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依规治党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制度保障作用

刘运龙 朱红升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强调“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事关党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历史使命。回顾党的历史，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得到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不断健全完善各种党内规章制度，严格依规治党，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这是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保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

从严依规治党使得党在革命性锻造中赢得民心，铸就了坚强有力的政治底色

建设一个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

注重从制度建设上严格组织纪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党从成立之初就明确了革命的目标任务，确立了自己的根本宗旨。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党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明确要“消灭党员‘特殊地位’与官僚腐化”，提出严明党的纪律、建设廉洁政治、反对腐化等依规治党的鲜明政治立场和重大政治原则。党的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了我们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根本性质，强调党应加强组织纪律建设，共产党人不仅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还要参加组织生活，参与政治斗争，受组织纪律约束。党的二大通过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章程》专门就“纪律”作出规定，同时通过《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成为当时党内的党规党法，严明党的组织纪律，体现了从严依规治党的鲜明态度。在革命顺利时，针对党的队伍快速发展中党内悄然滋生的投机倾向与纪律松弛问题，为确保党自身的纯洁性和战斗力，党中央于1926年大革命期间发出《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要求坚决清除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腐败分子。这个通告作为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针对贪污腐化问题的文件，是党正式开展反腐败工作的实践起点，表明我们党与腐败水火不容。1927年，党的五大设立了党史上第一个专门的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专门查处党内出现的违规违纪、腐化堕落等问题，以维护和执行党的纪律、维护党的纯洁性。1928年，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解决党内思想混乱、组织涣散问题，党的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将“党的纪律”单独设章，首次明确规定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

延安时期，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和党的队伍逐步壮大，客观形势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党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问题从理论到实践作出回答。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强调，“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要赢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就必须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好这样的党是一项“伟大的工程”，要赢得革命最终胜利，必须抓好这个“伟大的工程”。随着党建理论的发展，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党内法规”概念，并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重要党内法规，完整提出了民主集中制“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重要原则，对在严酷环境下严肃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建设具有深远影响。

高度重视党的纪律执行。我们党不但注重从制度上建立健全党内法规，而且在制度执行上坚决有力，绝不手软，为党赢得民心铸就了坚强有力的政治底色。中华苏维埃时期，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入党动机不纯、贪腐之风不绝的情况，苏维埃中央政府在苏区正式开启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比如，当时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背弃党的性质宗旨和初心使命，不为群众谋福利，而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贪污腐败、杀人敛财，案发后于1932年被处决。此案打响了党的历史上反腐败的第一枪。之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12月颁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第26号训令，被称为党史上第一个反腐败法令，旨在严惩苏区时期的贪污浪费行为，确立了党对腐败“零容忍”的原则。通过依规治党，正风肃纪，形成苏区党员干部“自带干粮去办公，穿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工农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为后来的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强政治基础。

延安时期，随着党的发展壮大，为及时清除党的历史上分裂主义、宗派主义等造成的错误影响，我们党开展了“整党整风”运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依规严肃处理违纪犯法者，及时将道德败坏、蜕化变质的党员清除出党的队伍，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政治立场。当时，对身居高位且战功显赫的红军高级将领黄克功的处理最具代表性。黄克功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后持枪杀人，被边区高等法院判以死刑。“黄克功事件”彰显了我们党坚持“共产党员犯法从严治罪”的理念，彰显了制度面前没有特权、法律面前没有例外的平等原则，树起了依规全面从严治党的铁规矩。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经过建党初期特别是延安时期党的法规制度建设和正风肃纪，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的优秀特质，赋予了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丰富内涵。这一时期，全体党员干部自觉视党章党规为行动的总规矩，用“铁的纪律”保证了全党行动一致，使“延安作风”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为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打败“西安作风”，夺取全国解放提供了坚实的作风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不但在于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更在于我们党能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始终把从严依规治党摆在重要位置，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熔炉中反复锤炼，保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廉洁性，有效防范了被瓦解、被腐化危险，使党经受了掌握“权力滋味”的考验，确保我们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从理论到实践开启构建反腐败法律制度探索。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毛泽东对党内可能出现的腐败蜕化就已有所警觉。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存在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明确提出从严治党问题，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基本的遵循，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些党员干部不顾“两个务必”的警告，将党的纪律置之脑后，开始贪图享受、贪污腐败、欺压群众，走向了党和人民的反面。针对部分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为防止不良作风特别是官僚主义的滋生蔓延，党中央就加强党的建设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地方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检查和审理中央直属各部门及各级党组织、党的干部及党员违反党纪的行为；先后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等，适时发动整风整党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积极探索执政条件下党的作风建设和反腐败问题。1952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实施新中国第一部专门惩治贪污腐败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通过党的纪律规范和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机结合，实现对党员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行为的全面监督和坚决打击。这个时期的典型重大案件，以刘青山、张子善利用职权贪污腐败被执行枪决为代表，及时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明我们党绝不容忍腐败现象，宣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廉洁性的决心，教育挽救了一大批党的干部，有效推动了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了党员的政治素质，保证了党组织的纯洁性，保持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焕发出亿万人民群众万众一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各条战线涌现出诸如王进喜、焦裕禄等一大批时代典型和模范集体，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探索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惩治贪污腐败的党内法规制度。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一些意志薄弱、掌握权力的部门和党员干部禁不住利益诱惑，出现了以权谋私、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对此，我们党始终保持清醒警觉，不断探索健全制度机制，严格依规治党。为严惩贪污腐败问题，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重建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把拨乱反正和抓党风建设作为主要工作。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党的十三大进一步鲜明提出，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要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首次提出“从严治党”要求。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专门讨论加强执政党建设问题，作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的伟大的工程”，要求全党继续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将党的领导提高到新水平。党的十四大首次将“从严治党”写入党章总纲。1997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第一次详尽规定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行为，是党员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行为规范。党的十五大提出，“从严治党，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保证”，要求“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彻到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党的十六大明确把“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写入党章总纲。200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出台，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这一系列党内有关规定出台，体现了党“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政治理念和实践要求。这一时期，我们党通过大力完善制度，“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推进从严依规治党，严厉查处了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案、厦门远华公司特大走私案，以及陈希同、陈良宇、成克杰等党的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等重大贪污腐败案件，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腐败分子，彰显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使党经受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的风险考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将“全面从严治党”写入党章，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强调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实践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通过十几年连续不断坚持严格依规治党，根本改变了一个时期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全面从严依规治党取得卓著成效，使党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强大感召力和凝聚力，为完成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

加快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适应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党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加快推进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中央以制定中央八项规定为起始，制定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等一系列制度规定，不断修订完善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加强对党内政治生活状况、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的巡视和监督检查，加强对党员和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目前，党中央已制定出台党内法规210多部，基本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构筑起不能腐的制度防范机制。

着力提高党内法规制度执行力。严格依规治党，不仅要构建严密的制度规范，更要注重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力，不断增强党内法规的权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依规治党，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坚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党中央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刮骨疗毒的决心向党内各种歪风邪气和顽瘴痼疾开刀，大力惩治特权和腐败行为，革除党内存在的弊病和隐患，纠正党内出现的错误倾向和不良风气。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从领导干部抓起，突出抓住“关键少数”，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以上率下改进工作作风，把全面从严依规治党贯穿党的建设各方面，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从周永康、薄熙来、孙政才、令计划等一批“大老虎”被查，到铲除“蝇贪”“鼠害”“蛀虫”，再到深入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彰显“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没有所谓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无论职务多高、功劳多大，只要违纪违法，绝不姑息、一查到底。通过铁腕反腐，加强从严依规治党、持续推进自我革命，我们党经受了“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挑战，赢得了确保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团结带领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当前反腐败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我们党要取得反腐败的绝对胜利，必须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定不移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继续发挥依规治党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保障作用，严格依法依规确保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服务，不断提高党的依法依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党的感召力凝聚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技术支持：李馨雨

值班总编：闫金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