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从1936到2026，这条路走了近一个世纪；从1949到2026，这个家过了大半辈子。这条路，名叫长征；这个家，名叫新中国。

万水千山犹在眼，七十七载更向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2026年10月，两块历史碑石同时闪亮发光：一边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一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大道理如雷贯耳、常讲常新：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新中国77载，是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跃迁。

今天，我们在讲清、讲好、讲活这些大道理的同时，有必要讲一讲那些被宏大叙事遮盖住的细节和局部——门板底下的算术，寿材板横在河面时一个老人心里的账本。还有，外国人隔着山海望过来的那声惊叹，铁流万里与人类祖先“走出非洲”遥遥相望的红色脚印。有些道理管方向定根本，有些道理管人心聚共识，有些道理管传承续薪火。三者叠加起来，那才叫“魂魄”。

一、于都：寿材板下那笔账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中央苏区时期中共赣南省委所在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这里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

当年的衙背街，新中国成立后改名建国路。古街深处，刘次垣老宅如今只剩“框架”：门扇残缺，隔墙抽空，六根房梁锯走两根。祖父刘治三先把门板隔板搬去渡口，再举锯动梁。祖母哭着拦：“都拆了家还怎么住？”刘治三回一句：“红军过不了河，咱们连哭的地方都没有！”那几天于都城夜不闭户，不是因为没贼，是因为“家家门板去参军”。

城东还有位曾大爷，年逾七十，儿子当红军，儿媳生孩子刚满月。门板床板捐尽后，他转身盯住屋角那副黑漆寿材。儿媳扑上去护着：“老爷子，你走路都摇摇摆摆，万一……”曾大爷举斧的手落下来，叹气说往事，末了那句轻得像河风：“用张草席裹我，往黄土里一埋，不就归仙了？红军是火烧眉毛等这几块板救急。”手起斧落，寿材成了桥板。按客家老礼，送棺材即送官送财，他给红军送了官又送了财。

打鱼人李声仁不是党员，不懂啥叫“战略转移”。红军问能不能摆渡，他答“能”，叫来二十几条船，妻子掌舵。他饿得嚼生米，红军给银元说：“我们一定会回来。”

人民支持红军，这是史书第一行字。可往下翻一层，刘治三算的是“家门与国门哪个先失”，曾大爷算的是“寿材与万千条命哪个更急”，李声仁算的是“生米与一句回来哪个更值”。每个人心里一本账，加起来就是“民心”。

这是一组令人震撼的数字：于都县有姓名可考的革命烈士共16356人，牺牲在长征路上1.1万余人，另有3万余名于都籍红军烈士无名无姓、埋骨他乡。

置身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抚今追昔，我们蓦然发觉，一个道理常常被忽略：真正的民心认同，始于个体对“家产主权”的自愿让渡；政权合法性不在宣言长短，而在于百姓主动拆掉自家门板却坚信“这扇门还会回来”。新中国77年后，我们看国企底线、看基层减负、看“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底层逻辑没有变，仍然是于都河畔那本账——不是“你拿了什么”，而是“我愿给什么”。

二、遵义：会议之外另一场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三天三夜的遵义会议换了军事指挥权，毛泽东进入决策核心。教科书把这三天写成“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但转折不只是三天之内的事。

就在遵义会议前两天，还有一场没有名称的会议。

1935年1月13日，冬天的黔北阴冷刺骨，周恩来在新城找了一间普通民居，泥墙、木窗、一张方桌、几条长凳。他请来三个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

没有记录，没有决议，没有正式名称，后来研究者称它为“新城谈话”。四个人围着方桌坐下，桌上连杯热水都没有。周恩来率先开口，大意是：后天的会议怎么开，我们需要先碰一下。毛泽东不多说，先听。张闻天和王稼祥亮明了态度——他们在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已经逐渐认同毛泽东的主张。这次谈话目的只有一个：如何在后天的会议上提出批评、如何争取多数、如何让博古和李德接受调整。毛泽东后来说过一句大白话：“遵义会议前，我们先通了气。”

“先通气”三个字，比任何路线斗争分析都更接近历史真相。转折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是有人在会前把椅子摆好了、把话说透了、把人拉齐了。这不是阴谋，而是政治常识——任何重大决策，真正的胜负往往在正式会议之前就已经定了。

长征路上重要会议达24个之多。今天，我们回望遵义会议和之前的“通气会”，对民主集中制有了一种全新理解：其生命力不在于会场上的举手，而在于会场外的坦诚。如果每个人都把意见带到会场上才亮出来，那就不是讨论，是摊牌。“新城谈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在摊牌之前先交了底。今天我们的民主生活会、谈心谈话制度，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1月13日那间普通民居里的“先通气”。

更深刻的启示意义则在于，任何组织要想不掉进“议而不决”的怪圈，就必须有人在会前把最难说的话先说了。长征路上如此，今天推进改革攻坚同样如此。真正的领导力，很多时候不是在大会上拍桌子，而是在小屋子里先把桌子抹平。

三、会宁：三军会师背后“那一把炒面”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和宁夏将台堡会师。此前一个月，中央决定派部队西进接应红二、四方面军。陈赓被任命为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率部从预旺堡出发，昼夜兼程赶往会宁。

他的任务不是打仗，是“接人”——确保二、四方面军的战友们到了会宁有饭吃、有地方住，不被敌军截击。

陈赓到会宁后第一件事是筹粮。会宁是甘肃中部一个干旱小县，全县人口不到5万，粮食产量极低。他带着供给部的同志挨家挨户借粮，写下借条，承诺革命胜利后归还。并特意叮嘱，红二方面军从草地过来，很多战士饿得走不动路，要先给他们煮稀饭，不能一下子吃干的，那样会胀死人的。

有一个细节，很少被人提起：陈赓自己也在饿肚子。他把干粮省下来，每天只吃一顿。供给部长劝他，他说：“我是来接人的，接人的人不能让被接的人饿着。”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会宁。陈赓站在城门口，一个一个扶下马，一个一个问名字。有个小战士饿得站不稳，脸色蜡黄，嘴唇干裂，扶着马鞍的手一直在抖。陈赓走过去，把自己干粮袋里最后一把炒面塞给他。小战士抬头问：“同志，你叫啥？”陈赓说：“我叫陈赓，来接你们的。”小战士愣了两秒，眼泪唰地一下就流了下来。后来他才知道，接他的人，是黄埔军校毕业的红军师长。

“来接你们的”5个字，比任何欢迎标语都重。它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筹粮、借锅、腾房子、煮稀饭、扶下马、给炒面。会师不是一个地理概念，是一个人接一个人、一把炒面接一把炒面完成的。

伟大的历史时刻，往往由无数琐碎的“接应”构成。没有陈赓那把炒面，会师的历史意义一分不少。但对于那个饿得站不稳的小战士来说，那把炒面直接让他感受到的会师的全部意义。宏大叙事和个体记忆之间的缝隙，是靠陈赓这样的人填上的。

一个组织的凝聚力，不仅取决于“冲锋时有人带头”，也取决于“到达时有人迎接”。今天我们讲“不让一个掉队”，根源就在这里。长征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往前冲，还有回头看、伸手拉。陈赓站在会宁城门口的那个下午和“那一把炒面”，就是“回头看”最生动的注脚。

四、延安：落脚之后第一件事不是庆祝

1935年9月18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的哈达铺，长征落脚。按常理，应该开个大会、吃点好的、睡个踏实觉。毛泽东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这些，而是派人去找报纸。

他要确认，陕北到底有没有红军、刘志丹的队伍还在不在、陕北苏区是不是真的存在。有人说刘志丹被打散了，有人说陕北苏区已经被剿灭了。终于，一张1935年9月的《晋阳日报》吸引住了毛泽东的目光。一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陕北军事形势转变》，正文只有寥寥数语：“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

毛泽东盯着看了很久，接着把报纸递给周恩来，说了一句：“你看看，还在。”周恩来看完，点了点头。两个人没有说话。屋子里安静了好一会儿。然后，毛泽东对身边的同志说：“可以歇脚了。”

这是长征中最轻也是最重的一句话。轻得像一声叹息，重得像一块石头落地。中央红军7000多人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最初约2000人，最终到达陕北300多人。全程跨过24条大河，翻过18座大山，打过300多场战斗，等的就是这句话。

老百姓第一次看见这支队伍时的情形，成仿吾在回忆录里写得很直白，不是“欢迎”是“跑空”。反转发生在第二天早上。红军在镇上扫地、挑水、刷“北上抗日”标语，对老人说话和声细气。

张湾子村张廷杰起初把队伍让进窑洞时手还在抖，妻子侯孝俊正坐月子，战士们不进内房，只在院里埋锅。有人感冒了，后来才知道那人是毛泽东，张廷杰拿出八月十五剩的羊肉臊子，浇在剁荞面上。那人连吃三碗，说“一年喽！路上还没吃过这么香的饭”。临走，窑洞扫净，水缸添满，重伤员留给老乡养，银元压在炕席下。张廷杰多年后跟儿子张瑞生念叨：“这队伍，和刘志丹的队伍一个样。”

由此可见，落脚不是“我们到了你们就该欢迎”，而是“我先让你看见我不像坏人”。

落脚延安后，红军没有忙着庆祝，而是“整顿”——整军、整党、整作风。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打完，站稳脚跟；12月，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1936年，红军大学开学；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每一步都不是庆祝，而是“下一步怎么办”。

毛泽东住进凤凰山麓石窑后，特意在窑洞门口贴了张纸条：“不谈往事。”来访的人想听他讲长征，他摆手：“过去了，讲后面的。”延安之所以成为革命圣地，不是因为它在长征终点上，而是因为它把“落脚点”变成了“出发点”。“不谈往事”四个字，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能说明这支队伍的品格——永远在往前看。

回望77年新中国史，本质上就是一次次“到了—歇脚—接着走”的螺旋上升。每一次“到了”都是新的“出发”。从于都到遵义到会宁到延安，从1949到1978到2026，这条路上从来没有“终点站”，只有“中转站”。

五、外国人眼里的长征：人类求生存的壮歌

1936年，斯诺在陕北窑洞里记下红军口述，回国写成《红星照耀中国》，把长征称作“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他写那群青年人“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

46年后，74岁的索尔兹伯里戴着心脏起搏器，从瑞金走到吴起，写出《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说：“长征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并把希腊远征波斯的大撤退拿来比较，结论是：“任何比较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

法国学者西蒙娜·戴博瓦尔看得更远一层：“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的西基梁斯卡娅、美国的莫尔伍德、日本的宾户宽，各自隔着意识形态的厚墙，却在同一座桥上驻足，他们看见的不是一支军队的败退，而是人类迁徙史里少有的一次“带着主义翻山”。

长征精神体现了人类的普遍价值。有学者据此提出，长征应该申报世界遗产。截至2026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结束后，全球世界遗产总数达1273处。意识形态类型世界遗产仅有美国费城独立厅、自由女神像、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遗址三处。这既是挑战也是长征申遗的宝贵机遇。长征体现英雄主义、民族独立等人类“普遍价值”，内涵品质超越时空、国界、民族和制度。长征遗产规模宏大、史实影响力无与伦比，申报世界遗产的优势独特而显著。

六、铁流万里：文明探源的历史回声

倘若按照这个思路，把长征置于人类大迁徙的坐标中重新打量，我们会有意外地发现：人类历史上从不缺少远征。

10万年前人类祖先走出非洲，分两支进入欧亚；张骞凿空西域，是帝国战略的主动探索；十字军东征，掺杂着宗教狂热与物质渴望；蒙古铁骑西征，靠以战养战推行征服。它们各有各的壮阔、各有各的遗产。长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始于生存危机，却不止于求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不得不走，走着走着，更清晰地把“活下去”走成了“为谁活”，沿途打土豪、分田地、宣传抗日、唤醒民众。本能在前，信仰在后。背包里多了一卷《共产党宣言》和一句“北上抗日”，这不是掠夺，不是征服，而是一场移动的社会启蒙。斯诺称之为“武装巡回宣传”，可谓恰如其分。

长征的历程，把人类在极限环境下的组织韧性推向了极致。双重围剿、雪山草地、饥饿疾病，哪一样都能让一支军队散掉。红军没有散，原因之一是一条铁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果园里躲避轰炸，渴得要命，没有一个人伸手摘果子；路过藏族村庄，宁可露宿也不进民房。这种纪律，在人类远征史上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它不是写在纸上的条文，是刻在骨髓里的自觉——你要建立一个新世界，就得先让这个世界里的所有人相信你。

长征还是一次深刻的文明互动。红军经过西南、西北多个民族地区，把“民族平等”“土地革命”这些现代政治理念，带进了中国最偏远、最封闭的角落。他们开群众大会、刷标语、演活报剧，像一个行走的课堂，由一群行走的教书先生用老百姓的话，讲老百姓听得懂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可能的：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对于沿途那些世代被官府和豪强欺压的百姓来说，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本身就是一封介绍信。

“祖先给我们手脚，长征给我们心跳。手脚让人走到远方，心跳让人走回自己。”长征留下的最宝贵遗产，是“长征精神”——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压倒一切困难的英雄气概。它不只属于中国红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还属于全人类。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当一群人把“活着”的目标换成“为谁而活”的时候，他们能走多远、能扛多重，是没有上限的。

七、从遵义到北京：独立自主是“敢不抄作业”

长征中，博古在行军路上仍想着“到湘西找贺龙萧克”，李德在地图上画箭头，在书房里安排打仗。电台被炸毁了，与共产国际的专线断了。这事儿当时被许多人当成“失联的坏事”，多年后毛泽东跟外宾说：“从那以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题。”

遵义城小楼里，那场争论表面是指挥权，底色是“中国人能不能自己解自己的题”。转折的不是一个人上台，是一种认知“断奶”——不再相信莫斯科的电报比山沟里的脚板更懂中国。这叫“思想主权”。遵义会议那三天：博古念主报告推客观原因，周恩来副报告主动认错，张闻天作“反报告”，毛泽东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王稼祥带伤坐担架来投“关键一票”。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验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独立自主不是“不听别人话”，而是“在没别人可听的时候，敢自己下判断”。电台断了是偶然，但断了的不是线，是“等莫斯科发令”的习惯。长征前中共是共产国际支部，遵义后中共是自己走路的党。

国际舞台的铁律，亦复如此。所有“抄作业”的诱惑，都长在“有现成答案”的舒适里。1949年之后新中国77年，每一次关键跃迁都是“再遵义”：1956年我们搞工业化，没抄苏联“先重后轻”原版，留了点农业余地；1980年代搞改革，没抄东亚四小龙出口加工区原版，先办特区试水；2026年讲中国式现代化，不套西方模板——根子都在长征路上的觉醒，别人给的地图，到不了你要去的山。今天搞芯片、种源、航发，最忌“买IP核贴国产标”“套壳Linux包个中文界面”，那是新式“李德画箭头”。敢不抄作业，不是蛮干，是先承认“中国的问题得中国人自己解决”。

八、77载新中国：是长征的“和平转场”

1949年接过的不止江山，是同一道题的新卷：怎样在没有雪山草地的地方继续走好长征路？

一段往事发人深省。1958年，朝鲜战场归来的志愿军第20兵团突然从西方情报网“消失”。他们直奔西北戈壁，支起三顶帐篷。王淦昌改名“王京”，邓稼先对妻子说“以后信寄到信箱”，郭永怀把美国别墅退了。1279户藏族牧民赶着15万头牛羊搬离故土，没闹，没要价，只说“国家用就腾”。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那朵蘑菇云，底座是三顶帐篷和15万只牛羊蹄印。

再看今天。福建舰电磁弹射轨道上，工程师调试到凌晨3点，咖啡杯底结垢；贵州平塘“天眼”接收第一束脉冲星信号时，南仁东已去世半年，他生前在洼地住了22年，没看过一次发射；新疆和田百万亩棉田里，驻村第一书记的电动车陷进渠沟，推出来继续去核采台账。这些都是新长征的绑腿——没有追兵，但有“脱钩断链”；没有草地，但有“卡脖子清单”。

众所周知但鲜有深思的一个问题，和平年代的长征，险在“无险可守”。于都河有浪、腊子口有崖，今天对手是图纸上的封锁线、预算表里的短视、朋友圈里的躺平学。长征精神移过来，核心技能是“在没敌人的地方自己找敌人”。“两弹一星”那代人找的是“没有外援怎么造”，今天年轻人找的是“没有ARM授权怎么造CPU”，句式一样，都是“把命押给方向”。

当年老红军张力雄说“带着毛主席的嘱咐长征”，今天航天人带“2030登月清单”攻关，驻村书记带“返贫清零表”入户，句式一样：嘱咐变课题，课题变出路。新中国不是停在1949的纪念碑，是1934年那支队伍脱了草鞋换工装，脱了工装换白大褂、换代码、换秧苗，继续走。“和平转场”不是软化的长征，是长征脱了血衣穿正装，但骨头没换。

九、追问：我们这一程的“湘江”在哪

1934湘江之战，红军付出血的代价。界首渡口，血染成红水的湘江上漂着门板、担架、文件箱，也漂着人。8.6万人出发，过江后剩3万出头。那不是一场光荣的阻击战，是一堂用鲜血交的学费。

错在哪？三条。第一，搬家式转移。第二，硬碰硬过封锁线。第三，指挥权握在一个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外国人手里。这三条，不是事后诸葛亮。遵义会议上，张闻天逐条数落“退出苏区不应采取掩护战，而应采取突围战”；毛泽东说得更直白：“我们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他们是被狗追着咬，死盯住一个地方打。”周恩来当场表态：“我负指挥责任。”博古交权时留下一句话：“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共产党人认错认到这个份上，是湘江留给后人最值钱的遗产：不怕输，就怕输了不认账。

湘江的教训拆开看，其实就三条：方向错了，牺牲再大也救不回来——不是将士不勇，而是决策被不符合实际的人拿捏；脱离实际必遭反噬——用欧洲平原的战法打赣南山地，地图画得再漂亮也没用；等别人发令的那一刻，就是自己挨刀的那一刻——电台一断，集体失语，这是最致命的组织病。

倘若把这三条嵌进2026年，不难发现，我们这一程的“湘江”，是同名病灶换了三个标本瓶。

第一个在会议室。2026年初国资委46号令追责“采购伪国产、套壳贴国产标”，根子病和1934年第三条一模一样：等别人给授权、等别人给架构、等别人给代码。不是敌人逼我们套壳，是我们自己把“等IP授权”当成了“研发路径”。湘江不在广西，在选型会举手键上；腊子口不在甘肃，在“抄还是不抄”的那一秒迟疑。

第二个在画展与课堂。2026年8月济南美术馆那幅《新时代的长征路之星星火》，小红军吊梢眉、女红军涂口红比撒谎手势，老红军全画成阴郁慵懒。这是钟招子八子参加红军被说成“被忽悠的母亲”、曾大爷刀劈寿材被说成“被迫捐献”的同一支笔。1934年湘江边，“看得见的敌人”用炮火致使数万红军牺牲；今天“看不见的敌人”用画笔把活下来的魂一笔一笔抹掉。血湘江变成了墨湘江，淹没的是记忆。

第三个在“数字形式主义”。西部某地给每户老人发二维码门牌，后台没人维护；东北某市花钱买“百强县”榜单咨询，榜进位了，财政窟窿没填。草鞋换成了PPT，绑腿换成了填报系统，推究起来，“哄自己人”的本能和1934年“搬家式转移”同源——把形式当实质，把汇报当胜利。当年带印刷机上路的队伍走不远，而今带虚假政绩上路的队伍同样走不远，两者都是在用负重冒充方向。

1934年湘江的敌人一半是蒋军，一半是自己的错。2026年我们这一程的“湘江”，敌人几乎全是自己人——会议室里的懒、画笔下的虚、台账里的假。1934年那代人在血里认了错，1949年才站起来；我们这代人如果在会议室、画笔、台账里重蹈“等别人发令”“用负重冒充方向”“把形式当实质”，那湘江就不是历史，而是警告。

十、永远的三面旗：党旗领路，军旗拱卫，国旗居中以镇

2019年10月1日，长安街秋阳明媚。阅兵式号角起，习近平乘车行至受阅部队最前方，那里立着三面旗：中国共产党党旗在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居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在后。仪仗方队213人护卫，空中护旗梯队3架直升机分悬三旗破空，20架战机拉出“70”字样。这是国庆阅兵史上党旗、国旗、军旗首次同时由仪仗方队高擎通过天安门广场。

党旗上的镰锤、国旗上的五星、军旗上的八一，被风吹成同一个弧度。观礼台上瞬间安静，随即掌声如潮。很多人后来回忆，那一幕比任何装备方队都戳心。因为装备会换代，三面旗的秩序90年来没动过。

党旗在前，不是排场，是定序。1934年于都夜渡时，口袋里没有三面旗，“党指挥枪”那句话已在湘江血里写定：没有党旗在前，军旗就会迷向。遵义城小楼里那场争论，争的就是党旗该不该走在军旗前面。答案用鲜血和人命换出来，后来刻进每一道军规。

军旗在后而拱卫，不是次之，是占位。“党旗领着军旗走，军旗拱卫国旗行”不是修辞，是1927到2026的压缩包。南昌枪响那一夜军旗未升，党旗先立；1927年秋收起义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1949年八一军旗定型，次序从来如此。长征路军旗跟着党旗翻雪山，抗战时军旗护着党旗不倒，1949年后军旗站在国旗一侧，永远退半步。那半步叫“人民的军队”。

国旗居中而立，不是几何，是归宿。于都河上曾大爷的寿材板、钟招子门前的马灯、春秀鞋尖的绣球，最后都汇到一面五星红旗上。77面国庆红旗，每一面都裹着90年前那面红军旗的经纬；90年前红军旗的经纬，又藏着1921年那面党旗的初样。

2026年10月，国庆77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同一时间轴让更多人看见一条不中断的红脉——

党旗从上海石库门、嘉兴南湖来，飘过于都、遵义、延安、西柏坡，立在新时代最前；军旗从南昌、三湾、古田来，涉过湘江、大渡河、腊子口，今天飘扬在福建舰甲板与喀喇昆仑哨位；国旗从1949年10月1日28响礼炮里升起，把前面两面旗的牺牲收进五颗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山河九秩，草鞋已成履带，梭镖已成光标，于都河已成数据海。国祚七七正年轻——年轻不是数字，是气魄、胆略和清醒——还能不能像曾大爷那样把寿材板抬出去；还能不能在长安街走过的旗帜方阵中，认出自己该站哪一排：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国旗所覆，皆是我乡。

（执笔：董强、闫金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