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复杂国际形势下，回顾延安时期国际传播以“事实胜于雄辩”为方法论，借助面对面访谈、著作翻译、外语播音等多元化的路径，特别是毛泽东同志通过与西方记者、民主人士、美军观察组等的深入交流，成功打破了“新闻封锁墙”的历史经验，对新时代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提供了历史智慧和重要借鉴。
一、破壁与突围：从“信息孤岛”到世界瞩目的“延安灯塔”
延安时期，在沟壑纵横、交通闭塞的边区，中国共产党人身处信息孤岛，长期面临着国民党当局构筑的新闻封锁堡垒。中国共产党人主动打开窑洞大门，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生动的政党形象。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封锁到达陕北延安。在窑洞里，毛泽东与斯诺作了深刻而坦率的交流。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着对毛泽东的初始印象：“他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象林肯的人物……我在一霎那间所得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斯诺在书中预言毛泽东可能成为“非常伟大的人物”。
此外，斯诺还详细记录了红军长征史诗般的壮举，描写了抗日根据地民众的社会生活，甚至对中共信仰体系进行阐释。斯诺不仅以“第三方视角”打破新闻封锁，更将众多富有冒险精神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国际友人、民主人士引向了延安。某种程度上，斯诺的报道为9年之后黄炎培等民主人士访问延安提供了认知铺垫与信任基础，使黄炎培敢于带着“历史周期率”的千年之问踏入窑洞。这种由外国友人自发形成的信任传递，正是跨文化传播中最高效的信任背书。
二、共情与重构：跨文化语境下“人民领袖”形象的立体化叙事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袖形象的构建，得益于各界人士多元视角的融汇共振。朴素真挚的民间视角评价让领袖形象的建构厚实有力。比如，陕北农民李有源用陕北民歌改编传唱的《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创造性地将人民群众切身的感受化作了最真实的呐喊，流露出陕北农民在毛泽东领导的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翻身做主人等革命运动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国民党友好人士从政治对手的视角对毛泽东领导的延安政权给予好评。比如，国民党将领卫立煌访延后，竟感慨：“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习延安的方法。”尽管身处不同阵营，卫立煌却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流露出深深的敬佩与震撼。
而在民主知识分子细腻的笔触下，毛泽东展现出一种融合了思想深邃性与人格亲和力的独特领袖风范。黄炎培在1945年访问后写道：“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于意外。”这种基于亲身接触的平实记录，消弭了对话的距离感。面对黄炎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毛泽东从容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场著名的“窑洞对”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提供了深刻的哲学思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先后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省部级主要干部学习研讨班等多个场合提及这场“窑洞对”。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重申：“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这标志着“自我革命”已成为新时代最响亮的政治宣言。
那些走进窑洞的国际友人成为延安时期最权威的跨文化见证者。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眼中的毛泽东“象书生似的微微驼着的背，……同我听到的有关他是‘铁布尔什维克’和中国红军作战统帅等等传闻相去甚远”。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描述“毛身材高大魁梧，长着一张读书人的面孔。他敏感，坚定有力，眼神很安详”。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约翰·S·谢伟思则记录延安人民“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提到毛泽东时，带有某种尊崇），但是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婢膝之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其记述中指出：“毛泽东直率的言谈，渊博的知识，诗意的比喻，使这次谈话成为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为动人的谈话。”这些来自不同立场的观察者，通过互证互补，共同描绘出一个思想之深、能力之强、作风之好的领袖群像，证明了形象构建的生命力在于多元主体的“亲眼所见”与“自由所言”。
三、数智与新生：AI赋能下新时代国际传播体系的范式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注重从延安时期的传播实践中汲取智慧，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失为一条有效途径。
科学把握全球化与多极化带来的传播机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开放的姿态主动向世界打开大门；今天，全球化使世界各国文化互相渗透、互相交融，为我们更好地展现中华文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风云变幻的局势下坚持独立自主，今天的世界多极化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不同于延安时期依赖报刊广播，如今网络文学、影视剧、游戏及微短剧已成为国际传播的生力军。我们要抓住这一趋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利用“一带一路”等多边平台，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增添中华文明的魅力。
积极构建人工智能赋能的国际传播新格局。延安时期，毛泽东通过翻译著作、创办外文报刊等主动开展对外宣传；如今人工智能已能够瞬间实现百种以上外语的自动翻译，让人们少受语言隔阂之苦，消除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延安时期，中共曾通过各种渠道将国际友人、民主人士等群体的报道传到国外；如今通过用户画像的算法技术可以把中国故事推荐给对中国感兴趣的国际受众，并且“千人千面”地把故事呈现给不同人群。延安时期，国际友人通过亲赴延安才能真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群体的风貌，如今借助VR或AR技术，全球受众就能“身临其境”般进入中国的改革实践中，获得一种“足不出户，感知中国”的动态体验。
善于重构中国国际传播的理念、话语与实践路径。第一，从输出文化到文明互鉴，这是国际传播理念上的升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有坚定不移的立场态度，而且始终保持开拓进取的姿态，努力和世界开展对话交流。当前，我们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阐释，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和而不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家园。第二，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从延安的经验来看，“真实”是“传播”的生命，“事实”就是最好的“语言”。当前，我们要积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第三，多元参与、多层协同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路径。延安时期，来自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观察者都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主体。这种多元主体共同叙事的模式，在新时代得到了创新性发展。当前，我们不仅要发挥官方外交、媒体传播的主渠道作用，更要鼓励智库、企业及公民个人等多方力量参与讲好中国故事，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大外宣”格局，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以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更高水平的国际传播效能、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
值班编辑：白雪、显洋
技术支持：李馨雨
值班总编：闫金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