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涛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在参加长征的全部队伍中有近2600名女红军，其中中央红军有30名。但这30名中央女红军并没有全部到达延安，其中有一名女红军名叫李桂英，虽然她没有到达延安，但周恩来却说：“长征中她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

一

1907年，李桂英出生在江西省寻乌县。4岁时父亲去世，贫苦的家境更加艰难。迫于生活压力，母亲忍痛将年仅7岁的李桂英卖给一户人家做童养媳，她受尽折磨。

1929年，毛泽东、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来到寻乌县。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散布谣言，说“红军来了，朱毛来了，毛很长，要吃人”，可老百姓却在悄悄地传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抢东西，买卖公平。”李桂英很好奇，想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一天，她上山砍了一担柴，挑到离家10里路的县城去卖。县城里的墙上用石灰刷了很多标语，柱子上也贴满了红红绿绿的纸条，还有很多穿灰色衣服的军人，他们头上都戴着缀有红五星的帽子。在县城的广场上，李桂英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我就是朱德，还有一个毛泽东，国民党反动派说朱毛朱毛，毛很长，要吃人，你们看我是不是呀？”一席话说得人们哈哈大笑。李桂英拼命挤到前面，只见朱德脚穿布鞋，衣着和其他红军战士没有两样，灰军帽上的红五角星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心里想朱德是好人，他领导的红军也是好人。

当时，毛泽东正在寻乌县做农村调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县苏维埃妇女部部长刘全秀带领妇女工作组来到村里，经常向李桂英讲述革命道理，还带她参加群众活动。李桂英因从小家境贫寒，且长年在婆家受尽折磨，便心向革命，她经常为工作组的同志带路，成了她们的可靠向导。

但李桂英天天和工作组的同志在一起，引起婆婆的极大反感。晚上李桂英一回到家，婆婆就关起门来打她，甚至把她吊起来，还举着菜刀要杀她。李桂英铁了心，任打任骂，什么都不怕，她找了个机会把情况告诉妇女工作组。刘全秀一面抚摸着李桂英的伤痕，鼓励她继续参加革命工作，让她到识字班学文化，一面向其婆婆宣传妇女解放、不准虐待童养媳的道理。但婆婆表面上答应不再阻挠李桂英参加工作，背地里却更加厉害地折磨她，于是工作组的同志给这个顽固的婆婆开斗争会，戴高帽子游乡。之后，李桂英离开家庭到乡里去工作，从此她便由一个童养媳成为一名光荣的妇女工作干部。

从童养媳到革命干部后，李桂英努力学着做工作，她和工作组的同志挨家挨户地宣传苏维埃和妇女解放。李桂英讲不出多少革命道理，她就把自己的亲身经历讲给姐妹们，使她们从心中受到启发，增强她们参加革命、争取解放的决心和信心。

1931年夏天，李桂英参加了共青团寻乌县代表大会，会后她和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都参加了红军。经过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李桂英被派到会昌县委妇女部任巡视员，不久改任妇女部部长。1932年，粤赣省委成立，她又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

那时妇女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扩大红军，动员妇女送亲人上前线。李桂英被派到麻州地区担任扩红队队长，要求在一个月内扩大红军100名，任务非常紧。白天李桂英和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扩大红军的意义。时间一天天过去，但没有几个人报名参加红军，这可把李桂英难住了，她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个情况被毛泽东知道后，他派人通知李桂英前去汇报。李桂英又紧张又激动，一个人连夜赶了40里山路，蹚过3条小河，来到会昌县城。

毛泽东听完李桂英的汇报，和她一起仔细分析扩红工作开展不起来的原因。毛泽东指出，麻州地处红白交界处，国民党经常派人装扮成商人进入苏区，把青年骗出去做生意，因此乡亲们有顾虑，害怕上当受骗，另外还要注意干部队伍是不是纯洁，有没有破坏扩红工作的情况。听了毛泽东的话，李桂英心中豁然开朗，兴冲冲地回去，一面继续发动群众，一面注意观察干部的动静，终于查出某军事干部是国民党县反共团团长。李桂英马上去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要她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扩红意义，公审破坏扩红的反共分子。由于群众大会开得好，麻州地区的扩红工作开展得很好，不到半个月，扩红150名战士。后来，粤赣省委给李桂英记三等功，还发给她一枚奖牌、一顶列宁帽和一条毛巾。

在中央苏区期间，1933年，经组织批准李桂英同粤赣省委宣传部部长戴元怀结为革命伴侣。

1934年，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8月，中共中央组织局集中苏区各省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到瑞金，成立了中央工作团，李桂英也被编入中央工作团，团里的女同志有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在团长董必武、副团长徐特立带领下，与卫生部一起行动。

长征开始时，卫生部被编为二梯队，这个梯队的特点是伤员多、挑夫多，行动起来十分迟缓。部队进入湖南境内，大家又累又困，有的索性闭着眼睛跟着队伍前进。李桂英也困得要命，一边行军，一边打瞌睡，有一次竟然不知不觉地停住了脚步，后面的同志推了一把，她才又跟着走。还有一次，李桂英实在困极了，身不由己地倒在路旁睡着了，后续的同志推醒了她，说“敌人来了，还不快走”，这一惊让李桂英立马不困了，连忙跑步前进，才赶上了队伍。

部队快到苗族地区时，李桂英患了胆道蛔虫病，肚子痛得在地上直打滚。组织上打算让李桂英留在当地养病，徐特立知道后坚持不让，说：“这些同志是革命的宝贵财富，一个也不能丢，把我的马给她骑。”李桂英骑着徐老的马，看到他老人家拄着棍子步行，心里非常过意不去，几次要下马，徐老都不同意。后来她的病好了，徐老才把马接了过去。

部队进入贵州后，李桂英担任中央卫生部三连指导员，同在三连的还有周越华、吴富莲、邓六金、危秀英、钟月林、刘彩香、王泉媛等。三连是担架连，同志们抬担架十分辛苦，每天要抬着100多斤的担架走百十里山路，许多人的肩被压烂了、脚走肿了。抬担架的男同志累极的时候，女同志就抬过担架继续往前走，走了三四里后，男同志又主动地把担架接过去。在行军路上，红军战士总是互相帮助、互相体谅。晚上宿营时，女同志除了做群众工作、调查研究外，还烧热水给大伙洗脚，有时在水里放一把盐或者让大家用酒精擦脚，这样第二天脚就消肿了，又可以精神抖擞地踏上征程。由于三连出色完成运送伤员的任务，李桂英和危秀英、邓六金、钟月林等受到总政治部表扬。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集中纠正了军事、组织的“左”倾错误路线，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2月9日，中央红军各军团集结云南扎西（今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党中央确定新的战略部署：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的苏区根据地，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武装打击和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作战、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北上。10日，中革军委颁布《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决定在缩编的同时抽调部分红军干部和战士，与川南地方党组织建立的四川叙永特区游击队合并，建立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中央指定原红三军团六师政委徐策、原中央纵队干训团政治科长余泽鸿、戴元怀等5人组成由徐策任书记的中共川南特委，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负责在川滇黔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川南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及地方工作，李桂英任游击队司令部指导员。经过短时间的军事训练和战斗准备，这支游击队开始在川南活动，袭击敌人，摧毁国民党基层政权，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建立小块根据地。

在川南游击队里只有李桂英和阚思颖两个女同志，她俩的主要任务是开展群众工作。每当游击队进驻重要集镇或宿营地，她俩便同宣传队一起向群众宣传红军的性质任务，揭露国民党的罪恶。两个女红军身穿军装，腰佩小手枪，十分引人注目。

有一次，在簸箕坝发现一户人家，因受反动宣传影响，听说红军来了，大人都躲到山上，只剩下几个小孩，一丝不挂睡在地上，用草木灰盖在身上当被子。李桂英和阚思颖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游击队司令部，司令部的领导来到这户人家，让二人脱下衣服给孩子们穿上，还给孩子做饭吃。第二天，孩子们上山叫回他们的父母，后来这家男主人加入共产党，经常为游击队带路。由于游击队和群众关系好，李桂英和阚思颖有好几次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因群众掩护而脱险。还有一次，游击队被打散，李桂英和阚思颖跑到一位老百姓家里，老乡把二人藏在晒粮食的篾席筒里，才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游击队在川南的活动狠狠打击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但同时也遭到国民党和地方反动军队的合力“围剿”。当时，游击队的处境十分困难，几乎天天都要打仗，有时一天要打上好几仗，每天还要走100多里路，但同志们都坚信红军一定会胜利。

1935年3月，游击队夜宿大石盘时被敌人包围，敌人发起攻势，游击队处境危急。戴元怀带领司令部通信班与敌人拼杀，吸引敌人火力，掩护部队突出重围，李桂英也同战士们一起阻击敌人。激战5个小时，戴元怀等十余人壮烈牺牲。李桂英见戴元怀倒下，快步向前欲施救，通信员一把抓住她，硬拽着她撤退了。

十几天后，队伍回到大石盘。李桂英放下背包，来到爱人戴元怀牺牲的地方，想找寻一点儿他的遗物，但旷野空空，一无所有。李桂英向当地老百姓打听后才知道，那天游击队撤走后，残暴的敌人剥光烈士的衣服，砍下烈士的头颅示众，又将烈士的遗体抛入水塘。

戴元怀的牺牲使李桂英精神受到很大打击，时常处于忧伤和悲痛之中。游击队领导兼特委副书记余泽鸿与她有相同遭遇，为使两人都能走出痛苦的阴影，在战斗生活中相互照应，由中共川南特委书记、游击队政委徐策做双方的工作，经组织批准，李桂英与余泽鸿结为革命伴侣。

1935年11月，已有数月身孕的李桂英行军打仗不便，游击队决定由女红军阚思颖陪同去余泽鸿的家乡——长宁县梅硐乡隐蔽。李桂英和阚思颖来到梅硐乡，受到群众的欢迎和热情接待，群众安排她们住在一户贫苦农民家中，得到悉心照顾和保护。很快融入当地群众的李桂英，就近向贫苦农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讲述红军领导穷人闹革命翻身求解放的故事，她着重向青年妇女讲解妇女争自由、创平等的道理，启发受到重重压迫的妇女们觉醒起来，支持丈夫、兄弟参加红军游击队。

由于余泽鸿率领川南游击队继续与敌殊死战斗，对川滇黔边区国民党组织、基层政权造成震动和威胁，川滇黔边区各县纷纷告急，声称红军“声势浩大”“形势严重”，要求上峰派劲旅“清剿”。国民党指使叛徒王逸涛千方百计招抚余泽鸿，遭到余泽鸿的严厉痛斥。在侦察到余泽鸿的妻子李桂英隐蔽在梅硐后，王逸涛决定抓住李桂英，招降余泽鸿。于是，王逸涛指挥敌特人员赴梅硐，张开大网“缉拿”李桂英和阚思颖。

一天早晨，两个农民打扮的人在“坳田坡”下东张西望，曾在中央苏区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在中央特科工作时被李克农称为“阚大姐”的阚思颖意识到情况危急，她感到一定是敌人侦察到了她们的落脚点。她马上回屋与李桂英商量转移，两人刚一走出门，就发现十几个敌人已出现在山下，向黄二嫂家扑来，已来不及转移，情况万分危急。这时，黄二嫂急中生智，将李桂英、阚思颖二人藏在床前的地窖里。黄二嫂在窖板上撒些柴灰，遮住窖板的缝隙，把准备浇菜的一担粪和一些农具放在窖板上，在屋内泼了几瓢粪水。这时，敌人已到屋门口，一名敌兵想争头功，抢先一步进屋就踩了粪水，大骂一声就退了出去。李桂英后来回忆道：“我和阚思颖各有一支小手枪，在窖里下了决心，只要敌人打开窖板，我们就开枪，打死一个算一个，自己也准备死在地窖里。”草屋又矮又黑又臭，敌排长逼着几个敌兵捂着鼻子进屋仔细搜查。事也凑巧，正当敌排长一只脚踩在窖板上，即将发现地窖时，草房莫名摇晃，敌排长全身溅得都是粪水，慌忙带着敌军冲出屋外，胡乱打了几枪就跑了。当晚，得到女红军遇险报告的梅硐区委书记邓楷来到黄二嫂家，将两名女红军转移到背后松林山上的岩腔里。二人白天躲在山上岩洞里，山高林密，敌人不易发现，由当地妇女们装着砍柴和割草给女红军送饭，晚上再接到老乡家住。

过了一段时间，李桂英即将分娩，不能再住在山上了。正在焦虑之时，交通员传来余泽鸿要女红军转移到他家隐藏的意见。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和阚思颖研究后认为这是一个冒险、大胆但又可行的计划，虽然余家周围驻扎了大量敌军，但在敌人鼻子底下往往最安全；附近的保长是一名地下党员，便于保护女红军；余家被敌人搜查过3次，敌人的搜查已松懈；余家人可靠，并且余家坐落在一座大山腰上，周围竹林茂密，山路崎岖，便于隐藏，正面是一个很大的山谷，视野开阔。为此，区委专门安排游击队员余承远到余泽鸿家负责女红军的安全。为了保护好女红军，当地群众只称李桂英为“高脚四娘”，妇女们都仿照女红军留的短发，将长发剪掉。

年底，李桂英生产了。在狭窄的夹墙里，群众抬两个柜子镶在一起，垫上两床被子作为一张产床，李桂英在余泽鸿家的夹墙里生下一个男孩。由于周围驻扎着“剿匪”部队，为防止泄漏消息，梅硐妇女会商量，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红军的后代，趁夜把仅出生两天的婴儿从房屋后窗送出，由胡治国妻子抱走。由于胡治国夫妇没有生育，对外说是捡个娃娃来养，胡治国还专门请了一个奶妈来给孩子喂奶。反动派对婴儿的来历始终怀疑，暗中加紧调查，胡治国恐长此下去有危险，为保护红军的孩子，便举家迁到兴文县，以开中药铺为生。

1936年1月初，产后仅4天的李桂英和阚思颖在两名梅硐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离别骨肉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饱含热泪离开长宁梅硐，踏上寻找部队的征程。更令人难过的是，经过艰难和曲折回到游击队的李桂英得知，丈夫余泽鸿已于1935年12月15日在江安县碗厂坡对敌战斗中壮烈牺牲。在川滇黔边区的游击战争中，李桂英先后为革命献出两位亲人的宝贵生命，但坚韧顽强的她没有被击垮，革命意志反而更加坚定，她向特委表示：“我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同战友们一起坚持战斗到底”。

50多年后，采访过李桂英的宜宾地委党史办张新时说：“当我们去南京走访80岁的老红军李桂英的时候，她深情地回忆当年留在红军游击队的艰险岁月，说那是她一生中最苦、最危险，也最难忘记的经历，她十分怀念在梅硐细心掩护和照顾过她的余泽鸿家里的亲人和贫苦农民，对川南怀着深厚的感情。李奶奶在叙述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时，我们看到她已经失明的眼中充盈着热泪……”

李桂英回到游击队后，随部队继续在川滇黔边区辗转战斗。1936年冬，敌人发动第三次大规模“会剿”，川南游击队经过多次激战，损失很大，最后只剩下几十个人。11月26日，天阴沉沉的，下着毛毛雨，游击队从四川境内一个村庄出发，行军130多里，到达云南扎西水田镇宿营。李桂英和阚思颖照例去做群众工作。一天，二人返回驻地后，听到外面响起枪声，李桂英知道有敌情，赤着脚提起背包就往门外冲。原来是一个为游击队带过路的向导叛变了，领着滇军包围游击队。敌人来得突然，加上天黑路滑，增加了游击队突围的困难，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李桂英和十几个活下来的同志全部被俘，被关押在昭通滇军旅部监狱，后被关进重庆反省院。

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高涨，党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到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1937年9月，经过谈判和中共四川省委的营救，李桂英走出反省院，经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介绍去中共中央长江局报到。董必武迎接李桂英住进长江局招待所，由邓颖超陪伴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这里，李桂英像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家的孩子，尽情地向亲人倾诉红军川南游击队悲壮的战斗历程。1938年元旦，在汉口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办公室，周恩来把李桂英介绍给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周子昆、张云逸等，赞叹道：“这就是从川滇黔边区走出来的红军游击队战士李桂英同志，长征中她没走到延安，但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