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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强
2026年9月，我国高校迎来又一批新生。此时此刻，面对全国1174万本科新生、589万高职（专科）新生，人们更加深刻理解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
回到4个月前，2026年5月28日，山东烟台，“十佳职校生”颁奖现场，聚光灯下10位青年（包括藏族康养师、畲族全国技术能手、蒙古族大数据会计师、电网故障检测水电工），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2岁，手握国家专利、软件著作权、技能大赛金奖，面带一份沉甸甸的笃定：“我选择职业教育，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心之所向。”为他们颁奖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
这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机构：中华职业教育社。
这是一项被严重低估的“十佳”：十佳职校生。
一、百年职教社：从“教育救国”到“统战性、教育性、民间性”三重属性
1917年5月6日，上海。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与实业界贤达，发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宣告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的团体诞生。
彼时中国，“学而优则仕”观念根深蒂固，实业人才极度匮乏，黄炎培痛感“教育与职业分离、学校与社会脱节”，提出职业教育四大目的，“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并以“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终极理想。
1918年，中华职教社创办中华职业学校（今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前身），开近代中国职业学校教育先河，“双手万能、手脑并用”“敬业乐群”成为百年传承的育人基因。
抗战时期，职教社不只办学，还办《救国通讯》、组织抗战后援、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中国民主同盟）。黄炎培1945年赴延安与毛泽东对话“历史周期率”（著名的“窑洞对”），归沪后撰《延安归来》，年底与胡厥文等发起民主建国会。中共地下党曾以“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为掩护，创办“上海抗大”培养干部。
延安时期，面对封锁困局，边区积极创办农业、工业、医药等20余所职业学校，“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师生既是技术学习者，更是边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教育—生产—革命”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不仅为抗战和解放事业输送了大批急需的军工、医疗、通信、农业技术人才，更为新中国职业教育植入了“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因。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职业教育社从“教育救国”团体成长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进步组织。1983年恢复活动，现由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中央统战部代管，是我党领导的具有“统战性、教育性、民间性”的群众团体，在22个全国性群众团体中，唯一专门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的团体。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将“中华职业教育社”写入法条，赋予其法定地位。调研建言、温暖工程（培训下岗职工与农民工）、黄炎培职业教育奖评审、“最美职校生”“十佳职校生”选树……它默默做着中国职业教育生态中不可替代的“黏合剂”与“放大器”。
二、被误解的赛道：职业教育正在悄悄“逆袭”
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大多还停在“分流剩下来的地方”。但数据不说谎——
体量已近半壁江山：截至2026年6月，全国普通高校2952所，高职（含职业本科）总量1664所，占普通高校比重56.4%；2025—2026连续两年高职（含职业本科）招生规模稳定在全国本专科总招生近50%，高职在校生占全国本专科在校生46%以上。三项指标持续维持“约50％”格局，足以说明职业教育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另一极”。
职业本科强势崛起：职业本科扩容至124所，首批职业本科毕业生去向落实率87.07％，高出全国本科平均约4.5个百分点，90％以上进入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领域。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等校部分专业投档线超特控线数10分，出现“600分考生主动填报职本”现象。
升学通道全打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专业学位硕士→博士的“立交桥”已成型。“3+2”“3+4”中本贯通试点扩围，技能大赛获奖可免试升本，部分省份中职升学比例超70％。
大学生技校“回炉”常态化：浙江、广东、山东等多地开设“大学生技师班”，普通本科毕业生为就业补技能已成趋势，反向印证“技能值钱了”。
新职教法明确定性：2022年5月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删除“分流”表述，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再看今年“十佳在校生”组成：无锡职业技术大学的蒋一品代表职业本科，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林宇翔代表技师学院，其余8人来自各省龙头高职。三者并列登台、同等褒奖，本身就是在用行动说明，高职不再是“次一等”，技师学院不再是“旁门左道”，职业本科更不是“专科延长版”，它们共同构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有机整体。
三、重新认识职教毕业生：从“拧螺丝的”到“造心脏的人”
长久以来，社会想象中的职校生是“流水线上的螺丝钉”。但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的案例击碎了这一幻象——
次尔拉初（藏族）将运动康复与瑜伽融入民族地区体育教学，做的是“体教融合＋教育公平”的微创新；林宇翔（畲族，二级技师、全国技术能手）精研建筑施工工艺，对标世赛标准，可谓“大国工匠”苗子；廖家强开发乡村电网GIS故障检测平台，直接服务“乡村振兴＋数字基础设施”；孙嵩斐痴迷电子电路，从拆收音机到参与智能硬件项目，名副其实的“硬科技”底层人才；尉迟继妍扎根寒地现代农业，懂生物技术也懂电商营销的新农人典型……
他们分布在智能制造、智慧农业、康养体育、电网运维、数字建造等行业，恰恰对应着“制造强国”“乡村振兴”“健康中国”最需要的一线高技术技能人才。职教毕业生不是低端劳动力，是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坚实底座。
人社部数据显示，我国技能人才总量超2亿，高技能人才超6000万，高级工以上占比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技工荒”在先进制造业集中爆发。企业抢订职校毕业季学生、“一技在手、三家来聘”已成沿海制造业常态。市场在用脚投票，承认职教价值，唯独社会观念跑慢了。
职校生上升通道更值得关注。可考公考编（多地放宽至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比照大专、预备技师班比照本科），可创业，可通过职教高考升本科再考研。深圳、江苏等地已有职校出身的工程师取得发明专利、带研发团队。起点不同，不等于终点不同。
四、为什么现在尤其需要重新“看见”
单纯学术型人才补不了产线工艺改进的短板，纯粹廉价劳动力撑不起“中国智造”。当前我国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爬坡期，芯片制造、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工业互联网、智慧农业……每一项都渴求“懂理论、能上手、肯扎根”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黄炎培当年说：“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的义务，名曰职业教育。”由是观之，贬低职业教育，就是在剥夺一部分青年“依其个性发展”的权利，也是在削弱国家产业人力资源的根基。
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选择在烟台这座胶东半岛制造业重镇举行，背景板上印着一行字：“德技并修，技能报国。”其中深意或许正在于此：这里有万华化学、上汽通用东岳基地、杰瑞集团……它们最知道，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工业脊梁，靠的不只是论文，更是千千万万握紧扳手与示波器、能读懂图纸也能调好参数的技术技能人才。
五、结语：致敬被低估的与正在崛起的
重新认识中华职业教育社，是重新理解中国近代教育救国的另一条脉络；重新评价职业教育，是重新校准我们对“成才”的定义。而重新认识职教毕业生，则是承认大国工匠也是国之栋梁，车间里同样长得出光荣与梦想。
此时此刻，我们不由得想到，杨振宁先生43年前在对香港中学生演讲时说过的一句话：“懂得怎样动手的人恰恰是中国最最需要的人才。”想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和深情厚望：“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2026秋季开学季，当大一新生们站在人生新起点，我们尤其需要这样一份“认知地图”——
中国高等教育，不只是“综合性大学”这一座山峰，还有“职业院校”这片广阔高原。青年成才路径，不只是“高考—本科—考研”这一座独木桥，还有“兴趣—技能—深耕”这条双向八车道。
看见他们，就是看见另一半中国青年的奋斗；理解他们，就是理解这个国家最扎实的产业根基；尊重他们，就是尊重“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古训在智能时代的全新绽放。
这或许，是2026年开学季最值得上的一课。
值班编辑：白雪、显洋
技术支持：李馨雨
值班总编：闫金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