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有林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等重大部署，为引导支持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做好社会组织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实践表明，社会组织是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重要阵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必须在法治化、专业化、规范化、社会化的轨道上，进一步激活社会组织服务新动能，确保广大社会组织实现从“量的增长”向“结构优化与质效提升”的深刻转型，更好发挥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行业、服务群众“四个服务”作用。
一、把牢政治方向：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全面领导
回溯百余年党史，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一脉相承、与时俱进。自1927年党的五大首次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界定“社会团体”及三级指导关系，开启党对社会力量的制度联结以来，1945年党的七大首提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辩证关系”，确立了党群纽带功能的理论基石。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以“社会组织”名称替代“民间组织”，标志着概念定型并纳入国家话语体系。2015年《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出台，明确“社会组织党组织是战斗堡垒”。2018年《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将“未建党组织”列入异常名录并全面要求推行“党建入章”，推动党建从“软要求”变为“硬约束”。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完善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统筹推进社会组织协商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架构。党的二十大进一步要求“理顺行业协会、学会、商会党建工作管理体制”，推动全覆盖走向纵深。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并强调“加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标志着“培育与管理并重”已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战略性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既需要党和政府“看得见的手”把舵定向，也需要市场“无形之手”高效配置资源，更需要社会组织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截至2024年底，全国依法登记社会组织约87.2万个（社会团体约38.1万个、基金会9801个、社会服务机构约48.1万个），吸纳就业1133.8万人，另有数以百万计的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在基层一线。它们不以营利为目的，却在减贫济困、养老托育、行业自律、应急救灾、文化传承中创造了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然而我们也清醒看到，培育扶持不均衡、监督管理不严密、结构布局不优化的问题依然突出，一些地方社会组织“多而不强、活而无序”，个别甚至把公益慈善当作生意，到处乱收费或借公益之名行敛财之实。唯有“一手抓培育引导发展、一手抓严格依法管理”，走好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才能真正让这支力量与中国式现代化同频共振、同向发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培育管理，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的重大部署，释放鲜明信号：“培育”与“管理”是一体两面的辩证关系。首先，这绝非“管死”而是“管好促活”，二者互为表里，培育是目的，管理是手段，规范是前提，发展是归宿，脱离了培育的监管容易“一管就死”，缺失了管理的培育则会导致“一放就乱”。其次，改革突出“行业协会商会”这一关键抓手，作为连接政府与产业的枢纽型组织，其脱钩改革后的能力建设、收费规范与服务转型，直接关乎营商环境的优化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再次，全会将社会组织工作与新经济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统筹部署，标志着这项工作已从单一的“民政业务”上升为党的社会工作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纳入党委社会工作部门的统筹格局。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走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既不照搬西方“结社自由”的放任模式，也不回退到计划体制下的僵化管控，而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实现社会组织“既充满活力又规范有序，既依法自治又同心同向”的良性发展。
二、精准施策“育”：从粗放发展到“精准滴灌”
精准施策“育”，核心在于推动社会组织从“野蛮生长”向“精准滴灌”转型。真正的培育绝非“一批了之”或“一审了之”，而是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管理体系。这要求我们告别“大水漫灌”式的粗放模式，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实施差异化的扶持策略。既要通过政策集成提供阳光雨露，又要通过专业孵化深耕细作。从登记注册的“出生”环节，到等级评估的“成长”环节，再到出清退出的“新陈代谢”环节，每一个节点都要有相应的赋能措施。通过精准识别需求、精准投放资源、精准考核成效，切实解决社会组织“落地难、存活弱、能力缺”的痛点，让每一份培育资源都能转化为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行业、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
一是调结构，登记关口“扬抑有度”。在登记关口实施“有扬有抑”的动态调节，是优化社会组织结构的首要环节。一方面，对科技类、环保类、公益慈善类、养老服务类及社区社会组织、乡村振兴领域社会组织开辟绿色通道，在注册资金、场地支持上予以倾斜，实现重点孵化。另一方面，对业务范围泛化、同质化严重的联谊型组织及负责人资格存疑、资金来源不清的申请从严审查，把好准入关。同时，建立“退出类”常态清理机制，坚决清退长期“零活动、零收入、零人员”的“僵尸型”社会组织，仅徐州市2025年就清理注销1475家。这正是民政部提出的“四个一批”工作法的生动实践：通过培育发展一批、规范管理一批、调整整合一批、依法处置一批，精准调优存量、严控增量，为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腾挪空间。
二是强赋能，让社会组织靠专业能力强起来。要让社会组织摆脱对行政资源的依赖，真正靠专业能力强起来，必须构建多维度的赋能体系。首先，深化政府购买服务，将养老、助残、社区矫正等适宜服务纳入强制性购买目录，以稳定的契约关系替代“临时打赏式”资助。其次，加速税收优惠落地，尽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已超1.6万家（较2020年增长约70%），但仍需攻克免税资格申办难、票据使用不便等痛点，进一步扩大政策覆盖面。再次，要依托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和孵化站打造“三位一体”孵化基地，通过免租工位、能力建设与资源对接，助力初创社会组织度过“低谷期”，并通过“以评促建”完善等级评估，将结果与承接服务、评优资质硬性挂钩，让社会组织“5A级”评定成为货真价实的“含金量认证”。最根本的是实现“人才归位”，将从业者纳入国家专业技术人才评价体系，打通社工职业资格与职称晋升通道，从根源上解决“留不住人”的难题。
三是促协同，让党建与业务“六同步”更有成效。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嵌入式”党建把准航向，着力破解党建与业务“两张皮”难题，各地探索出的“六同步”机制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社会组织成立登记与党建筹备同步、章程核准与党建要求嵌入同步、年检年报与党建成效检查同步、专项抽查与党建落实情况核验同步、等级评估与党建工作评分同步、教育培训与党组织活动开展同步。在此基础上，叠加“两纳入”（把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纳入章程）的制度约束与“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党组织班子与管理层交叉任职）的治理结构，从制度设计上实现党建与业务的深度融合，确保社会组织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规范运行和发展。
三、激发动能“用”：以“四个服务”检验培育管理新成效
社会组织最终的价值标尺，不在登记表上、不在奖牌墙上，而是在老百姓的口碑里。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社会组织工作纳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全局，其根本指向绝非仅仅为了“多几个注册主体”或“多一笔财政资金流转”，而是要激活一股“柔性却极具韧性的治理力量”——在“大国治理”的背景下，政府管兜底、市场管效率，而社会组织要补的，恰恰是两者之间最容易忽略的缝隙：用同理心化解刚性管理触碰不到的痛点，用志愿精神缝合市场机制覆盖不到的盲区。以此为标尺，社会组织激发动能的落脚点，必然聚焦到为“四个服务”的躬行实践上。
一是服务国家战略。社会组织作为国家战略落地的“助推器”与“轻骑兵”，以其独特的灵活性、专业性和公益性，弥补了行政手段与市场机制间的缝隙。在乡村振兴主战场，其角色已超越单纯捐赠，转向深度产业赋能。如，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深入中西部脱贫县，通过引入现代农业技术、打造地标品牌、开展电商培训，将“输血”转为“造血”，精准激活乡村沉睡资源。在区域协调发展中，行业协会商会打破行政壁垒，搭建跨省产学研对接平台，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匹配与创新要素流动，有效助力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双碳”目标引领下，环保公益网络通过倡导低碳生活、监督减排及提供智库服务，凝聚全社会共抓大保护的磅礴力量。实践证明，社会组织虽无行政权力，却能凭借“软治理”撬动“硬资源”，在国家战略的关键节点上精准发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战略协同力量。
二是服务社会供给。面对“一老一小”、残疾人、困境儿童等最脆弱群体，政府承担着保基本、兜底线的重要职责，但面对多元化、个性化的社会需求，仅靠行政力量往往难以面面俱到。社会组织凭借其灵活性、专业性与人文关怀，是填补空白、拾遗补缺的“补短板者”。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社会组织提供的日间照料、助餐助浴、精神慰藉等居家养老服务，有效缓解了居家养老压力；针对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他们开展的心理创伤干预、课业辅导、家庭支持计划，为孩子们撑起了“保护伞”。在助残领域，社会组织通过社区融入小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特殊群体重建生活信心。这些领域往往投入大、回报低、见效慢，是“政府顾不上、市场不愿做”的缝隙地带，却恰恰是社会组织大显身手的主战场。它们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社会最末梢，将温暖精准送达最需要的人，让社会发展的成果更具包容性与温度，切实增强弱势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三是服务行业发展。行业协会商会作为市场经济的“调节器”，其核心使命绝非停留在传统的“管会员、收会费”层面，而是向“建标准、搭平台、促共治”的深度转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特别强调“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正是要彻底激活这一枢纽型的治理功能。具体而言，其调节作用体现在全产业链的协同上：通过制定团体标准，填补国家标准空白，引领行业技术升级；通过规范市场秩序，建立行规行约，遏制恶性竞争；通过搭建产学研对接平台，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堵点；通过调解贸易纠纷，以行业自律化解矛盾，降低司法成本；最终代表行业参与政策制定，让“懂行”的声音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改革的关键在于去行政化，回归服务本位。只有当行业协会商会真正具备了专业权威性与公信力，不再依赖行政授权搞垄断经营，才能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左膀右臂”和市场微观运行的“润滑剂”，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实支撑。
四是服务群众需求。社会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连心桥”，其核心职能在于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与民情上传的“最先一公里”。它们不仅是政策的“翻译官”，更是民意的“传感器”。一方面，社会组织将宏观抽象的政策语言“翻译”成群众听得懂、用得上的家常话，通过社区活动、个案服务等形式，让党的惠民举措真正走进百姓心里，消除政策认知的温差。另一方面，它们深入基层肌理，敏锐捕捉群众的具体诉求，并将其提炼、转化为政策优化的输入源。这种双向传导机制，生动诠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社会领域的微观实践。它打破了自上而下的单向维度的管理，构建起平等互动、共建共治共享的多维治理新范式。通过这座“连心桥”，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得以被看见、被重视、被解决，党和政府的执政根基也在这种有温度的互动中愈发坚实。
四、从严依规“管”：让立规矩、明底线、严惩戒常态化
（一）事前：严把登记审查“入口关”。从严依规“管”，首要在事前把好“入口关”。培育的前提是管好，管好的核心是管住“人、财、物、事”。这既是落实五部门《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要求，也是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培育管理”部署的先行响应，构建起全周期监管闭环。一方面，实施“事先告知”，向发起人明确——社会组织是非营利法人，捐赠资产绝不等同于入股投资或可分配利润，“赚了钱不能分红”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另一方面，强化“负责人资格审查”，对拟任负责人是否存在失信、犯罪记录或被撤销职务等情况进行穿透式核查，从源头挡住“害群之马”。同时，严格执行“党建入章前置审核”，对章程未按规定载明党建条款的坚决不予登记，确保政治基因从起步阶段即嵌入组织血脉。
（二）事中：运行监管，紧盯薄弱风险点。一是紧盯内部治理虚化问题。针对“会长一言堂”、秘书长暗箱操作等顽疾，强制落实理事会与监事（会）的分权制衡机制，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协调配合。同时，建立重大事项民主决策全程记录留存制度，实现决策过程可追溯、责任可倒查，从制度上铲除个人专断的土壤。二是紧盯财务乱象问题。依托独立财会制度、重大项目定期审计及负责人离任审计，构建严密的资金监管网。特别是强化非营利属性穿透式监管，严查账外账、关联方利益输送及变相分红，确保每一分公益资产都在阳光下运行，严防“公益资产”跑冒滴漏。三是紧盯分支（代表）机构失控问题。针对分支机构私自对外签约、违规收费等乱象，将其设立数量、命名规范及活动范围列为年报必查项。严格执行收费公示、明码标价及评比达标表彰前置审批，坚决查处“关联交易”背后的隐性违规问题，彻底封堵监管漏洞，确保社会组织肌体健康。
（三）事后：信用惩戒+执法清退，让失信者寸步难行。2025年，各级民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全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930个，其中依法取缔203个、劝散339个、自行解散321个、引导登记67个。特别是针对冒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蹭热点误导公众的“山寨组织”实施精准打击，有效铲除了非法敛财的生存土壤，有力净化了行业生态。在“事后”惩戒环节，监管重心正从单纯的行政处罚转向构建严密的信用约束闭环。这一链条环环相扣：首先将违规社会组织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情节严重者升级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随即触发实质性惩戒，取消税收优惠资格、禁止承接政府购买服务并进行全网公示曝光，最终导致法定代表人面临任职限制。这套组合拳的逻辑是“倒挂失信成本”。过去，部分社会组织敢于铤而走险，往往因为违规收益大于成本。如今，随着社会组织信用惩戒机制的完善，一旦失信，不仅意味着其经济命脉被切断，更意味着在社会组织体系内的“自我毁灭”。只有当“失信成本”远高于“违规收益”时，才能真正形成“不敢违、不能违、不想违”的震慑力，形成清朗有序的社会组织发展环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必须以党的领导定向领航，筑牢信仰之基；以公益初心滋养民心，站稳人民立场；以精准培育蓄势赋能，厚植发展优势；以从严监管促进规范，净化行业生态；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社会组织发展之路，全面激活社会组织服务新动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民政部部管社会组织综合纪委书记、民政部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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