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涛
一
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今上杭县才溪镇），是毛泽东同志光辉著作《才溪乡调查》的诞生地。但时光回溯到20世纪初，这里是贫困的农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13年11月21日，张力雄出生在这里。虽然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已被推翻，但童年时的他依然遭受地主和军阀的欺凌压迫。
为了补贴家用，年仅11岁的张力雄被迫到当地一家造纸厂当童工。后来他回忆说：“造纸厂成天热浪难耐与气味刺鼻，做焙纸工时每天重复动作8800余次，来回5万余步，一天下来，手臂麻木到没有知觉；后来做捞纸工每天要弯腰1300余次，常常腰痛得直不起来。虽然劳作非常枯燥辛苦，但是工钱却没有多少，只够用来勉强填饱肚子，还经常被欺负。”苦难的童工岁月让张力雄认识到旧社会对老百姓的剥削压榨，也磨炼出他坚韧顽强的意志品格。
1929年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在上杭县回龙镇开仓放粮。这样亘古未闻的“奇事”让张力雄感到非常惊奇，很想知道这样的军队到底是什么样子，于是便鼓起勇气跑到离家不远的回龙镇去看。结果，他看到这支部队虽然衣着朴素但精神抖擞，队伍中的人尽管操着不同地方的口音却完全分不出长官和士兵，很有纪律性，对百姓也和蔼可亲，完全不是“黄眉绿眼，牙齿八寸长，额头上都刻了一个‘共’字”。最令张力雄感动的是，他们把打土豪的财物分给穷苦百姓，把田地分给劳动人民。从那一刻起，他便暗下决心，这辈子非当红军不可。也就是在这一年，张力雄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组织、踊跃参加本地区的农民暴动，从此踏上了追求光明与解放的漫漫征途。
1931年，张力雄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在他心中还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参加红军。在张力雄心中，红军纪律严明、精神抖擞，对百姓是那样的和蔼可亲，他也想像他们一样为穷苦百姓而战。1932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扩大红军队伍的号召，早已下定决心的张力雄在当地第一个报名，终于如愿以偿。
加入红军后不久，张力雄被中共上杭县委安排到江西瑞金红军学校学习。在红军学校这所革命大熔炉里，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鲜的养分，接受先进思想的洗礼，并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被分配到红军第34师100团1营机枪连担任政治指导员，并一直干到该团政治委员。
1934年1月的一天，正在闽西北作战的张力雄，收到军团政治部要他代表红34师到瑞金参加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的通知。当时，参加政治工作会议的代表同时受邀列席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闭幕式。当得知毛主席也要参加闭幕式的时候，张力雄激动万分。但列席代表坐在会场的最后几排，加之会场光线昏暗，张力雄只能隐约看到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身影。会议快结束时，不甘心的张力雄快速走出会场在大门外守候。当毛主席走出会场时，他急忙挤上前恭恭敬敬地给毛主席行了军礼。毛主席亲切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队的？”张力雄以洪亮的声音回答道：“张力雄，34师100团！”毛泽东又问他是哪里人，当张力雄报告自己的家乡是才溪乡时，毛泽东说：“哦！我晓得，我晓得。才溪是模范乡呢！你要争做模范啊！”张力雄以坚定的语气回答：“是！”
这次短暂的交谈，在年仅21岁的张力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半个多世纪之后，当回想起那次跟毛泽东对话的情景，张力雄依然心潮澎湃地说：“我就是带着毛主席的嘱咐开始长征之路的！”
长征中，张力雄所在的红5军团担任了最艰苦的后卫任务。经过艰难的行军，部队于1935年6月到达川西北宝兴地区，准备翻越夹金山。一天，两架敌机由南至北从天上飞来，对张力雄所在的教导大队狂轰滥炸。张力雄和教导大队大队长鲁瑞林立即组织部队疏散，但一颗重磅炸弹从天而降，在离他俩十几尺处爆炸，飞溅起来的泥土将两人埋了大半。几分钟以后，张力雄苏醒过来，他看到身边的鲁瑞林张着嘴在呼喊他，但他完全听不到大队长的声音，感觉大队长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原来，由于巨响造成的暂时性听阈下降，他俩都出现了暂时性的“耳聋”。两人努力地刨开身边的泥土，费力钻出身来，好半天才恢复听力。战友们纷纷跑来问长问短，当得知他们没事时大家都才放心。
6月18日，教导大队到达夹金山脚下，住在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张力雄他们找到村里一位当过红军先头部队向导的老大爷，向他询问上山的道路和办法。老大爷见他们人困马乏，身上的衣服也都很单薄，摇摇头说：“山上风大路险，空气稀薄，又有冰雹袭击，累了坐在地上都可能再也起不来了，我看你们上去不是被累死就会被冻死。你们前面上去的红军有的冻死在山上了，还有骡子在风雪里滚到山沟里去了呢！”张力雄拉着老大爷的手，恳切地说：“大爷，不管有多大困难，这山我们一定要翻过去的！请您老人家帮帮我们吧！”老人见他们执意要上山，沉思片刻后说：“你们一定要翻山，就要早早地走，赶在中午前翻过山顶。要不，狂风一来，大雪封山，连路都找不着，你们上去后真的会下不来啊！”听了老大爷的话后，教导大队连夜做好翻山的准备。
第二天早晨，军号吹响，大家收拾好行李，每人吃了一碗面糊汤就迅速集合登山了。长长的队伍像一条游动着的巨龙，慢慢地往山上延伸。越往上爬，山势越险、道路越窄，一不小心就有滚下山涧的危险。当时，感染了疟疾的张力雄一直在“打摆子”。为了确保他能翻越夹金山，医生把整个教导大队仅有的3支奎宁针给他用了一支。大队长鲁瑞林要求张力雄随着收容组一起走，一来可以加强收容工作，二来收容组也可以照顾张力雄。
收容组跟在部队的后面，慢慢地往上爬。爬到山腰时，抬头不见山顶，低头不见山脚，朵朵白云在身旁飘浮，像是踩进了一片白蒙蒙的雾海。再往上爬，山势更陡峭，路更窄，空气也更稀薄，这给伤病员带来了更大的困难。有个叫冯志高的伤病员才17岁，头上不断冒着虚汗，边走边喘粗气。走着走着，他停下了步子，回头望着张力雄说：“政委，我实在走不动了，歇歇吧，不然，你们先走。”张力雄摇摇头说：“不行啊，小同志，这里空气稀薄，停下来有危险呀！”这时，跟在张力雄身后的文书小杨赶上来扶住小冯，说：“来，把你身上的东西全给我，我搀着你慢慢走。”接着他又安慰小冯说：“忍耐些吧，翻过山就好啦！”小冯很感动，咬紧牙关跟着走。在小杨帮助下，小冯终于和大家一起爬上了夹金山顶。但正当大家沉浸在到达山顶的喜悦中时，突然天空乌云翻滚，一阵暴雨夹着冰雹向他们劈头盖脸地打来，把他们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冷风一吹，大家冻得牙齿打颤，张力雄的病情也更加严重了，被人扶着走了12个小时才翻越了夹金山。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后，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全军上下情绪高涨。8月3日，红军总部颁布“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兵分两路经草地北上。张力雄所在第五军团被编入左路军，即将开始艰难的三次过草地。
草地的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粮食和药品也是奇缺。时间越来越长，战士们的体力也越来越差，病号越来越多，药品又奇缺，不少战士只能拖着病体，完全靠着毅力在风雪中前进。但这一切依然没能阻挡住红军的步伐。
经过五天的艰辛历程，张力雄他们终于到达了葛曲河畔，此时河水水位很高，非常危险。于是，部队一边准备渡河工具和粮草一边休整，等待水位下降。第八天，葛曲河水位下降了不少。张力雄刚准备组织部队渡河，却收到军部通信员送来的命令——“立即出发，南返阿坝。”这8个字犹如一声霹雳，把张力雄的头都震蒙了。大队长鲁瑞林听到这个命令也百思不得其解，嚷嚷着说要去军部问个究竟。张力雄劝阻了他，带部队南下阿坝，开始“二过草地”。
第二次过草地虽然走的路线和第一次不同，但遭遇的艰险与第一次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特别是思想上的迷惑导致战士们的心情异常压抑。但即使这般，张力雄他们仍然战胜了重重困难，用了5天时间到达阿坝。到达阿坝后，部队开始进行休整，随后进行了整编，张力雄调任红5军45团政治委员，团长为叶崇本。
1936年8月中旬的一天，军长把叶团长和张力雄叫去，要他们抓紧筹集干粮，准备第三次过草地。由于对前两次过草地的艰难险阻记忆犹新，张力雄有些紧张，急忙问了一句：“又过草地？”军长看出他的情绪，说：“对！不过不是走上两次的路线，而是走一、三军团走过的路线，经毛儿盖、松潘西侧进入草地。这次过草地准备充分，目标明确、经验丰富，一、三军团过草地时插的前进路标也给我们创造了有利条件。只要按毛主席的路线走，无论有多大的困难，我们都能战胜。”一听要北上去找毛主席，张力雄立刻立正并响亮回答：“坚决完成任务！”
粮食是过草地的命根子。张力雄立即组织筹粮组开始筹粮，还和叶团长带上警卫员、“通司”（翻译）亲自拾野菜、找粮食。在一块斜坡地里，他们遇到了一位藏族妇女。当张力雄问她哪里有粮食时，原本还很热情的妇女就不说话了。“通司”做了很久的工作，她才终于透露：“粮食没得，糌粑多多。硬地没得。”张力雄等人立即分头到处寻找，果真在一块松土地下挖出四个口袋和一个罐子，口袋里装的是青稞糌粑面，罐子里是酥油。张力雄分析这东西一定是土司头人埋的。拿回去以后，大家都围过来看，高兴地说：“这下过草地没问题了！”但实际上，这些东西仅够全团每个人分到三两多，着实捉襟见肘。
部队由毛儿盖出发，从松潘的西侧进入草地。第一天部队没有走多远，便在一条小河边宿营。全团干部正在紧张地拾柴火、砍木棒时，草丛中突然蹿出一只野兔，少说也有3斤重。三连的战士们立即蜂拥而上，抓住了这只大野兔，和上炒面、野菜炖了一大锅。战士们说抓的是一只“为革命献身的兔子”，一定要请叶团长和政委张力雄参加他们的“行军餐”。张力雄和叶团长婉言谢绝了，但战士们还是送来了两茶缸野兔肉汤。他们只好收下，和住在帐篷附近的几个同志共同分享了。这次难得的伙食改善，也给大家增添了许多草地行军的话题和乐趣。
草地里很难找到干燥的地方，通常大家都是三个人背靠背打个盹儿。在快走出草原的前两天，张力雄他们碰到了一块隆起的草包地，大约有五六百平方米。上面还有一小块用牛屎饼垒起的半人高的围墙，是一个被废弃的牦牛圈。尽管到处都是牦牛的粪便，又臭又脏，却可以用来挡风避寒，真似草地中的一座“皇宫”。负责打前站的同志说“皇宫”是留给团首长的，谁都不准住，叶团长和张力雄到了以后，却坚持把这个“皇宫”分给团卫生队的病号，想让他们好好地休息一夜。谁料天公不作美，半夜开始下大雨，大家都睡不成，战士们坐的坐、站的站，一直熬到天亮，继续北进。
进入草地的第七天，各营都报告基本断粮。张力雄通知各营营长、教导员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全团同志把自己的枪皮带、腰皮带和土造牛皮斗篷都拿出来，集中到供给处统一分配，拌上野菜充饥。当场，叶团长和张力雄带头捐出了他们的皮带。张力雄的皮带有些来历，那是1934年初夏，他带领一个新兵团由福建汀州去建宁前线，途经宁化时接到与红七军团会合、搬迁缴获战利品的任务之后，寻淮洲军团长留给他的纪念品。这条牛皮带张力雄非常爱惜，扎在身上也已经两年多了，但为了同志们能走出草地，他贡献了出来。
草地行军的第八天，部队终于走出了草地。军团政治部的张干事递给张力雄一封信，说军团分给45团13头牦牛，让他们前去领回，杀了充饥。张力雄立即通知各单位去领牦牛，架炉火，杀牛做饭。但13头大小不等的牦牛，对全团1000多人来说，想要饱餐一顿肯定是不够的，只能牛肉不够水来凑，但已经是全团战士梦寐以求的事情了。一连的指导员吃过牛肉汤后，还激动地编了一首打游诗：“过草地，走山冈；肚子饥，心发慌；今天吃了牛肉汤，鼓劲赶路找中央。”深深地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
1936年10月中旬，红五军到达甘肃省会宁县境内，驻扎在离会宁城30公里的华家岭一带。10月19日早晨，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军部通信员就来通知团长叶崇本和政委张力雄到军部受领战斗任务。二人顾不上吃早饭，快马加鞭赶到了军部。军长董振堂兴奋地告知了二人红一、二、四方面军已经在会宁城胜利会师的消息，并进一步下达了作战任务：“为了保证长途跋涉的二、四方面军在会师后能得到短暂休整，确保三个方面军在一起举行长征胜利庆祝活动，上级要求我们在华家岭一线组织防御，三天之内决不能让敌人越过华家岭一步！”
10月21日，晨曦初露，敌人用重炮猛轰张力雄所在的45团前沿阵地，霎时间阵地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面对敌人的猖狂，指战员们毫不畏惧，沉着应战。待敌人进入我火力网后，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然而，两架敌机肆无忌惮地向阵地俯冲扫射、轮番轰炸，超低空飞行卷起的强大气流，把战士头上的草帽都吹跑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激起了战士们的满腔怒火，大家调转枪口向低飞的敌机射击。在整整一天的战斗中，45团击退了十倍之敌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进攻，毙伤敌数百人，俘敌30余人，还缴获了部分枪支弹药。
10月22日，敌人在正面进攻多次受阻后改变战术，一面继续正面猛攻，另一面安排一个加强营的兵力企图从三营阵地侧翼迂回突破。情况万分危急，叶团长和张力雄当机立断，命令二、三营仍固守原来阵地，他们二人则分别率特务连和一营跃出掩体，朝迂回之敌猛扑过去。张力雄从特务连战士手中接过一挺轻机枪向敌人猛射。突然，敌人一梭子弹从张力雄胸前掠过。他只觉得右胸像被什么东西撕了一下，手一摸才发现右胸口袋里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已被子弹打得粉碎，万幸没有伤到人。战斗进行到下午3时，接到军部撤出战斗的命令后，45团且战且退，向会宁方向转移。
华家岭阻击战成为长征诸多战斗中的最后一仗，这一仗虽然伤亡较大，但红五军按照上级要求完成了艰巨的阻击任务，确保了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后的欢庆和必要的休整，张力雄所在的45团也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时间如白驹过隙，几十年过去，曾经造纸厂的童工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少将。耄耋之年，张力雄老将军写就了13万余字的回忆录《难忘的征程》，并用钢笔亲手绘制了“我走过的长征路线图”。他深情地说：“长征是我一生中难忘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