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瑞文
中国兵器工业档案馆的前身是第三机械工业部技术档案馆，建立于1963年7月16日。20世纪80年代，中国兵器工业档案馆向中央档案馆移交了第一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兵工历史档案。2020年，我作为中国兵器工业档案馆馆长、党委书记，有幸参与组织了《中国工业史·兵器工业卷》编纂工作，通过大量阅读这些泛着历史沉黄的档案资料，详细梳理了古代、近代和现代兵器工业的来龙去脉，认真研究了古代中国兵器引领世界发展和近代中国兵器工业迟滞落后，乃至丧失独立自主能力的屈辱发展史。透过近代中国兵器工业在清朝和民国政府期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发展和不断壮大的人民兵工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刻领会了新中国兵器工业乃至国防工业对人民兵工历史的血脉传承，更惊叹当代中国国防工业辉煌业绩的来之不易。
人民兵工以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论断为指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土地革命血雨腥风的伟大斗争中应运而生。自1931年10月中央红军创建了第一个大型综合性兵工厂——官田兵工厂开始，人民兵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化整为零到重建集中、从集中到分散、从分散到集中的发展历程。
人民兵工怀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一路筚路蓝缕、向死而生，尽管在长征途中曾经遭受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创，但是人民兵工的红色种子始终得以传承。它在久经战场考验后如凤凰涅槃，在全民族抗战前后浴火重生，而且在艰苦卓绝的对日军作战中得到锻炼成长。人民兵工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恶劣条件下主动作为，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创造性地发明了“缸塔法制造硫酸”“窑炉焖火法韧化弹体”“坩埚炼铜锌”等科学方法；积聚华北乃至全国优秀的知识分子，经过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制造出无烟火药、硝铵炸药和能够切屑加工的炮弹壳体，为大批量生产子弹冶炼出三七黄铜原材料；自主设计并批量生产了“八一式马步枪”“五小炮”“平曲两用迫击炮”等，仿制了枪榴弹和多种口径火炮及弹药，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山东和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近代兵器工业生产能力，在人民群众中大量推广了不同用途的手榴弹和地雷制造技术，指导各地民兵组织大规模制造地雷、手榴弹等多种简易武器，有效地支持了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武装的敌后抗战及对日反攻作战。
在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中，人民兵工从分散到集中，快速建立了华北、东北、西北、华东等解放区近代兵器工业生产基地，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枪炮弹药生产制造体系，大力发展无烟火药制造技术，快速形成了大口径迫击炮及弹药批量制造能力；创造发明了“炸药包抛射装置”等攻坚器材，并采用“土飞机”“土坦克”等战术手段，有效增强了攻坚能力；及时仿制成功缴获美式装备的子弹、大口径榴弹、爆破筒、反坦克地雷等兵器，为支持解放军夺取三大战役胜利并建立新中国提供了有力的兵器保障。
人民兵工，姓党为军。党是根，军是魂。它因党而生，为军而行，始终承系着中国共产党的红色血脉，始终传承着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之魂。
一、因党而生：为红军反“围剿”修配缴获的军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为了反抗国民党残酷杀戮共产党员和农工干部的白色恐怖，党在全国组织了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等，建立了井冈山、湘粤赣、鄂豫皖、闽浙赣、东江等10多块根据地，陆续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此，国民党对苏区组织了连续多次围剿，企图将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各地红军开始以修械所为基础组建手工作坊式兵工厂，组织生产梭镖、长矛、大刀等冷兵器，修配缴获的枪械和火炮，生产黑火药、手榴弹、地雷和树炮等简陋兵器，武装工农力量。
据1928年1月25日中共琼崖特委琼崖纵队总结报告记载：1927年9月军事会议后，武装暴动在琼崖各地陆续开展。中共南方局于10月24日制订了“经营琼崖计划”，拟“派军事人员将原有农军依军队编制训练；秘密调广州的工人纠察队600名往琼崖；设法将子弹及制造炸弹的原料、机件运往琼崖”。
中央档案馆所存1930年12月12日中央南方办事处负责人李富春（化名大盛）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原件中写道：“红军的武器，尤其是子弹的补充，在闽、粤、赣和琼崖都成为很严重的问题。”为此，东江军事会议决定，以五华过去的一个小弹厂为基础，开始在南山建立一个兵工厂，已派人去筹备，如果能开工，每天可以出2000发子弹，并且红军也可以游击战术在东江袭击敌人的辎重。
1931年1月15日，中央在江西小布成立苏区中央局及中革军委，在苏区中央局所辖地区由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开始称为“中央红军”。2月10日，中央闽西特委关于军事问题草案中提到中共鄂豫皖特委给中央的报告称：根据地此间后膛发射的火炮无人会用，迫击炮只有2%—3%的击中概率，俄造的马克沁机关枪存在故障不能用。兵工厂除一面派出人员学习外，希望中央马上供给好得多的火炮和枪械特种技师，特别是飞机修理匠，此间缴获了一架很新的战斗机，如能修好，战场作用应该很大。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不顾日寇悍然侵占东三省，仍然调集重兵围剿红军。10月，毛泽东领导中央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重大胜利。因修械任务繁重，朱德总司令亲自考察，筹建了中革军委官田红军兵工厂，即中央红军兵工厂，职工250多人。自此，人民兵工在党的领导下正式诞生。
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府主席，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形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基建国埋下了伏笔。同时，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中央红军兵工厂归军委总供给部军事工业局管理，其他根据地也陆续在随军修械所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些具有一定生产制造能力的兵工厂。
二、为军而行：“一切为了前线”
红军兵工厂以铁匠和手艺人为主，他们克服了原材料和工具短缺等困难，在中央苏区陆续建立了银坑、寨上和江面等兵工厂，通过手工修械、复装枪弹、土法制造黑火药、手榴弹、地雷和土炮等，有力地支持了红军反“围剿”作战。
中央档案馆333卷31号档案是中央红军兵工厂厂长吴汉杰下达的一道命令。1932年3月13日，正值中央红军兵工厂紧张的建设时期，根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反“围剿”作战需要，“兵工厂即派修枪工人一部附修机关枪工人一部，组成一修械厂，务于三月十九日以前赶到茅店，随三军团工作”。充分体现了“一切为了前线”的人民兵工精神。
1932年9月，曾任奉天兵工厂造枪工人的地下党员郝希英奉党组织指示，带领两位爱国工友秘密离厂，甩开特务跟踪、冲破重重关卡、越过多道封锁线，从东北出发，路过天津、上海、汕头，经历铁路、公路、水路、山路，最终进入中央苏区，在官田兵工厂参加了红军。先后任工长、科长、副厂长。同时，中央还动员了一批来自萍乡、汉阳、广东、福建、上海等地的工人和技术骨干，吸收了福建漳州兵工厂和当地军阀的一些修械技术工人，兵工厂技术力量得到充实，生产能力显著提升。随着机器设备改善和人员增多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工厂开始实行多工种和专业化分工生产。自此，官田中央红军兵工厂军工保障能力由修配提升为修造，不仅能够复装子弹，修理步枪、驳壳枪、机枪和迫击炮，还能仿制多种步枪，甚至可以自主制造步枪和威力极大的手雷及地雷。
据陕西省档案馆革命历史资料4卷6号和7卷13号记载，1933年1月，红26军转战到陕甘边地区，部队医疗和修械造弹处境十分艰难，要求中共陕西省委火速调派医生、军械工人和兽医等技术人员支援。陕西党团省委立即增派了一些干部和修械工人到红26军，但是人员到达三原后未能取得联系，有的同志赴边区中途数次被捕，一些人不得已又折回省委，后来得知交通不必经过三原。为此，省委安排三原游击队护送滞留在三原的修械工人及其他同志及时到达红26军，并增设交通科布置全省交通网、兼理红26、红29和红四方面军一切交通事宜。
中央特科二组副组长刘鼎，在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几经周折于1933年转移到闽浙赣，利用在德国和苏联学习的兵器知识，担任洋源兵工厂政委，他用无缝钢管和传统铸造工艺，成功试制出人民兵工第一门35毫米迫击炮和铸铁炮弹，在北上抗日先遣队作战中发挥了较大作用。
1933年9月，由于遭到南京政府及地方军阀的重兵“围剿”和“左”倾中央的错误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更加严峻，“寸土必争”的守土阵地作战方针，对武器弹药的数量和性能提出更高要求，中央决定继续扩大中革军委兵工厂的生产规模。10月，在官田兵工厂枪炮科和弹药科的基础上，发展成弹药、枪炮、杂械3个规模较大且专业生产配套基本齐全的兵工厂。此时是中央红军的鼎盛时期，兵工厂共有各类人员1000多人。
中央档案馆335卷40号档案，记录了中革军委在1934年3月12日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签署的一道密令：要求由总供给部直接派出枪工多人在建宁、广昌、江西、福建汀州等地各设一修械所，归总供给部军实处指挥，负责清查损坏枪械，能修理的即送就近修械所修理，不能修理的则送红军枪炮厂。
据中央档案馆335卷108号档案记载，1934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场连续失利，官田红军枪炮厂陆续搬到瑞金江面。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变化，有利于集中力量支援前线，7月24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枪炮厂与红军弹药厂合并组建了江面中央红军兵工一厂。寨上杂械厂因迁到瑞林寨距离太远，暂不合并，改名为兵工第二厂。1934年9月，因形势所迫，兵工第二厂也从瑞金瑞林寨改迁到瑞金江面，并入了中央红军兵工第一厂。合并为江面中央红军兵工厂，兵工厂共有各类人员1200多人。
中央红军兵工厂在江面期间，工厂规模较大，直接受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中央领导对兵工厂的工作和生产极为关心，陈云曾亲自到兵工厂了解情况，找许多工人和干部谈话，并且对生产数量、产品质量、成本计算、生产节约、发明创造、克服困难以及加强民主管理等方面进行指导。工厂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工人们自动义务加班，一次就提前完成了几百支步枪和几十挺高射瞄准机枪的紧急制造任务。原定9小时加工1支枪管，后经改进工艺流程只要7小时就能完成，受到《苏区工人报》表扬。
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根据地，开始长征。江面中央红军兵工厂亦随主力红军分三批撤离转移，随军开始长征。第一批共60余人，他们带上各自的修理工具，另外还带了弹药厂和枪炮厂各一部较好的机器；11月间，第二批共200余人，可以带走的机器基本全部挑担带走。无法拆解携带的机器全部埋掉。12月底，第三批共300多人，总共560多人。兵工厂组建了边战斗边修械的随军机制，长征途中军工战士做出了巨大牺牲，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108位兵工战士只有7人到达陕北。随军机器设备损失殆尽。
留下100多人跟随当地红军游击队，转战于都、兴国、瑞金、宁都及赣、闽边界一带。其余工人大多就地疏散。临走时，忍痛烧毁工厂厂房。尽管中央苏区红军兵工厂走完了它的艰难历程，但是“姓党为军”的红色基因和“一切为了前线”的人民兵工精神，却根植在每一个人民兵工战士的心中。
三、浴火重生：在伟大的长征中百炼成钢
1935年11月，跟随红军经过长征最终到达陕北的21位人民兵工的火种，与西北苏区红15军团柳树店修械所合并，在瓦窑堡城西十里铺(现属子长县栾家坪乡)重新组建了红军兵工厂。兵工厂设翻砂、烘炉、机械、木工、制图等生产部门。由于没有工业化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无法制造枪械及枪弹，工作只能以修械、复装子弹、制造黑火药、起爆药和手
榴弹等为主。
1936年1月，为配合红军东征，兵工厂迁至永坪镇(现属延川县)，研制渡河用具，并开始研究枪械制造。5月，为配合红军西征，兵工厂又迁至柳河湾(现属吴起县洛源乡)。8月底，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参观了红军兵工厂，并在《红星照耀中国》中书写了他对人民兵工战士的崇敬。1937年1月，工厂迁驻延安城东柳树店村(现属延安市川口乡)。
经过万里长征的生死淬炼，人民兵工百炼成钢的红色种子，成为全面抗战中敌后根据地近代兵器工业“姓党为军”的红色基因。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全民族抗日战争序幕。8月25日，红军主力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随即这三个师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战场。当时，枪械和弹药严重匮乏，八路军人均不足一支步枪，每支枪只能配3—5发子弹。尤其缺乏火炮及弹药。三个师仅有两个团有火炮，而且一个团只有4门炮，每门炮平均不到一发炮弹。许多战士只能依靠传统的大刀、长矛等冷兵器，或随身携带一颗手榴弹参加战斗，以近距离开火或与日军肉搏的方式战斗，用搏命的勇气来弥补装备的差距和不足。
据中央档案馆全宗2号第34卷记载：1937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要求“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一万支，主要方法自己造，请你们立即开始用一切方法在山西弄到一部造枪机器及若干造枪工人，准备在延长设立兵工厂造枪，即造土枪亦好。如何盼复”。
1938年1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工人制造品展览会上发表讲话：“过去抗战部分失败，我们的国防工业不如敌人也是一个原因，将来要最后战胜敌人，一定要发展国防工业。”充分显现出毛泽东对武器装备保障供应的重要关切。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中央红军兵工厂以手工业为主。因此，延安的近代兵器工业需要从制造机器起步。
同年3月，中央军委正式成立军事工业局（简称军工局），总参谋长滕代远任局长，副局长李强和王诤，接管扩建了柳树店红军兵工厂，将从上海利用五金厂辗转到延安的沈鸿师傅和7个徒弟，以及携带的11部小型机器，即机床、冲床、铣床、钻床等，充实到柳树店红军兵工厂，作为机械制造的“母机”。同时，军工局广泛吸收技术人才，有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从大城市、国外归来的技术人员和从山西、河南、四川奔赴延安的产业工人、手工业者，以及部队战士和当地招收的农民。自此，逐步改变了延安的军工生产面貌。
在这场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中，人与武器是分不开的，抗日前线扩大武装力量必须要扩大兵工生产制造能力。随着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抗日人民武装不断壮大，装备损毁日益严重。仅依靠从敌人手中缴获和延安军工局生产，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1938年6月，为解武器弹药供应的燃眉之急，战斗在抗日前线的晋冀豫八路军总部成立了第四科（军实科），根据朱德总司令的要求负责筹建军火生产。
据中央档案馆全宗2号第34卷30号记载，7月22日，129师师长刘伯承致电毛泽东、洛甫、朱德、彭德怀：“发展兵工生产，与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进展中强化本身，并使抗战走到彻底胜利有直接联系。我们新在平汉道沟夺得三部新机器，除为集总留一部外，拟以两部经集总送延安增加生产。如同意则后送，延安是否近来有生产品（武器弹药）望告！”7月24日，毛泽东及军委总参谋长滕代远紧急复电：“伯承同志，兵工机器请速送延安。”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排除了王明回国后的干扰，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战略战术上按照《论持久战》的战略部署进行了调整，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派兵去山东”的战略方针。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明确指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重要问题。一方面，大后方尽可能的接济他们；又一方面，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将建立军事工业和发展武器生产提高到重要的战略地位。
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中明确指出：“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怯阵……提高军事工业技术，建立必要的军火工厂，准备反攻实力。”直接推动了敌后根据地人民兵工的深入开展。
历史证明：每到人民兵工发展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都为人民兵工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人民兵工的红色血脉，聚是一团火，撒向满天星。革命圣地延安，聚集了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人民兵工从延安出发，以星星之火在中华大地的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中形成燎原之势，在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中，为人民武装提供了强大的现代兵器工业装备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兵器工业档案馆）
值班编辑：白雪、显洋
技术支持：李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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