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 俭 李 娜
当StableDiffusion模型以秒速生成媲美人类画师的作品时，技术加速主义正编织着“劳动消亡”的现代神话。而在算法画笔挥舞的每一道数字痕迹中，都凝结着被遮蔽的“数字纺织工”的血汗劳动。马克思预言的机器体系吸收活劳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获得新形态。我们需要以政治经济学为解剖刀，穿透技术黑箱的认知迷雾，在“劳动形态异化—价值分配失衡—治理体系重构”的三重维度中，揭示数字泰勒主义如何将人类认知转化为可剥削的数据单元，并探寻人本主义复归的现实路径。
祛魅与重构：AI绘画技术神话的批判性解码
当前，关于AI绘画的“无人工厂”叙事，实质上构建了一个双重遮蔽的技术神话。这种叙事策略将复杂的劳动价值生产过程简化为“指令—生成”的线性模型，通过技术景观的符号化呈现，遮蔽了其背后的劳动要素网络。从技术哲学视角审视，这种遮蔽并非技术进化的必然产物，而是资本主导下技术异化的典型症候。
解构AI绘画的“自动化”幻象，需要穿透技术表象，揭示其劳动支撑体系的三重维度：首先是数据劳动层。以StableDiffusion使用的LAION-5B数据集为例，其构建涉及超过50亿图像数据的采集、清洗与标注。这些基础性劳动主要由平台经济中的“数字零工”完成，其劳动过程呈现碎片化、原子化特征。研究显示，构建一个通用型AI绘画模型需要约2.3万小时的标注劳动。其次是算法劳动层。工程师团队需要持续进行模型训练与参数优化。以MidjourneyV5的迭代为例，其研发过程中涉及超过300次重大参数调整，每次调整都需要跨学科团队进行复杂的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具有高度专业化的技术门槛，形成新的劳动分工体系。最后是用户劳动层。终端用户的指令调试本质上是劳动价值的再生产过程。通过海量用户的试错反馈，系统不断强化其生成能力。据测算，普通用户平均需要进行17次指令修正才能获得理想输出，这种“人机协同劳动”构成了模型进化的核心动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活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论断，在数字时代展现出新的理论活力。AI绘画系统作为“死劳动”的聚合体，其价值创造能力始终依存于人类活劳动的持续投入。这种依存关系呈现双重特征：纵向维度上，劳动价值沿着“数据采集—模型训练—指令优化”的时间链条持续积累；横向维度上，全球劳动分工形成空间维度的价值叠加。技术神话的祛魅过程，本质上是对这种时空交织的劳动价值网络的再发现。
值得警惕的是，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技术黑箱化策略，将劳动价值转移机制隐匿于算法架构之中。平台运营商通过所有权垄断，将分布式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中心化攫取。这种新型剥削形式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劳动过程被分解为微任务（micro-task），劳动者被异化为“数据要素”，价值创造主体与收益分配主体的分离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当我们将分析镜头从技术表象转向生产关系层面，会发现所谓的“无人工厂”实质是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的完美隐喻。技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导致劳动主体性的双重消解：一方面，专业工程师的创造性劳动被简化为参数调整的机械过程。另一方面，终端用户的审美活动异化为指令调试的技术操作。这种异化机制最终服务于资本增值的逻辑。
这种技术异化现象印证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当技术体系与资本逻辑深度共谋，其解放潜力可能转化为新的统治工具。AI绘画领域展现的技术民主化表象，实质上掩盖了更深层次的劳动支配关系。破解这种困局，需要构建新的价值评估体系和劳动权益保障机制，这正是数字时代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价值重构：数字劳动的范式转换与正义突围
2023年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AI文生图著作权第一案”具有标志性意义。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提示词组合体现人类智力投入，其调试过程构成独创性劳动。这从司法层面确认了马克思“活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论断的当代有效性。到目前为止，任何AI绘画模型，其训练依赖的数据集，都需要完成数十亿张甚至更多图像的人工筛选与标注，这些“数字纺织工”的隐性劳动，构成了AI绘画价值生成的物质基础。
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曾指出：“自动化系统实质是物化劳动的巨型存储器。”AI绘画看似瞬间生成的作品，实则是工程师、标注员、用户等“总体工人”劳动的时间结晶。OpenAI披露，DALL·E3的研发累计消耗230万GPU小时，相当于1150名工程师全年劳动量。这种劳动时间的空间压缩与价值释放，构成数字时代劳动对象化的新形态。
数字资本主义催生了劳动形态的三重异化：一是劳动对象的数据化。据国际劳工组织2024报告，肯尼亚数据标注园区工人日均处理9000张图像，时薪不足2.9美元，其脑力劳动被降维为“像素处理流水线”。二是劳动过程的碎片化。亚马逊众包平台将AI训练任务拆解为0.01美元/个的微工作，形成全球化的“数字血汗工厂”。三是劳动成果的异化。据斯坦福《2024AI指数报告》，Midjourney用户平均需16次指令调试才能获得理想输出，这些“提示工程”劳动却通过用户协议被平台无偿占有。这种异化机制印证了意大利自治学派的判断：当劳动被分解为可计算的数据单元，“认知资本主义”便完成了对劳动者主体性的彻底剥夺。
由于分配正义遭遇困境，平台资本在数字圈地运动中捕获价值。平台资本通过三重架构完成剩余价值的隐秘转移：一是技术黑箱：将完整劳动解构为不可溯源的微任务，如StabilityAI通过分布式标注系统，使单个工人贡献度无法计量。二是法律屏障：据中国信通院2023年调研，78%的AI绘画平台在用户协议中规定作品版权归属企业。三是市场垄断：据麦肯锡《2024数字劳动力报告》，头部平台收取高达45%的交易分成，而数据劳动者报酬仅占价值链条的0.7%。这种“数字封建制”导致严重的价值错配：某AI画作在佳士得拍得43万美元，但参与模型训练的菲律宾标注团队总计仅获酬劳920美元，剥削率达1:467，远超19世纪曼彻斯特纺织工厂的1:40比率。
破解困局需要三重制度创新：一重为确权机制革新。参照北京互联网法院在“AI模型侵权案”中的裁判思路，建立“贡献度追溯”制度，将数据标注、指令调试等劳动纳入著作权法保护范畴。二重为分配体系重构。中国“东数西算”工程在宁夏中卫试点“数据劳动报酬基金”，要求平台将15%利润用于改善标注员福利。三重为全球治理协同。联合国《数字经济原则》草案提出“数字杜尚计划”，倡导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劳动贡献的可视化确权。
正如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一文中警示的，必须建立“交往理性”对“技术理性”的制衡机制。在AI绘画领域，这意味着要将劳动价值的计量权、分配权从算法黑箱中解放出来，重建“人本主义”的数字生产关系。
治理重构：数字文明的人本主义转向
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实践提供了技术治理的范式样本。该法案第13条明确要求高风险AI系统必须“保持技术可追溯性，确保人类可理解其决策逻辑”。这为破解“技术黑箱”提供了制度启示：通过开源社区推动可解释AI发展，如StabilityAI公开其训练数据溯源工具，使每幅AI画作可追溯至具体标注员。这种透明化治理机制，使原本隐匿的“算法泰勒主义”（日均处理9200张图像的菲律宾标注工）重新进入价值分配视野。
这就需要制度重建，推进数字生产关系的契约革命。当前，全球正经历着劳动确权范式的三重突破。分别是：贡献度计量——深圳数据交易所试行“数据要素登记制”，将标注员工作量转化为可交易的数字资产；收益分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成式AI伦理建议》要求平台提取15%利润建立数据劳动者补偿基金；跨境协同——RCEP数字经济专章引入“数字劳动护照”，通过区块链记录跨国劳动者的贡献轨迹。这些实践正在重塑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契约的文明形态”。
AI绘画领域的人本主义开始觉醒。2023年威尼斯双年展设立的“人机共生”展区具有象征意义。参展的87件AI艺术作品中，63件明确标注了人类贡献矩阵，包括提示词工程师、数据清洗员等新型创作者身份。这种文化自觉印证了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技术的本质绝非技术性存在”，当人类将AI绘画视为“存在之镜”而非“存在之敌”，便开启了数字人文主义的救赎之路。
破解数字劳动异化需通过系统再造，构建数字时代的“三元治理”。在技术治理层面，建立算法影响评估制度，如中国网信办《生成式AI服务管理办法》要求平台定期披露劳动投入占比；在经济治理层面，完善数字劳动要素市场，参照浙江“数据要素交易中心”模式，将标注劳动量纳入GDP核算体系；在文化治理层面，倡导“慢科技”运动，如德国包豪斯数字实验室发起的“24小时生成挑战”，强调人类审美的不可替代性。
当AI绘画作品在佳士得拍出新高时，我们需要清醒认知：43万美元的落槌价中，凝结着菲律宾标注员0.002美元的时薪、工程师凌晨三点的参数调试、艺术家数百次的提示词迭代。这不是技术奇点的胜利，而是数字时代劳动异化的反映。国际劳工组织《2024年世界就业报告》警示：全球数字劳动者中仅12%享有社会保障。这提醒我们，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预言的“一般智力”异化正在成为现实：当人类智力转化为算法模型，劳动反而沦为资本的附庸。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重构“技术—劳动—价值”的认知坐标系。正如控制论先驱维纳所言：“我们可以是机器的主人，也容易成为它的奴隶。”在AI绘画领域，这意味着必须建立三重保障：劳动贡献的可视化、价值分配的正义性、人类主体性的不可让渡。唯有如此，数字文明的“无人工厂”才能真正转型为“全景劳动剧场”，让每个贡献者都在价值之光中显影。
（作者：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