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萍 王云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重要论断，是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又一次理论创新，意味着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植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大地上，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激发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深深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成就。从救亡图存到革命建设，再到新时代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能够清晰地看出“第二个结合”是如何从革命性叙事升华到文明性传承的内在逻辑机理。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指出：“‘第二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文化基因，指明了开辟未来理论创新和文明发展的根本路径，为新时代的理论研究开辟了全新的学术视野与领域。
一、“第二个结合”的逻辑起点：革命叙事性的形成与主导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是时代的主题。此时，“第二个结合”虽未作为独立的理论命题被提出，但我们党已深刻认识到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地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以实现文明的延续。这一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主要呈现出一种在批判中利用的辩证特征，其叙事基调是鲜明且强烈的革命性，并且以一种服务于革命目标的功用性方式初步体现。
（一）救亡图存背景下“破旧立新”的历史必然性。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社会性质导致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警示全体中国人必须找出一条路去破除这种社会性质。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带来点亮这条路的明灯，马克思主义对旧制度的彻底批判精神，与中国人民要求彻底改变自身命运的迫切愿望高度契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结合民族的自身特色用马克思主义去“破旧立新”，打破封建纲常礼教的思想枷锁，为革命扫清障碍。
（二）阶级斗争与中华民族独立叙事的价值取向。在救亡图存的历史背景下，价值取向表现为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内核，以民族独立叙事为外显的双重叙事结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阶段推进“结合”的途径，为此也深刻影响了早期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方式。传统文化为不同时期的阶级服务，那些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思想观念，如三纲五常、君权神授等思想，因其服务于地主阶级的统治所以被革命阶级破除；而那些反映劳动人民诉求、体现反抗精神的文化元素，则被选择性吸收和改造。然而，单纯的阶级斗争叙事在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时显露出其局限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阶级斗争根本立场的同时，将民族独立叙事提升到战略高度，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那些能够彰显民族气节的文化符号，应当重新阐释并大力弘扬。这种双重叙事结构的价值取向，使“第二个结合”在革命阶段呈现出独特的历史形态。
（三）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改造的功用性。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所进行的批判性改造，具有鲜明的功用性特征，即如何在保持民族性的基础上，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来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以此寻求解放中国的光明大道。毛泽东撰写《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著作，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更在实践层面构建出一套契合国情、富于民族特色的军事思想体系。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文化融合尚未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却在实际层面打通了传统文化与革命话语的衔接路径。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改造，既是“第二个结合”在起始阶段的必然特征，也为其在建设时期的深化发展预留了空间。当革命任务完成，建设任务提上日程，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就必然要超越单纯功用性的局限，向着更具整体性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
二、“第二个结合”的逻辑演进：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变与探索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实现历史性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传统文化不再被简单视为批判对象，而是作为蕴含宝贵智慧的“优秀遗产”被重新发现与运用，实践中呈现出从自发探索向初步自觉推进的过渡性特征，其内在逻辑在调整中演进，加快促进“第二个结合”的历史进程。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的叙事重心转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实现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转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改革开放后历史发展的主线，这一中心任务的战略性转移，不仅仅是经济政策的调整，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运动，随之必然要求发展相适应的思想文化。中国的经济体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曾经在相对贫困的社会环境中，传统文化内容会被简单归为落后的象征，但随着经济实力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极大的提升。人民群众不再以弱者或发展中国家的焦虑心态去看待自身传统，而转变成更加自信和理性的态度体会中华文明的深层价值。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最有实力的支撑，也能更好服务于文化更高质量的发展，这就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心理条件和现实需求。
（二）传统文化作为“优秀遗产”的重新发现与运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由批判性改造过渡到发掘“优秀遗产”的文化意蕴。对“优秀遗产”的运用要遵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这一原则被时代赋予新的价值，糟粕不再单一指封建迷信和等级压迫，现如今也包括那些与市场经济和人格平等相悖的内容。而精华的界定范围大大扩展，凡是有助于坚定马克思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容都被纳入其中，使中华传统文化从笼统的“遗产”变成了具有明确时代价值的“优秀遗产”。“优秀遗产”的重新发现和运用为“第二个结合”的出现提供了文化范本。
（三）第二个结合在实践探索中从自发走向初步自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促进“第二个结合”提出前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探索，使其经历了从“自发”走向“初步自觉”的演进过程，使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得到了清晰而深刻地体现。
三、“第二个结合”的逻辑升华：文明传承性的确立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第二个结合”作为一个独立命题正式提出，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实现了历史性的逻辑升华。这一升华不仅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达到新高度，更在文明传承与创新的视野中，让中华传统文明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使“第二个结合”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遵循。
（一）“守正创新”成为理论发展的主体性自觉。首先，“守正创新”四字中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哲学智慧。“守”既有坚持、保持之意，也有坚不可摧、持之以恒的意涵。“正”有多义，既指正道、不偏，也引申出真理、科学以及正确的经验或做法之意。“创”有开创、创造、开拓、发掘之意，通常指发明制造出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新”有原创、不俗、新颖之义。“守正”意味着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这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再是处于被审视的地位，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二者在地位上是并重的，在关系上是互相依存、互相成就的。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根脉”的战略高度，是前所未有的理论突破和文化自觉。“创新”，则意味着守正而不守旧，不是简简单单追溯过去，也不是要用传统文化硬套马克思主义，而是要通过二者的深度结合，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最终产生“化学反应”，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因此，守正创新贯穿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自觉思考和解答的问题，使得“第二个结合”能更好地进行文明性传承。
（二）以文化繁荣兴盛为重要目标，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建设新时代中华文明，以文化繁荣兴盛为重要目标，推动构建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内涵的深刻理解，更是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远思考。这一进程是历史、动态、多元的运动，也应当与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紧密相连、同频共振。“十五五”时期，正是将理论化为实践的关键五年，它要求中国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文化传承创新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统一。当然，文化繁荣兴盛的重要指标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注入了灵魂与根基，传统文化不再被视为静态的遗产，而是看作可以与现代社会结构和发展逻辑相契合的宝贵资源。这一新形态，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精神支撑，也为人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因此，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道路上不断推进并得以实现的。
（宋萍：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王云芳：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