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和平

一、被“左”倾错误搞出来的“战略转移”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在国民党蒋介石当局用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都无法奏效的情况下，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军工建设越来越红火了，不仅稳定并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为反“围剿”斗争准备了比较好的群众基础和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且为后来红色军工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储备了一批优秀的懂技术、会管理的干部队伍。

1931年起，扛着“共产国际”大纛，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从1933年底起，王明、博古等人甚至提出了比前任李立三更“左”的主张。这些从苏联归来的共产党大员们挟持着更多的理论装饰，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在这种情形下，当时以团中央书记身份代行党中央领导职务的博古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等人，开始在极度保密状态下酝酿大撤离或“战略转移”。而实施“战略转移”前的各种准备实际上是非常仓促的。因为这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转移”，完全是“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搞出来的。

史料记载，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前的武器生产如下：

据1934年10月8日的不完全统计，从江西根据地出发的中央红军包括军委1、2纵队，红一方面军第1、3、5、8、9军团在内，总兵力共8.68万人。这支庞大的部队只装备有步马枪29153支、迫击炮38门、重机枪357挺、轻机枪322挺、手枪3141支、冲锋枪271支。虽然8.68万人中有相当数量的机关、后勤人员，但很多作战部队还是没有足够的枪支，因此又携带了6101根梭镖、882把大刀作为补充。为了支持战略转移，中央兵工厂的生产一刻也没有停，高峰时期，每月可生产手榴弹8万枚、修枪2000余支、复制子弹40多万发。

据曾任官田兵工厂职工委员会委员长的马文晚年回忆，这些武器不仅种类繁杂，而且配件不全，步马枪中只有60%配有刺刀，长征开始后更是难以保证必要的维修和保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武器的作战效能。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枪弹严重不足：红军只携带了步马枪弹141.8万发，平均每支枪只有40余发，而且其中多半是红军兵工厂自行复装的，不能用于连发武器，而机枪弹仅有22.3万发，几乎连一场稍大的战斗都不能支撑。其他几路红军的装备情况与中央红军大体相似。

这些不多的弹药在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后差不多已经消耗大半。而此后长达一年的漫漫征途中，红军的武器弹药几乎全靠作战缴获。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平均每天行进30多公里、一天一战的情况下，其作战难度可想而知。

当中央兵工厂领导接到即将“战略转移”的命令时，他们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从每个员工的实际情况出发，第一批选拔了108名干部职工参加长征，由厂长韩日升（后牺牲）和副厂长郝希英率领，他们带上各自的修理工具，另外还带了两部较好的车床，编入中央纵队的“兴国纵队”，成为叶季壮率领的总后勤部单位。

首批参加长征的工人出发后，留在苏区的军工厂由刘广臣（后牺牲）继任厂长，率领其余职工继续在冈面中央兵工厂组织生产。1934年11月，中央兵工厂选拔参加游击战争的第二批工人出发，共200余人，并把全部可带走的机器带走。留下坏的和没有装好的机器全部埋掉，他们分别被派往江西、闽赣、赣南等各个省的游击区里组建各省兵工厂。1934年12月底，留在冈面中央兵工厂的最后一批工人，全部由妇女和学徒组成，共300多人，分配到各省兵工厂。

二、红军选择了“置之死地而后生”

历史不会忘记，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人撤离根据地，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长征之初，“左”倾领导人把“战略转移”变成中央根据地大搬家，包括兵工厂里那些笨重的机器设备。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写的：“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

如此庞大的队伍，为了躲避敌军，又只能走荒僻的山道，往往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路，一夜只能翻一个山坳。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损失惨烈，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锐减到3万多人。红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水。故当地乡谣称：“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鉴于以上情况，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商量，于12月4日发布了一份《后勤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要求对不必携带的物资立刻抛弃或毁坏，让部队能够轻装前进。

“突破湘江的第四道防线，是长征以来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激战达一周之久。我们的军工战士大多数都牺牲在这里。”曾任官田兵工厂厂长的吴汉杰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沉痛地说。红军通过第一道封锁线时，损失了3700多人；通过第二道封锁线时，损失了9700多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时，损失了8600多人。而这一次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损失和减员竟达30500多人。这样，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和红军内部对中央领导错误的不满并要求加以改换的情绪愈益明显。在血与火的战斗面前，一些支持过“左”倾路线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改变态度。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眼前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会后不久，建立了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三、历经艰难险阻凝聚众志成城

1935年1月红军占领遵义后，中央兵工厂迅即在城内的一个大庙里恢复生产，为部队维修枪支。遵义会议后，红军创造了“四渡赤水”的战绩。为了随军开展修械工作，中央兵工厂把几十个擅长修枪的同志，分别调到各军团，建立维修小组，随时随地为部队服务。

最早将红军长征情况公之于世的有关记录，是廉臣（陈云化名）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它是遵义会议后中央派陈云赴苏向共产国际汇报时用化名于1935年秋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在讲述突破乌江时，陈云谈道：“……侯之担(贵州军阀)部之手提机枪及花机关(枪)都系赤水兵工厂所土造者，射力不远，不能达南岸……红军将这些赤水造步枪称为‘九响棒棒’，缴获后全部交给当地组建的游击队。而红军在贵州期间真正的‘进项’来自于1935年2月间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时与中央军吴奇伟部的战斗。”

据《红星报》记载：“此役总计击溃敌20余团，敌死伤千余，俘2000余，我军缴获机关枪20余挺，步枪3000余支，子弹30万发……”这是长征途上最重要的武器补给。由此也可以看到军工战士们利用缴获中央军吴奇伟部武器发挥的作用。

长征途中，由红军修械人员负责维护的迫击炮在飞夺泸定桥时发挥了作用。1935年5月29日，红一军团杨成武部抢先来到水流湍急的大渡河畔。面前的泸定桥桥头和要道上碉堡密布，更有川军重兵把守；后面则有敌兵追赶，形势异常严峻。在进行了周密的战前部署后，红一军团杨成武部派出突击队直逼桥头，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打响了！英勇的红军战士攀援着碗口粗的铁索匍匐前进。对面敌军桥头堡不断喷出火舌，企图阻止红军的进攻。在激烈的战斗中，有的战士身负重伤，有的跌落进奔腾咆哮的河水中，但英勇的红军仍然冒着枪林弹雨向前冲。就在这关键时刻，杨成武命令红军炮兵部队架起了轻便的迫击炮筒。神炮手赵章成亲自操炮射击。炮弹从炮口飞出，直向敌人碉堡扑去。顿时，火光闪闪，炮声隆隆，敌碉堡被炸掉了。红军当时仅有28发炮弹，全部打出去，发发皆命中，直打得敌人毫无还击之力。在迫击炮支援和轻机枪掩护下，骁勇善战的红军战士们，很快夺取了泸定桥，确保中央机关较快地渡河，取得了长征途中重要战斗的胜利。

红色军工战士在长征中因地制宜地捆绑炸药包和手榴弹。腊子口是红军长征中遇到的最难攻克的天险要隘。敌军倚仗天险，在隘口内设有机枪工事，以交叉火力封锁隘口，还在山腰上布置一连守兵，见红军进攻便向下猛掷手榴弹。红军最后赢得战斗胜利的法宝也是捆绑的炸药包和手榴弹。当时红军最得手、最方便的武器也只剩下手榴弹。《红星报》记载：红二师师长陈光亲自指挥红四团17名战士，在一个善于攀援的苗族小战士引导下，靠着夜色掩护沿左翼攀爬峭壁，迂回到右翼敌军据点，以手榴弹进行猛攻，守敌败走；隘口内的敌人怕被包围也随即撤离，红军遂乘胜占领腊子口。这也是长征中使用手榴弹最多的一仗。1936年发表的杨定华所写《雪山草地行军记》中曾这样描述战地情景：“……隘口周围五十米内单不爆炸之手榴弹就有一两百个，树木则被炸成残灰……”。

据《陕甘宁边区军工史料》记载，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吴起镇，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随红军主力参加长征的108名中央兵工厂的干部职工，仅剩8人。长征途中，他们亦工亦兵，许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抵达陕北后幸存下来的兵工战士，继续发扬在中央苏区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兵工精神，重新集中起来与陕北红十五军团的修械厂会合，于1935年12月在陕西省安定县十里铺重建中央兵工厂，当时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兵工厂”，有职工110多人。

长征后期到达陕北的军工干部很快就在陕甘根据地安定县建立杨砭兵工厂，该厂于1935年10月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11月迁十里铺，并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兵工厂。9月，陕甘根据地贺家湾兵工厂在陕西省清涧县贺家湾建立，有30余人，于1935年12月并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兵工厂。

（作者系原国防科工委发展研究中心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