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声 关晓彤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这是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这歌声如黄河奔腾的涛声，穿越近九十载风云激荡，在神州大地回荡。每一个音符里，都镌刻着一段烽火育人的峥嵘岁月，也凝结着毛主席与这所革命学府血脉相连的深情。
1936年，烽烟四起、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阴霾笼罩每一寸国土。5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报告，以深邃的战略眼光，明确提出创办红军大学、培养大批军政干部的主张。他深知，革命的胜利，既要靠枪杆子里出政权，更要靠人才宝库固根基。
6月1日，陕北瓦窑堡一座旧庙堂前的空地上，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红大）正式成立。这一天，便成了抗大永不磨灭的建校纪念日。毛主席任政治委员并亲临开学典礼，话语铿锵，掷地有声：要继承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培养抗日救国的骨干力量，使他们具有政治远见、充满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番话，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之际，以人才兴邦、以星火救国的战略宣言，是一位人民领袖对民族未来的深情厚望。
此时，毛主席的目光一定穿越黄土高坡，看到了井冈山的点点星火。1927年11月，秋霜尽染宁冈砻市龙江书院，青砖黛瓦间映照着中国革命的艰难前路。秋收起义余部抵达井冈山仅月余，千余官兵缺枪少弹、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毛主席却以超越时代的远见，创办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在崇山峻岭间开设战地课堂，把军事斗争与思想启蒙熔于一炉，改造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部队——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办的第一所军事教育机构。纵观历朝历代农民起义，何曾有过这般着眼长远、培育人才的胸襟与格局？
星火虽微，足以燎原。井冈山的那簇育人火种，从未因风雨而熄灭。随着革命根据地的逐步拓展，教导队发展为红四军教导队；瑞金红色政权建立后，在此根基上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继而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成为红军最高军事学府；长征路上，红军大学改编为干部团，多次完成攻坚克难的作战任务。从井冈山到延安，从教导队到红大，一条育人兴邦的道路在战火中悄然铺展，而这一切的源头，皆始于毛主席的远见卓识。
这份薪火，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愈发炽烈，最终在延安绽放出燎原之势。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形势，面向全国培养抗日军政干部，1937年1月19日，中革军委下达命令，将已随中央迁至延安的红大，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从建校到抗日战争胜利，抗大办学历时9年。总校辗转陕北瓦窑堡、保安、延安，山西武乡、黎城，河北邢台浆水，陕北绥德共7地；先后创办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1所附设中学，在各抗日根据地星罗棋布。
毛主席不仅是抗大的缔造者，更是这所烽火学府最坚定的领航人。他亲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从教育方针的确立、教学计划的制订，到课程设置、学校领导和教员遴选，每一个关键环节，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与智慧。他始终将“培养什么人”作为办学的根本，这份初心，早在大革命时期便已生根发芽——当年他主办广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便鲜明提出：农讲所的使命，是训练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是让革命的火种扎根乡土、照亮底层。
1936年5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建立红军大学报告时，强调“目的是为顾及时局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这一根本定位，贯穿抗大办学始终，从未动摇。他勉励抗大学员：“你们要学好的核心，就是全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不同时期、不同任务，培养目标的表述各有侧重，但实质高度统一：为完成党的历史使命，锻造合格的革命人才，为民族救亡注入不竭动力。
毛主席指出：“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这一论断精准抓住了办学育人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抗大及其前身红大初建时，一大批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和著名将领进入了领导岗位和教员队伍。抗大建立后，毛主席多次就教育方针作过阐述，1939年5月26日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中，正式确立抗大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后调整为‘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此之前，他已为抗大题写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三句话与八个字，是毛主席军事教育思想与建军原则的集中体现，浓缩了抗日干部应有的风骨与担当，明确了方向、作风、方法与纪律，为抗大注入了鲜明的灵魂，成为抗大人前行的精神旗帜，更成为人民军队优良传统的重要内涵。他明确界定：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学校，不是什么统一战线的组织。这一论述如定盘星一般，牢牢把握着抗大的政治品格与根本归属，确保其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正如毛主席所称赞的，抗大“之所以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
毛主席既是抗大的缔造者与领航人，更是一位耕耘讲台的教员，一位以真理育人、以深情传薪的师长。他曾说自己读的是师范学校，做过小学教员，也做过校长。讲台与青年，早已刻进他的精神血脉，成为他一生的牵挂。来到延安，他将这份教书育人的初心，倾注于抗大的窑洞讲坛，把对中国革命的深邃思考、对民族未来的殷切期盼，化作滋养青年骨干的精神甘霖。
毛主席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在抗大办学的岁月里，他放下繁冗的军政事务，一次次登上讲台，或作形势报告，或讲授革命理论，或与学员围坐畅谈。1937年4至8月，他集中三个月时间，系统讲授辩证唯物论，每周两次、每次四小时，上午讲课、下午座谈，累计授课一百一十余课时。
他的备课，从来不是为上课而上课，而是为破解中国革命的现实难题而求索，为指引民族救亡的方向而沉思。他在窑洞中伏案疾书，字斟句酌，反复打磨，把实践中的血与火、战争中的得与失，把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深刻洞察，悉数熔铸进每一段论述、每一句话语。他主讲革命战争的经验，为红军干部廓清军事思想的误区，指明了克敌制胜的正确路径；他系统讲授辩证唯物论，用哲学之钥打开认识中国革命规律的大门；他展望抗日战争的走向，纵论持久战，驱散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迷茫，指明了抗战的道路与希望。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诸多经典篇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正是在抗大的讲稿基础上淬炼而成。窑洞前的课堂，不仅是培育干部的阵地，更成为传播真理的摇篮。
他的教学循循善诱、直指人心，以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案例，把高深的革命理论，化作听得懂、记得牢、用得上的道理。他以鸡蛋孵雏讲解内外因，以锥子破板论述集中兵力，并注重启发引导，鼓励学员质疑思考，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让课堂紧贴战场、紧扣斗争。他教给学员的不仅是知识与方法，更是坚定的立场、不屈的风骨与沉甸甸的担当。
毛主席以教员之身，践行领袖之责；以育人之举，筑牢革命根基。用一言一行，诠释着一位教育家的赤诚与坚守。历史已经给出最有力的证明，抗大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培养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军政人才。9年间，培养干部达10多万人，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他们带着窑洞里学到的真理与担当，奔赴前线、投身革命洪流，对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抗大永远与毛主席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更是“伟大的教育家”。以教兴邦，以真理传薪，这种追求与实践在他的革命历程中熠熠生辉。
（作者单位：原总政治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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