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 裴文庆
延安时期党的廉政建设，引领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以及革命和建设道路选择现实挑战时，团结各方力量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一场又一场胜利，成为当时以党的自我革命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一、延安时期党的廉政建设
（一）坚定正确政治方向，使全党团结“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政治纪律是党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并指出要“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深入揭发和批判“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的严重错误，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1937年4月6日鉴于张国焘在《我的错误》声明书中“表示以后绝对忠实于中央的路线”，中共中央决定再一次给他认错改错的机会，没有在组织上作结论，并建议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但是张国焘阳奉阴违、玩“两面派”，于1938年清明节趁前往黄帝陵祭祀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叛党当了国民党特务，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其党籍。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巩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为争取实现新的历史时期的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1942年至1945年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使全党执行“四个服从”组织纪律要求。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强调巩固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扩大党内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强调党的纪律的重要性，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
纠正抗战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为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1937年11月29日，当时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在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重点对洛川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政策提出批评，认为“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认为抗战条件下“不应空喊领导权，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会后，中共中央仍按照原来方针进行工作；王明被分配到武汉负责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王明到武汉后，把十二月会议精神写成文章擅自发表，又在1937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将自己错误主张写成文章擅自公开发表。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没有认真执行中央的部署，没有组织力量向华中敌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开展工作。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第一次完整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原则，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延安整风运动进一步破除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思想政治基础。
（三）坚持“建立廉洁政府”施政纲领，以重典治贪警示党员干部做廉洁模范。1937年8月，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伊始，中共中央在延安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提出“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的主张，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建立廉洁政府的施政纲领。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就区党委之下设监察委员会的要求、职权、委员选任等作了明确规定。1940年中央通过《关于地方党及军队中党务委员会工作决定》规定了党务委员会处理党员的程序性要求、被处分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等内容。
行政监察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建立和完善廉洁政府与惩治腐败方面的法规建设。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具有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将“厉行廉洁政治”列入其中，并指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规定各级政府审计处、惩戒委员会、巡视团分别履行财经监察、公务员惩戒、政府巡察等行政监察职责。1938年8月15日先期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于1939年正式颁布，1943年正式制定颁布《惩治贪污条例》，规定了以贪污论罪的10种情形和5个档次的具体惩处标准，最严重的是“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如1941年，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肖玉璧，因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3050元被处以死刑。据统计，“仅1937年到1938年两年间，边区政府司法部门查处公务人员贪腐案件180起，1939年查处贪污案360起，1940年查处贪污案644件，1941年查处贪污案153起”。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陕甘宁边区反对贪污腐败斗争收到显著成效，整个边区社会风气趋好，边区政府成为廉洁勤俭政治模范区。
（四）坚持“只见公仆不见官”理念，使党员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写进党章。在延安的13年，中国共产党践行这一根本宗旨，强调共产党“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求党的干部“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和崭新气象。
在军队管理方面，军队订立拥政爱民条约，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常关心和帮助群众生产和生活。在开展大生产运动方面，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经常用休息时间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还曾被评为“纺线能手”。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同千余名官兵一起为因执行烧炭任务而牺牲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召开追悼会，作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4年秋，习仲勋在绥德地区召开司法会议，在《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讲话中提出“一、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二、不当‘官’和‘老爷’。三、走出‘衙门’，深入乡村”的工作要求。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以至于1940年5月爱国侨领陈嘉庚访问延安后，断定“国民党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五）坚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使政府“不敢松懈”“不会人亡政息”。“窑洞对”是指1945年7月毛泽东和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次著名会谈。面对延安时期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率，毛泽东给出了答案，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1941年5月1日颁布实施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边区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必须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把持包办，独断专行”。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出的18名委员中，有7名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以党外人士白文焕替补。党外人士李鼎铭被选为边区副主席。毛泽东还在此次参议会演说中强调：“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讲到，把所有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都“看成一家人”，“互相信任，互相亲爱”“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1944年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在《陕甘宁边区三三制的经验及其应该纠正的偏向》《关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筹备问题》中提出完善“三三制”的意见和建议，强调完善民主政治，发扬民主作风，强调面对非党参议员对于政府工作的批评和讨论应该采取欢迎的态度。实现“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的民主，完善民主监督机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
二、对当前纪检监察工作实践的启示
（一）政治方向：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自我革命。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精神的精髓，旗帜鲜明讲政治、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治乱兴衰跳出历史周期率“一体两面”的两个答案。当前做好纪检监察工作，首要的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自我革命。
在纪检监察工作实践中，一是强化理论武装头脑。进一步完善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教育长效机制，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进一步强化个人理论学习，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在感悟党百余年自身建设的艰辛历程、感受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忧思与深思、感知党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智慧中，坚定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二是推进“路线图”“施工表”落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既有认识论，也有方法论，既有宏观战略安排，也有细化工作部署，为我们绘制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路线图”和“施工表”。结合具体工作实践，要将“路线图”和“施工表”细化为具体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三是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把党中央决策部署与本部门、本单位、本行业、本领域实际紧密结合，同时结合党委中心工作任务精准、合理选择监督重点，建立健全监督台账，健全任务分工、督办落实、跟踪问效、监督问责等全链条贯彻落实机制，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督促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展现赤胆忠诚，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地见效。
（二）制度建设：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健全反腐败法规制度。延安时期，党的监察制度与边区政府行政监察制度的建立与运行，为我们当下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当前做好纪检监察工作，要继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
在纪检监察工作实践中，一是继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在现有党章党规党纪基础上，一方面，围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完善基础性法规制度，健全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配套制度。另一方面，加强与监察法、政务处分法、职务犯罪法律条文等之间法律关系的研究，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衔接制度机制，不断完善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二是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以拓展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的监督格局为重点，积极探索和形成以党内监督带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有机融合的制度机制，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程序契合、工作融合。三是加强公职人员廉政激励制度机制建设，完善容错纠错、澄清正名、“三个区分开来”、奖惩激励等制度机制，为干部撑腰鼓劲，让组织成为干部的坚强后盾。
（三）执纪执法：推进纪检监察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深化纪法双施双守。《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条例》的运行，使我们党的反腐败工作在延安时期步入正轨，为之后全面开展反腐败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当前做好纪检监察工作，要重点推进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兼顾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将纪法贯通、法法衔接的要求落到实处。
在纪检监察工作实践中，首先，严格执行监督执纪执法相关规范。要按照相关管理制度，规范“走读式”谈话室管理、留置场所管理、措施使用管理、涉案财务管理、案件处置流程管理、审查调查安全管理以及纪检监察文书管理、统计管理、信息化管理等，提高管理规范化水平。其次，按照法律法规的标准和要求，严格落实纪法贯通、法法衔接要求。要强化纪检监察内部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加强与本单位外部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要强化与上级纪检监察机关之间的汇报沟通，加强与公安、检察、审判等执法、司法机关之间工作的交流与衔接。要增强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把法治思维贯穿到纪检监察工作的全过程，落实到监督执纪、审查调查的各项工作中，按规定严格落实审批程序、移送程序，严格依规依纪依法收集、固定、审查各种证据材料，提高法治化水平，防止发生职责不清、配合不当、衔接不畅、证据不足或过度取证的情形。最后，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约束。要进一步厘清纪法边界，正确运用好纪法“两把尺子”，坚持纪严于法、纪法分开，不能相互混同、相互替代。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不能逾越规定限度，避免主观臆断，要严格依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保证审查调查结果合理合法。
（四）党员之家：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强化严管厚爱。在1942年春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当前做好纪检监察工作，务必积极践行“纪委也是党员之家”的理念，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原则，贯通融合纪法情理，做实做细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消除怨气、化解戾气、弘扬正气。
在纪检监察工作实践中，一是抓早抓小“治未病”。强化“治未病”理念，在“未犯病”和出现“轻症”时，常态化通过座谈，召开、参加或者列席会议，谈心谈话等多种形式做深日常监督、开展警示教育、做好廉政提醒，适时“咬耳扯袖”，避免“未病”变“已病”、“轻症”变“重疾”，让“纪委也是党员之家”的理念深入人心。二是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精准执纪执法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精准执纪执法，准确认定行为性质，区别不同情况，做到不畸轻不畸重、恰如其分进行处理。耐心做好释纪释法、解疑解惑等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消除怨气、化解戾气，将“针对我”的思想扭转为“帮扶你”的理念，致力于警醒人、挽救人、温暖人。三是落实好“三个区分开来”要求。坚持严管厚爱结合、激励约束并重，认真落实上级“三个区分开来”内部指导性意见和联合组织部门出台的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具体措施，加强信访举报、问题线索等的精准研判，建立健全和有效执行查处诬告陷害、澄清正名、容错纠错、回访教育等工作机制，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让党员、干部从“想干事怕犯错”“想服务怕被误解”的困惑困扰中解脱出来，促进他们廉而有为、勤勉敬业，推动形成敢为敢闯敢干敢首创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