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爱丽
延安时期的军工事业是新中国军事工业、现代工业的源头,是中国现代生产方式的摇篮。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延安军工精神,不仅是抗战胜利的关键,而且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才,更孕育了鲜明的边区军工精神,培育和践行了延安精神,也为新中国工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80多年前,毛主席在抗日烽火中“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的指示,正是当今中国现代化工业完整布局和高科技的起点。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陕甘宁边区资源贫乏、经济落后,一些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如钢铁、布匹、农具、纸张、火柴、肥皂等都要从外地输入。1938年秋,由国民政府难民赈济委员会派员携款5万元到陕北救济难民,陕甘宁边区政府用这笔钱在延安地区建立了难民农具厂、纺织厂、制革厂、造纸厂4个小工厂。后来这几个小厂变成延安军事工业的一部分,组成第一兵工厂。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一批又一批产业工人和理工科知识分子纷纷奔赴延安投入抗日救亡的行列,进入延安的兵工厂。延安军工被称为“人才硅谷”。1937年12月的一天,大科学家陈康白为报效祖国而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来到延安,投身到艰难的军事工业的创建中,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在延安,陈康白先是担任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军工局技术处处长,对边区的石油资源、手工业、军事工业、盐业、农业、地质、冶炼等多方面进行详细的科学调研。他成功地举办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工业展览会,极大地促进了边区的经济建设。陈康白又受命组建起第一个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并担任副院长。后改建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并办学近6年,共有500多名毕业生,许多人在后来的新中国建设中成为业务专家和栋梁之材。
延安军工有“三杰”:一位是在苏联吃了6年黄油面包的军工局局长李强;一位是人称延安军工“宝贝”的特等劳动英雄,他就是后来成为我国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沈鸿;还有一位就是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的钱志道,他担任军工局化学厂厂长兼总工程师。经钱志道研究试验的火药配方制造的手榴弹,其爆破力大大提高。钱志道因此成为陕甘宁边区化学工业的奠基人。1944年他在陕甘宁边区群英大会上,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毛泽东为他亲笔题词:“热心创造”。
在李强、沈鸿、钱志道组织推动下,陕甘宁边区延安军工的造枪厂、化工火药厂、手榴弹厂、迫击炮厂、炼铁厂先后建立起来,军事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
1937年10月21日,毛泽东发出“自造步枪”的指示。据此,延安军工局作出了“先造设备,后做步枪”的安排。工厂以沈鸿从上海带来的11部机器和李强从西安购买的10部机器为基础开始制造机器设备。在李强和沈鸿主持下生产出各种机器设备,其中包括各种复装子弹和造手榴弹的机器。1939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上,由延安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枪械修造部刘贵福、孙云龙等设计制造的一款制式步枪格外引人注目。这支由中国自主设计制造的新式轻型步枪,轻巧实用,枪口径7.9毫米,枪管短,近似马枪,采用折叠式三棱枪刺,平时折叠在枪身下,拼刺时可甩动扣合在枪口前,适当缩短了射程,减小后坐力,射击准确,式样新颖,独具特色。该枪问世后,来不及命名就去参会,被评为甲等奖。1939年6月初,经过寿命实弹试验,可靠性能很好的“无名氏马步枪”进入生产阶段,月产量最高时曾经达到70支。在八路军、新四军中造枪,“无名氏马步枪”不是第一支,但它是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工业化生产的,也就是使用机械批量生产的枪,这是延安军工标志性事件。1940年,改进后的“无名氏马步枪”被正式命名为“八一式马步枪”。同年8月起,“八一式马步枪”列装部队,到1945年共生产8700多支,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延安军工是各抗日根据地中建立最早、也是对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军工支援最多的军工,创造了人民军工很多第一,成为当时军工科技、设备最先进的军事工业。比如:在零的基础上创造出最先进的机械制造厂、最先进的火炸药厂、最先进的弹药厂、唯一两座高炉、最先进的民用工业、最先进的科技机构、理工科教育机构等。
延安军工还建造了5个工厂:机械厂、火炸药厂、第一兵工厂、延长油矿、炼铁厂,军工科技、设备水平最高,创建出第一条工业化生产的步枪生产线;硫酸、硝酸生产线;年产10万枚手榴弹生产线;月产13.5万发复装子弹生产线;第一座炼铁炉、石油、造纸、造币、火柴、医药器械等生产线。延安军工对各行各业发展的贡献很大,如医疗、建筑、造币等,带动了陕甘宁边区民用工业的发展,对陕甘宁边区建设起到支撑作用。延安自然科学院,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有力推动了延安地区科技、理工科教育发展。
从1937年1月到1947年8月的10年多时间里,延安军工是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下自力更生、突破封锁的重要实践,不仅为抗日战争提供了物质支撑,更为新中国工业体系奠定了精神和技术基础。延安军事工业不仅是应急性的战备生产,更是一场在极端条件下重构工业逻辑的社会实验。当下重审这段历史,对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底层逻辑具有启示价值。
延安军工迅速从无到有,从设备十分简陋、只有几十个人的修械所,发展成为规模虽小但相互配套、比较正规的军工生产体系,是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个重大尝试和创举。从实战出发,研究和制造了大量军火,为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探索了规律、积累了经验。
从延安军工走来的这支队伍扩散到全国根据地,并跟随解放大军撒遍大江南北。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鉴于东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发出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号召。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军工局在坚持生产的同时,组织力量进行生产技术总结,选派生产技术和管理干部分批北上,其中乐少华、郝希英、钱志道、刘咸一等100多人到了东北。1945年刘鼎、沈鸿等90多人到晋察冀解放区参加那里的军事工业建设。
1945年冬及1946年春,大部分干部来到东北后立即开始建立东北的军工。在解放战争中,由延安军工与晋绥军工组成了西北军工。延安军工与晋绥军工支持东北军工干部最多,东北军工的主要领导王逢原、乐少华、江泽民、钱志道、郝希英均来自延安军工与晋绥军工。延安军工还支援了华北军工大批干部。另外,在开国大典后,解放大西南、大西北,接管国民党军工企业的干部有很大一批来自延安军工与晋绥军工。
1947年9月延安军工系统全体职工603人与晋绥军区工业部合并,同时移交各种机器、工具、仪器、原材料和实物1172种,价值边币14478万元,完成了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在延安的历史使命。
1945年至1949年延安军工走出山沟、走出窑洞,走向平原、走向城市,走向更大的战场,在全国各解放区参加解放战争军工生产,配合前线作战,保障军火供给。广大兵工战士以“战争就是命令,一切服从战争”的高度政治责任感,掀起了“开足马力、日以继夜、赶造军火”的生产热潮。根据解放战争的需要,中央军委指示军火工业生产要以弹药为主,强调要把火炸药生产放到第一位。晋冀鲁豫军工处和晋察冀工业局都加强了火炸药的研制,扩大了火炸药的生产规模。解放区生产的炮弹、枪弹、手榴弹不再装填黑色火药,全部改装自己制造的硝化甘油双基发射药和烈性炸药,其性能和爆破杀伤威力,与当时缴获国民党军队的美制炮弹不相上下。
1949年11月30日,从延安军工走出的战友们完成西北晋绥革命根据地军工建设任务转交地方后,转战西南,奉命随二野刘邓大军、贺龙十八兵团进军大西南,接收国民党的军工企业。
全国解放后,延安军工继而成为在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支柱力量。1950年10月正在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兵工会议主题是“减产转业”,得知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从延安走出的老军工、主持会议的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立即将会议主题改为战备动员会,组织全国军工战士紧急动员,昼夜生产,支援前线。紧急研制反坦克火箭筒、无后坐力炮和破甲弹调往前线,压制美军坦克,扭转战局。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军工部门各兵工厂共制造各种枪械60万支、枪弹15亿发、各种火炮9万门、反坦克火箭筒7000余具、炮弹及火箭弹1400万发、手榴弹2300万枚、火炸药6000吨。各兵工厂生产产量均超过以往最高年产量的14-73倍。据不完全统计,西南兵工厂除生产常规武器和炸药输送抗美援朝前线外,还生产输送了无后坐力炮4600余门、迫击炮900门、机枪7400余挺、各类炮弹262.9万余发、子弹1.2亿余发。
1953年正值新中国重工业、军事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从延安走出的老军工奉命从祖国的四面八方集结北京,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机械工业部。1956年随中国政府各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参加苏联援华156项目中军工建设项目的选址审定和建设指挥。在国家“二五”计划期间,军工战友们贯彻军事装备制式化、系列化方针,组织国家武器装备试制工作,同时承担了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天安门阅兵典礼武器装备的生产工作,彻底改变“万国”装备状况,基本实现我军装备国产化,也实现了军工人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立下的创建我国自己的武器装备的决心和愿望!
1962年,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将任冶金部钢铁技术司司长的延安军工刘柏罗,从冶金部调到“两弹一星”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任专委办公室专职副秘书长和国防工办副秘书长,秘密从事研制工作。
从延安走出的老军工罗坦是从延安军工成长起来的杰出代表。他从1938年赴延安抗大、马列学院学习后分配到延安中央军工局从事枪炮制造,他一辈子也没离开党的军工战线。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从当年的土法造枪造炮到新中国成立后创建我国包括兵器、航空、核武器、舰船的国防工业和管理,他参与建造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专用测量船等新型第一代舰船的研制生产的组织领导工作。
延安军工曾走出了5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强、钱志道、沈鸿、恽志强、林华。延安军工中还有因中国科学院以后24年停止评选等原因,应评选为而未及评上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优秀的科技专家:刘咸一、王立、徐驰、陆达、徐昌裕、汤钦训、龚家宏、周明、肖淦、董文立、梁富民、梁松方、刘柏罗、华寿俊等。
早在1940年,当延安的窑洞里还点着煤油灯时,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就开始琢磨怎么用马兰草造纸、用盐田制精盐,造出了我军第一门单兵火炮。北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和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始终积极传承“延安根、军工魂”的红色基因,始终与党和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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