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春生 廖九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决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注重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一方面从严惩处“虚假政绩”等典型问题，另一方面着力选树心系群众、造福于民的正面典型，“双管齐下”，推进创造“第一等的工作”，树立了政绩为民的早期典范。
一、检举曝光，让“虚假政绩”无处藏身
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规定“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和缺点之权。”强调要“采用一切方法来鼓励和吸收群众的意见”，推动群众检举运动“成为广大群众斗争的行动”。这些条规和训令的出台，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检举揭发“虚假政绩”等问题的积极性。同时，党和苏维埃政府把公开通报、媒体曝光作为整治虚假政绩的重要手段，依托《红色中华》开设“铁锤”“轻骑队”“黑板”“反贪污浪费”等专栏，对虚报浮夸、官僚主义典型案例点名道姓、全文披露，形成强大舆论震慑。
（一）铁帚扫除“假报告”。1933年10月3日，《红色中华》第115期刊发《长胜县扩大红军三千》一文，称赞长胜县为响应省委号召争当“模范县”，宣称“已集中三千新战士”献礼全省党代表大会，号召全苏区学习长胜经验。很快，群众检举揭发文中的扩红“数字不实”。《红色中华》第123期刊发《夸大狂！长胜吹牛皮的动员工作》一文严厉纠错：“这个消息完全是长胜县的假报告，实际上九月份长胜县只扩大了二百七十余名。”文章尖锐指出：“这种夸大狂的来源，完全是由于县委、区苏的工作不切实。为着保证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工作的成功，我们必须反对像长胜县这种吹牛皮的动员工作！”
在刨根究底中，还批评揭露了长胜县扩红突击队长曾福林的官僚主义作风。《红色中华》第235期“铁帚”专栏以《把乐观官僚主义的突击队长清扫出去！》为题，直斥曾福林是“标本的乐观主义官僚主义者”。文章详细揭露：他在动员开始时，“不充分的由政治上加紧宣传鼓动来争取模范赤少队报名，却采取了投机商人的巧妙办法：用分猪肉的办法来争取模范营报名”。得到报名后，“认为万事如意，心满意足的乐观起来，不去抓紧下面工作的检查，切实去了解下面的情形，不去加紧宣传鼓动和检举肃反的工作”。直到县委派人严格检查，才发现“下面有五六个乡的干部和群众一起逃跑的严重现象”。文章最后发出严厉警告：“同志们，时间很短促了，立即检查自己的工作，把那些不执行党的指示的空想的乐观主义者或是失望的悲观主义者，用我们无产阶级的铁帚扫除出去！”
（二）无情揭穿“顶好一区”的谎言。会昌县西冈区曾被标榜为“顶好的一区”，各项工作看似成绩斐然，实则漏洞百出。《红色中华》第11期以《西冈区的严重现象》为题，用20多天实地调查形成的报告戳穿了谎言。
调查发现：土地分配“名义分完、实际悬空”，干部宣称田地、山林全部分配到位，农民却“不知道分了田没有，我也不知分的田在什么地方”；群众动员“表面热闹、实则冷清”，“二月一日区政府召集群众大会欢迎五军团。结果游击队仿效警察拉夫的办法在圩上（逢圩）拉了有二十余人到会，武装示威大会到会的不满二百人”；政府工作“空转不作为”，“上级来的通告，命令，决议，从未见着讨论过执行过”；阶级路线偏差严重，“区政府曾经提来一个有名的应杀戮的豪绅，罚四十元大洋就放了”，甚至“打土豪捉来一个土豪婆（靖卫团总的媳妇）罚了大洋四十元，结果未交款，即由一个委员拿去做了老婆”。报道直指西冈区问题“严重得很”，要求彻底改造政府、肃清腐败分子。
（三）严重警告“虚假浪费”问题。1934年2月，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检查发现中央印刷厂存在严重虚报浪费问题。《红色中华》第157期专题曝光：印一期《红色中华》，“实际只需要油墨十二磅，而任意浪费报账二十四磅半”；“每期‘红色中华’排字只需七工半，而浪费人工报账十二工半”；“煤炭每天用五百斤，只烧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作为废物”；“一百另六人的生产工人，杂务人员有二十四人，工资二百三十元，甚至加油专用一人（而油灯则经常无油），工资六元半，有三人给工作人员买鱼肉等物，工资每人每月十一元”。经核算，“照军委印刷所价格计算，每期全张报纸（二万份算）除营业管理费与利益外，只需一百三十四元三角，而中央印刷厂，因种种浪费，所以每期全张‘红色中华’（二万份算）需一百六十四元六角一分，相差至三十元二角一分之巨”。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严厉指出：“前厂长杨其鑫同志及现厂长古远来同志对于生产采取不可容许的官僚主义的态度”，给予二人严重警告。处理曝光的同时，在该厂开展反浪费反贪污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充分发扬工人群众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
（四）严厉纠正“虚报进度”问题。1934年3月，《红色中华》第163期《粮食突击运动检阅》曝光多县虚报问题。文章披露：赣县“未推销的公债约四万元连未收集的约十一万元”；胜利“未收集的公债六万五千元”；杨殷“未推销一万一千元未收集四万七千元”；公略“六千多未推销，五万多未收集”；万泰“五万元未推销，连未收集的共八万元”；雩都“未推销与未收集公债十一万五千多元”；长汀“五万多元未收集”；宁化“三万多元未收集”。九县“未推销与未收集的公债共六十九万三千元”。这些县份要么虚报完成进度，要么对未完成情况隐瞒不报。报道还揭露强迫命令的恶果：“万泰县因强迫命令的结果，使一个女代表吊颈自尽。”文章要求坚决纠正虚报歪风。
（五）纠治“填表突击队”。在查田运动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地主富农翻案、篡改阶级成分的严重问题。《红色中华》第175期报道：会昌踏迳区区苏把三年前查出的地主富农叫来填表，结果富农改为中农三十五家，改为贫农四家，地主改为富农十八家。西江县更为荒唐，组织“填表突击队”，唤地主富农到乡苏填表，经过“突击”，砂星区改了六十二家，高陂一个月改了七十余家，宽田区查出的十八家竟改了二十二家，引起农民分田恐慌。最值得注意的是，地主宋运山混入苏维埃充任土地部长，这次大改阶级成分的严重问题完全是他领导的。中央对此严肃处理，宋运山被撤职查办，西江县被责令重新进行阶级成分核查，坚决纠正地主富农翻案行为。
（六）让“强迫欺骗”滚出去。《红色中华》第129期报道：宁化武层区黄金乡主席黄龙标，接到区苏维埃要动员二排模范营加入模范团的信，他不去宣传群众，竟骗了二十余个老头子说到区苏开会。这些老头子到了区苏才知道是要他们当红军，闹了一场大笑话。《红色中华》严厉指出：“这个主席用强迫欺骗的手段来扩大红军，应当赶快从苏维埃滚出去罢！”该乡主席被全苏区通报批评，并要求各地引以为戒，严禁强迫命令、欺骗动员。
《红色中华》第140期以《一个标本的官僚主义者》为题，曝光宁化突击队长杨岳彬的严重官僚主义问题。文章揭露：杨岳彬原来是中革军委动员武装部部长，因工作中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被撤职后派到宁化当突击队长。来到宁化后，“终日都是坐在机关中，一步也不向群众中间走去”，“只是等在机关中等报告，和偶而（尔）开两次会而已”。因为他的官僚主义领导，宁化一直动员了半个多月才集中到县二百多个报名当红军的群众，但这二百多人在集中后不久便逃跑了一大半，所剩下的八十多个人中还有许多老的小的、残废的。杨岳彬不仅是一个标本的官僚主义者，还表现出了机会主义的动摇——他写信给军委动员部，说宁化动员开始太迟，要求再展期半个月，对完成工作根本没有信心。中革军委立即“将其撤职”，通报全苏区，要求所有突击队长引以为戒，扎实开展动员。
二、示范引领，树立政绩为民榜样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在严惩弄虚作假人员的同时，大力宣传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成绩过硬的正面典型，让“干实事、报实数、求实效”成为干部自觉，形成“激浊扬清、亲民为民”的良好生态。
树立不折不扣的实干榜样。兴国县是苏区扩红、支前、生产的“全能模范”。《红色中华》第135期报道：兴国在党及群众组织中确实动员起来了，“动员最好的区是上社，高新，龙沙，在龙沙有整个支部加入红军”。在粮食动员中，1934年6月借谷24万担，兴国任务12000担，完成20291担；7月征集粮食60万担，兴国任务5万担，完成51000担，中央人民委员会授予“布尔什维克的粮食动员”红匾。兴国干部创造了“十带头”好风尚：政治学习带头、军事训练带头、参军参战带头、购买公债带头、节省粮食带头等。1934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上热情赞扬：“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
树立雷厉风行的扩红榜样。瑞金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当年总人口24万，参加红军4.9万，支前作战5万。1934年5月，中央号召3个月扩红5万名，分配瑞金任务2000名。县委、县苏机关干部和各区乡干部带头报名当红军，至6月2日报名达5000余名，仅1个月就超额1.5倍完成。朱德亲手授予“三月计划一月超过”奖旗。《红色中华》先后以《一鸣惊人，瑞京县首先胜利》《瑞金终于走上了模范县的道路》等标题宣传其经验。瑞金（时称“瑞京”）模范县的榜样力量，推动着全苏区扩红突击运动的迅猛发展。仅仅2个月全苏区扩红62269名，提前1个月超额完成计划。
树立求真务实的为民榜样。毛泽东对长冈乡和才溪乡给予了高度评价：“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公债也销得很多……什么理由呢？举几个例子就明白了。长冈乡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了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二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才溪乡的这类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这样的乡政府，是真正模范的乡政府。”这些模范乡的经验证明，只有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才能得到群众真心实意的拥护。
树立敢作善为的突击榜样。在粮食突击运动中，部分区乡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不搞虚报、不搞强迫。《红色中华》第163期表扬：“这些县份有些区乡，真正执行了中央的决定与指示，动员了干部积极分子带头先买并交谷子，却收到了好的成绩（如赣县白鹭区，胜利桥头区、樟木区，杨殷的均村区，万泰的黄亭区……及公略宁化的许多区）。甚至群众已交的公债款自动收回，再交谷子。”这些区乡干部带头交谷，扎实宣传政策，让群众明白收谷是为保障红军供给，群众自愿交谷，成为全苏区粮食突击的正面典型。以项英为领导的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和中央党务委员会，则是整治虚假政绩的“尖刀力量”，轻骑队明察暗访，不听汇报、不看材料，直接核对群众、实物、账目，让虚报无处藏身。
中央苏区注重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双管齐下”校正政绩观的治理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政绩为民，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生动缩影。《红色中华》上那些掷地有声的檄文：“把乐观的官僚主义者清扫出去”“用无产阶级的铁帚扫除出去”——至今仍振聋发聩。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决反对数字造假、欺上瞒下、官僚主义，始终把群众利益摆在首位，以实干实绩诠释忠诚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