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引言：双锚定史
——21年前两个“生命坐标”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将有两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人口增长逆转，第二件是中国崛起。迈入2026年的门槛，1月6日、1月27日两个重要纪念日赫然提醒人们：这两件最大的事是有关联的。
21年前的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突破13亿，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一件大事；2005年1月，第59届联合国大会举行特别会议，纪念奥斯维辛纳粹集中营解放60周年。同年11月1日，第60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由104个国家共同发起的决议草案，决定将每年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两个时空标记绝非孤立存在。前者承载着“如何以可持续发展守护亿万生命福祉”的中国智慧与实践探索，后者镌刻着“如何以历史警示避免人类浩劫重演”的全球性命题。
生命礼赞与历史警示互为表里，面对“以史为鉴、向光而行”这一永恒的发展课题，我们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四为四谋”的使命担当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
焦煳味和眼泪，从1945年1月27日起，便成了伊万·马尔特努什金一生挥之不去的记忆。作为苏军上尉，他是最早进入奥斯维辛的营救者之一。伊万·马尔特努什金回忆，最初接近集中营时大家曾误以为是德军军事基地，直到看到带刺铁丝网和瞭望塔才意识到原来是集中营。“无处不在的焦煳味”正是德军焚烧尸体的气味，混合着那些腐烂的食物和排泄物味道，许多囚犯因长期营养不良，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躺在潮湿的木板上表情呆滞地流泪。
每年1月27日，当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纪念日钟声敲响之时，闻者无不有“余响绕岩壑，林叶如回惊”之感。那不仅是对600万犹太遇难者的绵绵追思，更是对人类文明防线的沉重叩问。历史学家蒂莫西·斯奈德在其重磅学术著作《血色大地》中指出，大屠杀是多重暴力机制叠加的产物：殖民主义遗存的种族等级观、现代官僚体系的“去人性化”操作、战时资源掠夺的合理化，共同构成了屠杀的温床。奥斯维辛不仅是毒气室与铁丝网，更是整套“区分他者—剥夺权利—物理消灭”的社会技术试验场——当普通职员用公文语言记录死亡列车班次，当医生用优生学为屠杀背书，人性的异化已深入整个社会躯体的毛细血管。
大屠杀并非偶发的历史悲剧，而是极端主义、种族歧视与强权逻辑失控后酿成的系统性“人道灾难”。从1935年《纽伦堡法案》剥夺犹太人公民权，到1938年“水晶之夜”砸碎犹太商铺玻璃，再到1942年万湖会议确定“最终解决方案”，暴力升级始终伴随着社会的默许与适应。
一个残酷真相由此昭然若揭：当文明社会放弃警惕、纵容恶念蔓延，道德底线将如雪崩般坍塌。在21世纪的今天，民粹浪潮、族群对立与霸权行径仍在侵蚀和平根基，唯有从“永不遗忘”的纪念迈向“主动守护”的实践，才能赋予历史记忆以巨大的现实力量。
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在当下仍有新解、仍具警示：剑桥大学2023年研究发现，当代社交媒体算法通过制造“信息茧房”，同样会削弱个体对极端言论的敏感度。历史一再警示我们，恶的实施未必就是狂热的刽子手，更有可能是无数普通人在制度裹挟下放弃独立思考的“毒树之果”。
联合国2024年《全球仇恨言论监测报告》显示，针对少数族裔、难民和性少数群体的网络暴力近五年增长三倍，而民粹政党在欧美多国的支持率也持续攀升。这些现象与大屠杀前的社会征兆形成了可怕呼应：经济危机催生替罪羊叙事，地缘冲突激化身份对立，强权国家以“安全”之名践踏国际法。俄乌战争中布恰事件、马里乌波尔剧院轰炸等对平民的袭击，揭示战争伦理的倒退，而某些国家系统性排斥难民、立法限制少数群体权利的行为，实则是新瓶装旧酒的制度性歧视。
放眼全球，“记忆政治”的扭曲操作更值得警惕。2016年、2018年波兰内阁、下院相继通过法案、法律，将“波兰死亡营”表述定为犯罪，试图切割本国公民在屠杀中的共谋责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出涉台错误言论、部分教科书持续淡化南京大屠杀史实，折射出军国主义复活、历史修正主义抬头的危险倾向。我们铭记历史，是为了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展示守望和平的决心。当然，我们透过那些对历史深刻的反省，看到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心声。德国以“绊脚石项目”将受害者姓名镌刻于街头，匈牙利以“多瑙河岸的铁鞋雕塑”将60双不同款式的铁鞋嵌入多瑙河堤岸，纪念一个个被剥夺生存权利的鲜活生命。这种非官方的纪念方式将历史创伤转化为日常可见的情感共鸣。
中国与大屠杀的记忆勾连，远比想象中现实和深刻。上海档案馆资料显示，二战期间上海共接纳约3万名犹太难民，时任中华民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顶住压力签发数千张“生命签证”。2000年后逐渐被世界公认的这段“东方诺亚方舟”历史，与当下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遥相呼应、一脉相承——在强权霸凌与种族优越论沉渣泛起的今天，中国始终强调文明平等观与共同安全观。
实践层面，中国参与编纂的《南京暴行：一段被遗忘的大屠杀》多语种文献纳入联合国教育项目，推动全球反思极端民族主义危害；2023年在北京举办的“和平与发展”国际论坛上，中国提出主权平等、对话优先、发展赋能“冲突预防”三原则，与西方国家热衷的军事干预形成鲜明对比。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基础设施联通消弭发展鸿沟，从根源上削弱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这种“主动守护”的和平建构，远比空洞的“永不重演”誓言更具现实力量。
当AI技术开始被用于识别仇恨言论的传播模式，当国际刑事法院对战争罪追责机制逐步完善，人类已拥有比1945年更强大的守护工具。但真正的防线始终建筑在人心之上——每个公民对歧视性言论的自觉抵制、每个国家对霸权逻辑的断然抗拒、每种文明对差异性的真诚包容。从上海虹口区的犹太难民纪念馆“犹太难民名单”墙，到波兰奥斯维辛的“劳动使人自由”铁门，跨越时空的钟声仍在回响：守护人性，需要每一代人在自己的战场上坚守防线。
2025年10月的西藏拉孜县，天空湛蓝如洗。一大早，芒普乡秋古村村民平措次仁便身着一袭节日白袍盛装，与妻子一起在拉孜县城杨浦路旁的新家打扫起来。
“这里住得很舒心，在交通、医疗、教育等各方面也有了很大的便利！”平措次仁笑着说。与平措次仁夫妻俩一样喜迁新居的，共有18户村民。新居坐落于海拔4050米的拉孜县城核心区，海拔比从前降低600多米，告别了曾经的高原危地。阳光洒落新居，也照进了村民们的心里。
21年前的2005年1月6日，中国迎来13亿人口日。这个标志性时刻如同一道沉甸甸的“考题”，摆在党和政府面前：如何让占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不仅实现温饱，更能共享发展成果，迈向更高品质的生活？这不仅是规模压力，更是对发展理念、治理能力、资源承载力的全面检验。
21世纪初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世界工厂”地位初显，人口红利被视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正如学者梁建章在《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13亿庞大数字的背后，既是潜在的巨大市场和生产力量，也意味着资源环境紧约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艰巨任务，以及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风险。
中国没有回避，而是展开了一场贯穿至今、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核心的伟大实践，从单纯追求GDP增速，转向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西藏拉孜县芒普乡秋古村的变化，只是一个缩影。通过精准脱贫战略，全国近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在云南怒江峡谷，昔日“溜索过江”的村民搬入安置新村，发展起特色种植；在宁夏西海固，告别苦瘠的人们走上了产业致富路。这不仅是对生存权的保障，更是对发展权的拓展。
人口政策导向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过去侧重数量控制的计划生育政策，到逐步调整完善，直至推出“二孩三孩政策”及“国家生育补贴”等一系列配套支持措施。这既是适应人口发展规律的科学调整，更是对人民群众生育意愿、家庭发展需求的积极主动回应。在浙江杭州，社区“宝宝屋”为年轻家长提供临时托育服务；在四川成都，生育补贴和延长产假等措施旨在减轻家庭负担。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都在努力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地就那么多，人要吃好，粮食丰产丰收是天大的事。”山东东平县的翟远进，一位自学成才的农艺师自2004年担任远程教育管理员后，率先在自家11亩田里试验玉米制种，通过种子包衣、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单产从300公斤提升到450公斤。截至2025年9月，全国农业技术人员已达938,168人，从福建省南平市起源、成形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根于浙江省并逐渐走向全国的“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科技人才为主体，以科技成果为纽带，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全面振兴，赢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价。
与此同时，公共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教育投入占GDP比重连续多年保持在4%以上，义务教育巩固率大幅提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在湖南的一个乡镇中心小学，现代化教学楼、塑胶跑道、多媒体教室一应俱全，与城市学校的差距正在缩小。医疗卫生领域，人均预期寿命从2005年的73岁提高到2024年的79.0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群覆盖全国95%以上人口，构建起世界最大规模的基本医疗保障网。
21年探索实践的“中国答卷”表明，人口发展绝非简单的“数字游戏”，将人的发展置于核心位置体现为三个“必须”：一、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避免使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变为发展的压力。二、必须持续关注并努力破解民生领域的“急难愁盼”，充分意识到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共同富裕仍是艰巨的任务。三、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为了人民福祉。无论是人口政策调整，还是扶贫、教育、医疗等领域投入，抑或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最终评判标准在于是否真正改善了人民生活、是否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3亿人口日已成为历史坐标，其中蕴含的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命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核心课题。让13亿人从“吃饱”迈向“吃好、学好、过好”，从破解绝对贫困到推进共同富裕，从利用人口规模到提升人口素质，这条道路始终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底色。
1935年10月21日清晨，毛泽东登上吴起镇西面的平台山，在一棵梨树下设立了指挥所。8时许，埋伏着的红军向尾随而来的敌人展开猛烈攻击……
众所周知，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时，国民党调集西北军阀马鸿逵和马鸿宾的骑兵团、国民党毛炳文军第八师骑兵团以及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骑兵军第三师骑兵团尾随红军而来，形成夹击合围之势。如果这条“尾巴”甩不掉，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就无法在陕北站住脚，而且也会给当地百姓带来困扰。切“尾巴”战斗是中央红军进入陕北的第一个胜仗，也是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从1935年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到1948年党中央东渡黄河，延安十三年孕育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精髓的延安精神，成为今日中国发展与世界和平事业的“历史基因库”。
延安窑洞的油灯下，蕴藏着中国共产党破解“发展与和平”命题的最初答案。
1941年深秋，南泥湾的荒坡上，三五九旅战士们挥着镢头开垦荒地，汗珠砸在干裂的土地上。旅长王震踩着晨露查看收获的庄稼，刚收获的玉米成捆堆放。这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不仅让陕甘宁边区熬过了封锁困境，更在黄土高原上播下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种子。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句话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延安实践的精神密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当时，边区面临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粮食短缺、物资匮乏，甚至连党中央机关的办公用品都要靠自制。
这样的绝境倒逼出“在困境中探索发展、在动荡中守护和平”的创新实践。在枣园的窑洞里，工作人员用桦树皮制作笔记本，用墨水瓶改造煤油灯；在杨家岭的菜园里，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带头种菜浇水。“把困难当教材”的智慧不仅解决了边区的生存危机，更构建起党群同心的命运共同体。1944年，张思德在炭窑崩塌中牺牲，毛泽东亲自为他题词“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从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挑衅，党中央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内战”的立场。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成事变和平解决，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展现出“以团结促和平”的政治智慧。在动荡中坚守和平、在对抗中寻求合作的理念，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一条重要准则，也为世界和平事业提供了“中国思路”。
延安时期“解决群众温饱、保障民生底线”的理念，已升级为“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系统实践。如今，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14亿多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这正是延安“人民利益至上”理念的新时代答卷。延安时期的“三三制”民主实践，为今日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历史范本。1941年，边区参议会选举中，共产党员、党外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李鼎铭等民主人士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团结各阶层力量”的民主模式，为抗战胜利凝聚了广泛共识。如今，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涵盖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各个环节，从基层社区的“议事厅”到全国人大的“议案提交”、全国政协的“提案办理”，从立法过程中的“开门立法”到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体系日益完善。
延安时期“团结抗战、反对内战”的理念，已升华为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从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到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再到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面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中国坚持多边主义，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这种“以和为贵”的智慧与延安时期“以团结促和平”的政治智慧一脉相承。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延安十三年探索实践所蕴含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务实作风、创新勇气和天下情怀，已然成为深刻影响中国发展路径与对外政策的“历史基因”。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溯源延安初心，不仅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为我们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共创和平发展未来提供了源自东方的智慧与启示。这穿越时空的力量，历久弥新，将继续照亮我们的前行之路。
据不完全统计，延安时期有600多位海外华侨、200多位国际友人到访。即使在那样一个穷乡僻壤，我们党也不是封闭的。而今，当全球面临发展赤字与和平赤字双重挑战，延安十三年这段历史历久弥新，愈发展现出超越时空的价值，为回答人类共同考题提供中国智慧。
著名版画家古元1938年秋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9年考入鲁艺美术系第三期。1940年2月毕业后，被派往延安县川口区碾庄乡实习，担任乡政府文书。他在农民家里吃“派饭”，住在乡政府办公的窑洞里，和当地干部一起工作，和农民们一起劳动。工作劳动之余，他创作了一些识字画片，教乡亲们识字。那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追求的是人类正义、自由、平等且有尊严的人类生活：农民得到土地吃饱饭，能认字；工人有工作，且获得应有的尊严；出身中产阶级的革命者、知识分子，能够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抱负。
埃塞俄比亚学者特沃德惊讶地发现，中国在延安时期推行的“大众化教育”与当前中国在非洲的教育合作项目理念相通：“不是简单移植模式，而是根据当地需求培养人才。”而中国在福建实施的“菌草技术”援助项目，则让巴布亚新几内亚农民德德·阿卜杜拉实现了“点草成金”的梦想：“中国专家教我们用草种蘑菇，不需要大树作培养基，保护了雨林，收入翻了五倍。”
当前，14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全面振兴的有效衔接，证明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同样可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潘查伊坦曾经感慨：“中国不像某些国家那样强加模式，而是分享如何根据自身条件设计发展方案。”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正是延安“以团结破分裂、以包容抗极端”智慧的当代实践。在哈萨克斯坦，中哈物流合作项目让当地青年叶尔兰实现了职业梦想：“这里没有地缘政治博弈，只有实实在在的就业和发展。”在老挝，中老铁路不仅打通了交通脉络，更创造了数万个工作岗位，培养了5000多名铁路技术人才。
“中国方案的核心是用合作共赢替代零和博弈。”法国前总理拉法兰指出，“当一些国家忙于筑墙时，中国在建桥。”这种理念正是对世界大屠杀纪念日“守护和平”诉求的最好回应。正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维塞尔所言：“冷漠永远是敌人的盟友。”中国倡导的全球安全倡议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摆脱安全困境提供了新路径。
当前，全球发展失衡加剧，部分地区冲突再起，强权政治和单边主义抬头。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超过8亿人面临饥饿，数亿人流离失所。极端主义、排外情绪在一些国家蔓延，历史的悲剧并非没有重演的可能。
“我的家人大多死于大屠杀，我毕生都在讲述这段历史，就是希望后人明白：仇恨从微小处滋生，和平需从日常守护。”奥斯维辛幸存者马塞尔·图赫曼生前曾经说。
面对全球性挑战，中国与各国共同应对。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不仅提前实现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还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国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在安全领域，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摊款国和重要出兵国。
“世界需要更多桥梁、更少高墙，更多合作、更少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指出。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延安时期形成的团结包容、自力更生、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当代延续和全球拓展。
历史教训警示我们，忽视“以人为本”的发展逻辑、纵容“强权霸凌”的扩张思维，人类可能再次面临“历史的惩罚”。唯有将“大屠杀的警示”刻在心里、把“发展的初心”扛在肩上，才能共同避免悲剧重演，为人类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从延安窑洞到联合国讲台，从“为人民服务”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实践充分表明：和平与发展不是抽象的命题，而是具体的行动；不是零和的博弈，而是共赢的篇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正如那句刻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墙上的话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或许正是回答所有人类考题的最终答案。
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特说过一句名言：“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诚哉斯言！
英国学者查尔斯·古德哈特和马诺吉·普拉丹在合著的《人口大逆转：老龄化、不平等与通胀》一书的中国版序言中，开头第一句话就作出警示：“人口趋势和全球化对世界尤其是中国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应该得到比当下更多的关注，本书试图纠正这种不平衡。”好在我们有自知之明，从延安十三年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始终没变的，是“四为四谋”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民族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这既是中国答好“发展答卷”的底气，也是中国守护“世界和平”的信心。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1945年到2026年，81年弹指一挥间。从2005年到2026年，21年转瞬即逝。人心若有待，天下诚可期。
纪伯伦曾激情澎湃地吟咏：“爱情是个光明的字，被一只光明的手，写在光明的纸上。”当“爱情”放大为人类之爱、和平之爱，我们站在2026年的历史节点更能明白，如果每个国家、每个社会、每个人都能从这两个重要纪念日中读懂这样一个道理：和平不是“从天而降”的礼物，发展不是“不顾民生”的数字，而坚持做到以史为鉴、以民为本，就一定能让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向着光明前行。
（执笔：董强、闫金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