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君
在延安市桥儿沟，坐落着一座古罗马哥特式天主教堂，尽管历经风雨沧桑，建筑依然保护得非常完好。20世纪初，以西班牙为主的大批西方传教士进入陕北地区活动，1931年，主教易兴化进入延安，短短3年多时间，先后在延安中心街、宝塔区甘谷驿镇和桥儿沟乡建成三座天主教堂，他们利用宗教渗透西方价值观，实施精神侵略。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在边区普遍实行民主改革，使人民群众获得了彻底翻身解放，天主堂因而没了用武之地，走下神坛的传教士无奈相继离开了这里。在革命岁月里，天主堂先后作为中共中央党校和鲁迅艺术学院等机关所在地，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唱响时代旋律的圣殿。
天主堂没有了圣经，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却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一步。1937年王明从苏联回国，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一味教条地推行共产国际指示，发表与中央不一致的言论。王明公然放弃洛川会议确立的独立自主原则，党的路线和决策屡屡受到质疑和挑战，严重影响了党的团结集中统一领导。
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和党如何正确领导抗战，1938年9月，被誉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桥儿沟天主堂召开，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会议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要做些什么工作？我们的目的何在”等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中央领导在发言和讲话中纷纷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的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必须克服“左”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首次鲜明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他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这次会议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健康力量占了上风，经过激烈交锋，驱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迷雾，在使命上走向清醒，使“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从而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和步调，在理论上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实的一步。
天主堂没了神父，在这里，却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六届六中全会系统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对王明在遵义会议之前所奉行的“左”倾错误思想和七年后徒然转为右倾错误，以及在其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对党造成的严重危害和遭受的严重损失有了明确认识，会议清除了党内“阿谀者奖、正言者罚、拉拢私党、别有企图”以及自由主义、风头主义和小组织派别活动的恶劣影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妥善处理了党内分歧，基本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政治、军事和思想路线。
天主堂里没了清规戒律，在这里，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法规，首次明确了党的组织纪律。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原则。张闻天指出“中央集中统一全国党的领导”，“地方党必须严格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决议与决定，不得有任何反对中央的言论与行动”，“地方党应该培养服从中央，尊重中央与信任中央领导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建议“六中全会要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从1937年的4月到1938年底，全国党员由4万人发展到50多万人，革命力量迅速壮大，充分反映了党的抗日主张得到了广泛拥护，是全民族对党的抗日主张认同的标志，但是党的力量壮大，并不意味着战斗力和纯洁性得到提高，党内也渗入不少奸细、投机分子。毛泽东说，过去的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明知故犯的，纪律教育不但在养成一般党员服从纪律的良好作风上，而且在监督党的领袖，使之服从纪律。鉴于在长征途中，张国焘另立中央，放弃改正错误的机会，脱离革命，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革命纪律，造成了极其恶劣影响，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党内法规，强调要把纪律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一课”，对各级党委行使权力，领导成员与领导集体，成员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促进党的团结统一，提高战斗力发挥了重大历史影响。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又先后作出了关于党性的决定，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决定，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规定。
天主堂内没了唱诗班，在这里，却奏出了时代最强劲的旋律。1938年4月10日，由毛泽东、吴玉章、周扬等人倡导并发起成立我党第一所综合性艺术教育机构——鲁迅艺术学院，在《创立缘起》中宣告：“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对于抗战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刻不容缓的工作。”毛泽东亲自到鲁艺给师生作报告，指出：“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并题写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鲁艺校训。
鲁艺从成立起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教学与抗战相结合、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讲授与实习相结合的原则。强调教以致用、学以致用，制定了具有短训性质的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学员在校学习3个月、前方实习3个月、返校再读3个月，被称为“三三制”教学模式，并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鲁艺设有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和文学系。
戏剧系拥有集话剧、歌剧、平剧等综合表演为一体的实验剧团，开创了艺术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新模式。1939年毛泽东与戏剧系主任张庚谈话时说：“延安也可以上演一点国统区名作家的作品嘛，《日出》就可以演，这个戏应该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随后，鲁艺快速成立剧组，昼夜进行排演，1940年元旦，《日出》上演，《新中华》报道：“《日出》公演八天，观众将近万人。”为纪念抗战一周年，戏剧系创作的《农村曲》，是延安舞台上第一部大型歌剧，讲述了一位农村妇女凤姑，动员失散而归的丈夫和哥哥参军革命，她和嫂子及乡邻们积极缝制衣物支援前线，该剧一经上演，就轰动了延安，感染了无数青年报名上前线参加抗日。
美术系设有研究室、美术工厂，集教育、研究、制作、社会实践于一体。他们创作的漫画构图生动幽默，简单明了，揭露战争，呼吁和平，批评落后，成为报纸杂志、街头墙报宣传阵地的主要内容。1942年2月，蔡若虹、华君武、张谔举办漫画展览，作品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和缺点进行讽刺批评，毛泽东观看后建议“漫画要发展”。为推进敌后抗日根据地美术事业的发展，鲁艺抽调胡一川、彦涵、罗工柳、邹雅等人组成“木刻工作团”，开赴抗日前线从事木刻运动。刘岘曾留学日本，尤其擅长木刻，在鲁艺美术系任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抗战版画作品，毛泽东对其记录抗日战斗、讴歌民主根据地人民生产生活的作品大加赞赏。1940年，胡蛮在延安鲁艺撰写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美术史论《中国美术史》。
文学系先后由周扬、沙汀、何其芳、严文井、舒群等任教，1940年5月茅盾来到延安，毛泽东对茅盾说：“鲁艺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茅盾说：“当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倒是可以的，因为我也是搞文学的。”茅盾在鲁艺的土窑洞里，凭借一本《中国文学史》和博闻强记，边写边讲，给学员讲授文学课，创作完成了《市民文学概论》，回到重庆后，他以延安的感受为背景，先后发表了《白杨礼赞》《风景谈》《记“鲁迅艺术文学院”》等脍炙人口的名篇，在国统区引起了强烈反响。狂飙诗人柯仲平创作长诗《边区自卫军》，听过朗诵后，毛泽东紧紧握着诗人的手说：“很好！抗战的，民族的，大众的，民歌的，稿子让我拿回去看看可以吗？”文学系创作了大量揭露日寇侵略罪行，讴歌抗日军民的报告文学、小说、诗歌、散文，在国内外报刊上传播，为动员民众团结抗日发挥了极大作用。
音乐系成立民歌研究会，由吕骥任会长，其宗旨是加强民歌搜集整理，促进民间音乐研究，以建设中国新音乐。3年多时间他们采集民歌2000余首，创作的《公祭刘志丹》曲谱，所用曲子均为绥德、米脂民间哀乐改编，后被确定为《哀乐》。音乐家安波的许多作品是从民歌中充分汲取营养，他创作的《拥军花鼓》选用的就是陕北民歌《打黄羊调》，既有陕北花鼓和民歌的元素，又注入了拥军爱民的鲜活内容。秧歌剧《兄妹开荒》观看的群众人山人海，成为一部经典代表作品，鲁艺用本土艺术全然凝聚起一幅大众的文艺景象。
鲁艺的师生来自四面八方，在学校成立之初曾精心编排上演了一场大型歌剧，当他们问延安的老百姓好不好时，老百姓说好是好，就是听不懂，男的唱歌就像陕北的驴叫，女的唱歌就像家里的猫叫。这说明当时的文艺有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倾向。毛泽东先后走访或约谈了20余位知名作家、艺术家，征询他们的意见，了解文艺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基本倾向，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1942年5月2日在杨家岭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在《引言》中风趣地说：“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地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5月23日召开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围绕文艺事业与革命事业的关系、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文艺创作与生活源泉的关系等八个方面的问题展开演讲，形成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从延安传到各抗日根据地，从解放区到国统区，对革命文艺的蓬勃兴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讲话》精神指引下，鲁艺师生和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搜集采集民歌，推出了一批以《东方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歌、新民谣，正是以鲁艺为代表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使陕北民歌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走向世界。鲁艺为“七大”献演的《白毛女》，当背景音乐响起“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高潮迭起，在延安演出30多场，座无虚席、万人空巷，有人说：“《白毛女》唱出了一个新中国。”
延安和边区的美术工作者不断融入群众，展现了强劲的创作力，作品更加富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彦涵创作的版画《当敌人搜山的时候》是延安时期战争题材的代表作，表现了血肉般的军民关系和同仇敌忾的战斗氛围。年轻的鲁艺人在残酷的战争中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走出了200多名大师级人物，他们拿起笔杆子，为抗战书写绚丽篇章，拿起枪杆子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大批鲁艺学员为民族解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用鲜血践行革命文艺战士的坚强信念，以朝气蓬勃、激情四射的创作热情创造了抗战文艺的辉煌。
党中央在延安这片神奇的土地，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审视现实问题，审时度势、扭转乾坤，砸碎了神父们以上帝名义愚弄百姓的梦想，人民群众得到了彻底翻身解放，实现了真正当家做主的愿望，人间正道是沧桑，天翻覆地慨而慷，天主堂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豪迈气概，见证了革命文艺蓬勃兴起的历史进程，也见证了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