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强
《科技日报》前不久刊文《领导干部要懂点科技》，引发的热议远超出了科技界。文章直指一个现实痛点：在AI、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重塑世界的今天，领导干部若缺乏科技素养，决策极易“跑偏”，甚至闹出“用行政命令挑战科技规律”的笑话。
然而，现实中另一种现象同样值得警惕：一些技术专家出身的干部，在重大决策中往往陷入“技术洁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反观历史上一些极为成功的“大项目”，如延安时期的科技突围、新中国“两弹一星”建设，决策者、领导者未必精通专业。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命题：领导干部的核心能力，究竟是“懂技术”的硬实力，还是“善用人”的软智慧？
历史和现实警示我们，领导干部的科技素养，不是为了去写代码，而是为了听懂写代码的人在说什么，并为他们扫清障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这一论断，为我们破解“懂”与“用”的难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延安时期“激发人才活力”的当代回响
在极端艰苦的延安时期，党的领导干部大多并非科班出身，却通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在黄土高坡的窑洞里创造了科技奇迹。这段历史，是“善用人”胜过“瞎指挥”的生动注脚。
当年延安窑洞里的“硬核”创新，成为世人美谈，引发世界关注。延安通信材料厂在简陋的窑洞里，利用破飞机、旧铁轨等废料，制造出数百部电台和电话机，元器件自给率一度高达70%。更令人惊叹的是，为解决钟表短缺问题，数学专家竟利用日晷原理，制定了延安的“标准时间”，统一了根据地的作息。
面对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党中央没有让知识分子“吃苦在前”，而是出台了《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给予技术干部远高于普通干部的津贴、小灶和单间窑洞待遇。毛泽东同志亲自定调：“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种“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特殊照顾”的政策，让科技人才在窑洞里爆发了惊人的创造力。
“特殊优待”释放了创造活力。延安经验的内核在于，当时的领导干部或许不懂无线电原理，但他们懂“尊重规律、放权赋能”。领导干部负责解决粮食和安全感，把实验室交给科学家。这种“我不懂，但我全力支持你”的格局，正是延安能在绝境中实现科技突围的关键。
二、新时代从“善用人”到“聚英才”的探索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政地方及治国理政实践中，将“善用人”的智慧提升到了新的战略高度，为新时代领导干部如何处理“懂”与“用”的关系树立了标杆。
正定的“人才九条”与“招贤馆”，给人带来诸多启示。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深刻认识到“人才是发展经济、翻番致富的根本”。他推动制定了广招人才的“人才九条”，明确提出：凡是来正定的科技人员，每搞成一个项目，利润按比例分成；树立新时期用人观点，凡有技术专长的一律接收；一时办不齐手续可先来后办；允许研究项目失败，不追究责任；为调入人才建“人才楼”“招贤馆”。以他的名义向全国各地发了100多封“求贤信”，聘请华罗庚、于光远等50多位专家学者组成顾问团，并亲自夜访工程师武宝信，用诚意打动人才。这一系列举措，为正定走“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奠定了坚实基础。
福建的科技特派员与“第一资源”，至今让当地受益。在福建工作的十七年半时间里，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他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强调“人才兴旺就是科技兴旺，经济兴旺”。他深入总结南平基层实践，推动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让科技人才直接扎根农村，把论文写在田野大地上。担任省长后，他亲自担任省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强调要构建福建跨世纪人才新高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一时期的探索，为福建后来的生态省建设与科技强省战略埋下了伏笔。
浙江的“八八战略”与“两山”转化，成为影响和带动全国的战略举措。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同志提出了作为浙江发展总纲的“八八战略”，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他在安吉余村创造性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并推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这一过程不仅是生态治理，更是通过科技与人才的力量，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优势。他要求浙江在科技创新上“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为浙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人才与科技动能。
上海的科创中心与制度松绑举世瞩目，影响惠及海内外。在上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强调，上海有责任也有条件在科技创新上走在全国前列。他高度重视科技体制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人才松绑，让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充分迸发。这一时期的实践，为上海后来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在全国层面推动“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探索了宝贵经验。
从正定的“招贤馆”到福建的“科技特派员”，从浙江的“人才强省”到上海的“制度松绑”，习近平总书记当年主政地方的实践一以贯之：领导干部不必是通晓所有技术的“全能手”，但必须是善于识别、吸引、使用和服务人才的“伯乐”。其核心能力，在于构建让人才安心、舒心、放心的制度环境。
三、毛泽东同志用人哲学与普遍规律的历史昭示
在探讨“懂”与“用”的平衡时，回顾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用人智慧，能为我们提供跨越时空的深刻启示。
1949年，党中央任命晕船的萧劲光为海军司令、晕机的刘亚楼为空军司令。面对萧劲光“我是旱鸭子”的推辞，毛泽东风趣而深刻地回应：“我就是看中你这个‘旱鸭子’！是让你去组织指挥，又不是让你天天出海。”后来他总结道：“海军司令晕船，空军司令晕机，这就是我的干部政策。”其底层逻辑在于，在从0到1的拓荒时代，统帅的核心任务不是精通操作细节，而是建体系、搞组织、筹资源、定战略。正因为萧劲光、刘亚楼不懂技术细节，他们才不会陷入微观纠结，反而能跳出技术陷阱，聚焦于宏观布局和人才整合。
结合延安经验、毛主席的用人哲学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实践，我们可以更好理解领导干部处理“懂科技”与“善用人”关系的普遍规律——做“T型”干部。
横杠要宽，即通识与格局：这是“外行”领导的看家本领。领导干部要懂点科技史、懂点创新规律、懂点产业逻辑。目的不是为了去写代码，而是为了不被忽悠，具备与顶尖科学家对话的底气和判断力。
竖杠要深，即知敬畏与授权：这是“内行”领导的底色。但这里的“深”，不是深在技术细节，而是深在对专业人才的识别力、信任力和授权力。要敢于说“我不懂，你懂，我听你的”，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
四、用人的最高境界：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做决定
回到《科技日报》提出的问题，领导干部懂点科技，绝不是为了去当“首席技术官”，而是为了成为懂大局、懂规律、懂用人的“首席决策官”。
从延安窑洞里的日晷与电台，到毛主席麾下的“晕船晕机司令员”，再到习近平总书记从正定到上海的“人才经”，历史经验一以贯之。在AI时代，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领导者：他们或许不会写代码，但他们知道，该把船开往哪个未来、该让飞机飞向何方、该为那些“写代码的人”扫清哪些障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强起来要靠创新，创新要靠人才。”这才是领导干部科技素养的终极意义——让听得见炮火的人做决定，让创造未来的人有舞台。
值班编辑：白雪、显洋
技术支持：李馨雨
值班总编：闫金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