人看是可以的。

  彭德怀1957年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主要是要落实他在1955年与赫鲁晓夫会谈时提出的若干军事合作项目,其中主要包括建立中国原子能工业、生产原子武器、原子武器运载工具即生产导弹武器,建立军事航空工业及舰艇建造等。赫鲁晓夫在这次与彭的谈话时基本同意了彭的要求。关于确保中国军事安全的具体问题,赫鲁晓夫与彭德怀商定,由双方有关军事部门协商解决,原则上决定苏在远东的海、空军将同中方合作。【《出使苏联八年》,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