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琳

中国共产党既是以光荣使命开天辟地的政党，也是以炽热情感感天动地的政党。2019年1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提出：“要深入开展尊干爱兵、兵兵友爱活动，培养官兵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回望我们党走过的百余年峥嵘岁月，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在战火硝烟中淬炼出的革命情谊，是跨越千山万水的精神共鸣、是凝聚磅礴伟力的信仰基石，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新的更大胜利的强大力量。

刘志丹和习仲勋，两位杰出的西北革命者，共同铸就了肝胆相照、生死相依的革命情谊：他们相识于挫折失利之时，相扶于艰难困苦之中，相守于蒙冤受屈之际。两人并肩战斗虽只有短短数年，却凝结出令习仲勋一生珍视、毕生铭记的深情厚谊。1979年、1993年、1998年，习仲勋三次提笔为老战友刘志丹写下了情深意切的纪念文章——《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难忘的教诲——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95周年》。从66岁到85岁，从完整传记到专题之论，篇名在变、文体在变、称谓在变，但贯穿其中的革命情谊始终如一，更因岁月变迁而日益深厚质朴。1998年，85岁高龄的习仲勋对老战友马文瑞感慨：“虽然有些事已过去60多年了，但刘志丹一些所作所为仍然深深留在我们的脑海中，更让我们想念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日。”“想念”二字道出了三篇文章共同的情感底色。习仲勋和刘志丹，他们的革命情谊由初见而生、因教诲而深、经风雨而固、历生死而痛，最终沉淀为几十年革命风雨的想念与铭记。

敬仰之情：从“传奇想象”到“质朴无华”的由衷敬重

习仲勋对刘志丹的敬仰，始于未见其人时的传奇想象。杨柳坪初见之前，习仲勋听闻的“刘志丹”是一个带着传奇色彩的名字，初见留下的印象却截然相反，“他却完全象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真正打动习仲勋内心的，不是传说中的神奇，而是刘志丹和战士坐在一起的那种质朴平凡，是那种“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亲切的信任感”的敬重。这份敬重，习仲勋在和刘志丹的相处中愈加深厚。他曾这样讲：“我们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相视很久。他脸庞清瘦，鼻梁很高，目光深邃而温和，总带着笑意。”这段外貌白描，是三篇文字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为刘志丹“画像”。

刘志丹的质朴源自他对人民的热爱和信仰，对此，习仲勋在自己的文章中都有记述。1934年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建政之际，刘志丹坚持用投票选举的办法，建立政权。当有同志疑惑“这种情况，要啥民主呢”，他教育大家：“原始社会都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作首领，何况现在的人。先由村上选代表，再选乡代表，再选政府组成人员。”照这个办法去做，老百姓果然很高兴，纷纷表示：“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这种质朴还体现在他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同志们很少称他“总指挥”“军长”，而是亲切地叫他“老刘”。有一次，一个小战士也叫“老刘”，习仲勋马上批评说：“这娃一点礼貌也没有。”刘志丹笑着说：“那就得叫我伯伯了。这不成了家长。”他同群众的联系更是出了名的紧密，陕甘边的一山一水他都熟悉，大村庄有几口锅，能容纳多少人，他都能说出来，大家说他是“活地图”。

如果说敬仰始于初见，感激则贯穿一生。1932年4月，两当兵变失败，19岁的习仲勋心情沉重地找到陕甘游击队。迎接他的，是刘志丹紧紧握住的手和滚烫的话语：“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紧接着，刘志丹亲切而深刻地告诉他：“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习仲勋后来回忆：“志丹同志的谈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对当时因斗争失败而苦闷求索的习仲勋来说，这样的指点，不只是传授工作方法，更是引航革命道路。因为，方向和道路，无论是对革命、对政党，还是对个人来说，都是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有决定性的。

引路之外，刘志丹对习仲勋更有长兄般的体贴。习仲勋深情回忆说：“志丹同志和我在一起相处时，的确是我的老大哥（他比我大10岁）。从工作上到生活上都十分关心我。”见这个青年干部能独当一面，刘志丹鼓励他：“你是中学生，又会做庄稼，了解农民，这是你的长处。”并叮嘱习仲勋多做社会调查，学会团结各阶层的人士，听取不同意见。这样的教诲，习仲勋记了一辈子，也照做了一辈子。按照刘志丹的要求，习仲勋和同志们逐村挨户、扎扎实实地做调查研究、做群众工作，很快就打开了局面，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并建立了工农政权。对这段历史，习仲勋很感慨：“我按照他的指示去工作，确实有效。”他在回顾自己的革命生涯时说道：“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从“他教了我”，到“我照着做了六十年”，感激至此而升华。1993年，80岁的习仲勋在文末写道：“我今年已80岁了，但想起来，他的教诲还很有用，好作风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代代相传”四个字，是感激最深重的表达——不仅要记在心里，更要传承下去。

敬仰与感激，尚可喻之于师生、兄弟，而真正让刘志丹和习仲勋成为生死之交的，则是他们共同经历的革命风雨。细读三篇纪念文字我们清楚地发现，“手”这一意象反复出现：初见时“紧紧握着我的手”，中秋夜重逢“彼此紧紧拉着手”，东征诀别“同我紧紧握手”。两人紧握的双手，串起了1932年到1936年的全部岁月。1933年中秋之夜，南下覆没后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照金的刘志丹与战友们重逢：“大难之后又重逢，个个心里都无比激动，彼此紧紧拉着手，眼里冒出泪花。”他拉着习仲勋的手说：“你的伤好了么？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从此，陕甘边的革命火种以燎原之势发展起来，以南梁为中心的新局面得以打开。当地小伙子见红军回来了，高兴地唱起了信天游：“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劫后余生的握手，比任何言说都更能说明什么叫生死与共、什么叫肝胆相照。

战友之情，还体现在彼此的敬重与信任上。刘志丹正给军事干部学校学员讲话，见习仲勋来了，便喊了一声“立正”，敬了一个军礼，欢迎他给大家讲话，事后解释说：“我们共产党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如果我们不敬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1935年秋，肃反的厄运降临到两人头上——刘志丹被投入监狱，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也身陷囹圄。面对随时可能被枪毙、被活埋的残酷现实，刘志丹泰然处之，向狱中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1935年10月19日，中央到达陕北吴起镇，当得知陕北肃反的真实情况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得力干部赶赴瓦窑堡妥善解决。陕北的天晴了，100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其中就有刘志丹和习仲勋。有受迫害的同志要求向中央告状，刘志丹劝导他们道：“不要着急么，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的结论。”共同蒙冤、共同出狱、共同放下。这样的经历，把战友之情淬炼成了骨肉之情。

1936年初，东征前夕，这是刘志丹和习仲勋最后一次相见。习仲勋回忆说：“他俩见到我，跳下马来，同我紧紧握手。”刘志丹语重心长地讲：“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他专门和习仲勋讲：“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并鼓励他“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两人依依不舍地分了手。这次告别，竟成永诀。4月14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只有33岁。习仲勋后来写道：“噩耗传来，万分悲痛，许多同志都哭出了声。”“志丹同志牺牲时，衣袋里仅留下半截铅笔、两个烟头。他没有给后代留下遗产，却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文字，寄托着习仲勋对刘志丹崇高人格境界的无尽追怀。

真正的悲痛不是放声痛哭，而是铭记一生。从1936年到1998年的62年间，习仲勋用三次郑重其事的书写，完成了漫长的悼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1979年习仲勋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刘志丹的文章，这一年刘志丹76岁诞辰——并非整数周年，《人民日报》在文前加了编者按，说明“今年阴历八月十四，是刘志丹同志76岁诞辰”。纪念文章一般取整数周年发表，但76岁动笔，只能解释为不能等，这是蒙冤十六载的习仲勋复出之后，第一次有机会公开追念他的老战友刘志丹。1980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将这篇文章和另外三篇纪念文章以《永远难忘的怀念》为题结集出版。悲痛压抑得太久，一旦提笔，便不能自已。此后，习仲勋80岁写《难忘的教诲》，85岁写《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年岁愈高，对老战友刘志丹的思念愈切。1998年那句“更让我们想念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日”，正是这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铭记的最好注脚。

列宁有句名言：“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高尚的情感能直达内心、净化灵魂。

三篇文章的情感样态各不相同，恰恰对应三个不同的历史环境与三种不同的人生阶段。1979年的情感是公共的、庄重的。这一年，习仲勋历经十余载不白之冤，刚刚复出不久，正主政广东，推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为刘志丹立传，不仅是为刘志丹正名，更是为西北根据地一大批蒙冤的同志正名，文中的敬仰与悲痛，通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权威评价获得了充分表达。1993年，习仲勋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完全离开了领导岗位。这一年的纪念文章情感更加私人、更加温润。习仲勋表示：“我一算今年是刘志丹同志诞生九十周年，很想写一些纪念的话。”这一篇写下的是一个八旬老人对长兄的思念，落笔的点是“好作风是可以代代相传的”。1998年的情感是超越的、从容的。耄耋之年的书写，已经超越了恩怨悲欢，把毕生记忆提炼为可以传诸后人的思想。1979年通篇敬称，无一例直呼其名；1993年开始混用；1998年，家人般的“志丹”已占全部称谓的七成以上。

把三篇文章放在一起细细品读，可以看出这段革命情谊的深层意蕴：它建立在共同的理想信念之上，淬炼于血与火的战争岁月，经受住冤屈与磨难的考验，又超越了生死与时间的界限。初见时的信任、困境中的扶持、蒙冤时的相守、牺牲后的铭记，四个环节环环相扣，构成一段完整的情感历程。尤为可贵的是，这段情谊从不局限于私人往来：刘志丹教给习仲勋的，是根据地的道理、游击的战法、团结的方法；习仲勋给出的回答，是用自己一生的行动去践行、去发展这些道理，再用19年的书写把它们传给后人。情谊的深处，正是他们二人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无限忠诚和无比赤诚。

这份情谊所承载的精神，至今仍有重大意义。刘志丹曾讲过团结的意义和方法：“革命是从没有人到有人，再发展成千千万万大军。这都是靠做人的工作。你的主张好，还要会团结人。这首先要对人谦虚诚恳，推心置腹，不怕人家批评，以致挨骂。更重要的是说到做到，始终如一，以信取人。我们多团结一个人，敌人就少一个人，这须胸怀广大，……要能容忍人家。这样就能四海一家，大团结。有了大团结，就能取得大胜利。”接着，习仲勋以数十年饱经沧桑所淬炼的政治智慧总结历史说：“回想起来，我们当年的革命力量能在西北站住脚，得到发展，是和志丹的大团结的思想分不开的。”今天，团结依然是凝聚力量、攻坚克难的重要法宝。对不同意见的包容，对民主人士的尊重，对各界人士的以诚相待、以信取人，这些刘志丹当年身体力行、又经习仲勋一生践行与传承的作风，是做好统战工作、凝聚奋进力量的宝贵滋养。习仲勋是“我们党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和楷模”，他曾专门发表《交朋友的真谛》一文，教导党员干部同党外人士交往要“谦虚诚恳，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更是强调：“身居领导岗位的共产党员，要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和宽宏民主的风度，虚心听取各种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使自己能够耳聪目明，善于辨别是非。”

团结不仅要团结党外人士，更是要加强党内团结。习仲勋写道：“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志丹也是处处讲团结的。”例如，他以刘志丹和“左”倾错误路线斗争的例子，引用刘志丹“事物往往是很曲折复杂的，自己要有精神准备，要受得起委屈，也不改变革命初衷”的话，教导新时期的干部。又如，他向同志们讲到刘志丹自我批评、平等待人的优良作风，“虽然他是领导者，也是群众心目中的领袖，但他更有清醒的头脑，从来不唯我独尊”。“避免犯错误就要讲民主，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他没有一点架子，大家见了他都如兄弟”。正因为刘志丹重视团结、善于团结，有着团结他人的好作风、好方法，所以，“在他负主要领导责任的时候，党内是团结的，注重统一战线工作的，革命事业是有成绩的”。也正是如此，1998年，习仲勋、马文瑞把他们对刘志丹的毕生记忆提炼为“团结”二字，联名撰文，并在文末，以革命老人的身份教导后人：“我们相信，这在新的时期也是有用的。”

同样历久弥新的，还有那句告慰后人的话：“这也就是我们向已去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刘志丹同志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对逝者最好的告慰，是继承、发扬和光大。习仲勋与刘志丹的革命情谊，始于敬仰与感激，成于生死与共，归于想念与传承。它不仅是两位革命者间的个人情谊，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群体对党忠诚、一心为民、甘于奉献、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的生动缩影。从1979年到1998年，三篇文章、19年光阴；从“相视很久”的初见，到“紧紧拉手”的重逢，再到“仍然深深留在我们的脑海中”的想念。敬仰让刘志丹从传奇走回质朴，感激让教诲化作一生的信条，战友情在风雨中紧握双手，悲痛在岁月中酿成铭记。文字会磨损，纸页会泛黄，但那份穿越60余年时光仍然滚烫的情感，已经随着这三篇文章，汇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想念不灭，铭记长存。这就是三篇纪念文章留给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