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工作的集中实践。长征途经苗、瑶、侗、彝、藏、回、布依等十余个少数民族聚居区，面对复杂的民族隔阂、反动宣传与生存困境，党和红军坚持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尊重习俗、为民谋利的原则，构建起党同各族群众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初步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工作理论与实践体系。站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历史节点，梳理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的时代背景、核心举措与历史成效，剖析长征时期民族工作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结合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要求，总结提炼历史经验与实践启示，对于传承长征精神、推进新时代民族工作、走好新的长征路，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红军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困境

（一）复杂交错的民族生存环境。长征途经的湘、桂、黔、滇、川、甘、宁等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地带，苗族、瑶族、侗族、彝族、藏族、回族、布依族等十余个民族世代在此繁衍生息。各民族语言不同、风俗各异、宗教信仰多元，生产生活方式差异显著。长期以来，历代统治者实行“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汉族地主、地方军阀对少数民族横征暴敛、肆意杀戮，苛捐杂税层层盘剥，导致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极度贫困，民族之间积怨已久、隔阂极深。

同时，少数民族地区交通闭塞、文化封闭，各民族长期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缺乏交流交融的渠道。这种历史形成的民族隔阂，成为红军开展行军作战与群众工作的巨大阻碍。红军初入少数民族区域时，群众因受反动宣传误导，大量弃家躲避，部分民族武装甚至武装阻拦红军通行，民族工作开展举步维艰。

（二）敌我博弈下的舆论与生存危机。长征期间，国民党当局一方面调集重兵围追堵截红军，另一方面大肆编造谣言，污蔑红军“烧杀抢掠、毁灭宗教、残害少数民族”，刻意煽动民族对立情绪，企图利用民族矛盾孤立、消灭红军。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与普通群众真假难辨，对红军充满恐惧与敌意。

从红军自身处境来看，长途行军导致物资匮乏、弹药短缺、伤病员数量激增，急需粮食、药品、向导、宿营地等物资与人力支持。能否获得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信任与帮助，直接关系到长征的成败。严峻的现实倒逼党和红军必须把民族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以真诚的态度、严明的纪律、务实的行动打破谣言、化解矛盾，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共同反抗压迫。

（三）党早期民族理论的实践探索需求。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民族平等的基本主张，但受工作区域限制，大规模、系统性的民族工作实践相对欠缺。长征开启后，红军大规模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直面各类民族问题、宗教问题、阶层问题，这既是巨大挑战，也为党检验、完善、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提供了实践舞台。党在长征中不再照搬理论教条，而是立足不同民族的特点因地制宜开展工作，逐步探索出一条平等团结、尊重差异、联合奋斗的民族工作道路，为后续民族政策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红军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的实践举措

（一）制定系统民族政策，确立民族平等根本原则。坚持法律与政策先行，是长征民族工作的首要特点。红军总政治部、中央军委结合沿途不同民族特点，先后发布一系列训令、布告、指示，构建起全覆盖、差异化的民族政策体系。1934年12月，红军进入苗瑶少数民族聚居区后，立即发布《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明确提出尊重少数民族统治方式、风俗习惯与宗教仪式，反对一切民族压迫，主张“瑶民的事由瑶民自己决定”，旗帜鲜明宣示民族平等主张。

1935年5月，朱德总司令签署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面向彝族群众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直指军阀压迫少数民族的罪行，承诺尊重民族风俗、公平交易、军纪严明，提出建立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实现平等自由。针对回族、藏族群众，红军先后出台《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红军到地约法十章》等文件，划定“三大禁条”“四大注意”，明确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民族习俗、严禁骚扰群众等硬性规定。这一系列政策文件彻底颠覆了旧时代民族压迫的逻辑，将各民族一律平等落到制度层面，让少数民族群众第一次看到真正代表底层民众利益、尊重少数民族的革命队伍。

（二）严守革命纪律，以过硬作风赢得民族信任。严明的纪律是红军区别于旧军队的核心标志，也是开展民族工作的底气所在。长征途中，党反复强调：全体指战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绝对禁止歧视、骚扰少数民族群众，绝对尊重宗教场所、民族禁忌与生活习俗。在广西龙胜侗区，国民党特务纵火烧毁民房并嫁祸红军，周恩来亲自指挥战士奋力扑救，全力保护侗族杨氏鼓楼。红军不顾自身安危保护民族标志性建筑的举动，让侗族群众深受感动，逃离的百姓纷纷返乡，主动为红军提供帮助。在云南、贵州回族地区，红军战士严格恪守回族饮食、宗教禁忌，不随意进入清真寺、不触碰禁忌食物，即便出现个别失误也立即整改、公开致歉，用细节践行尊重理念。

红军坚持公平买卖粮食、物资，绝不强取豪夺；留宿民房主动打扫院落、挑水劈柴；面对民族武装对峙，坚决执行“不打第一枪”命令。长期的纪律坚守，逐步消解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戒备心理，“红军是仁义之师”的口碑在各族村寨广泛传播。

（三）创新宣传动员方式，凝聚共同革命思想共识。为破除反动谣言、传播革命理念与民族政策，红军构建起全员参与、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宣传体系。一方面，实行全员宣传机制，要求每一名红军战士都成为政策宣讲员，利用行军、休整间隙与群众交流，讲解民族平等、反抗军阀压迫的道理。另一方面，组建粉笔队、宣传队，在岩壁、墙体书写“民族平等”“番民组织自己的政府”“团结起来打倒军阀”等标语，印制多语种传单、布告，针对识字群众开展文字宣传。

针对文化水平较低、听不懂汉语的群众，红军采用联欢会、茶话会、街头宣讲等通俗形式，结合群众遭受压迫的亲身经历，揭露军阀与反动派的本质。红军跳出“狭隘民族对立”的误区，运用阶级视角厘清矛盾根源：压迫各族底层民众的不是某个民族，而是封建军阀与剥削阶级，各民族劳苦大众是血脉相连的阶级兄弟。这种思想引导，从根源上化解了历史遗留的民族仇恨，推动各民族群众形成“联合反抗压迫、争取自由解放”的共同认知。

（四）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与底层群众，构建民族团结共同体。长征中民族工作坚持统一战线思维，兼顾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与普通民众，实现全方位团结。对于少数民族头人、土司、宗教领袖等上层群体，红军摒弃对立思维，主动沟通协商，留下诸多民族团结佳话。1935年，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彝海结盟，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成为民族团结的不朽丰碑。结盟之后，彝族群众为红军引路、护送物资，保障红军顺利穿越彝区，为强渡大渡河赢得宝贵时间。在此之前，彭德怀与布依族首领陆瑞光达成弄染结盟，双方约定互不侵犯、联合反蒋，同样成为民族统战的典范。

对于底层贫苦群众，红军深入村寨访贫问苦，打击土豪劣绅、分发粮食衣物，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难题。在红军的感召下，大批少数民族青年踊跃参军，队伍中先后组建“回民连”“彝族连”“苗族排”等民族建制队伍。仅贵州、云南两地，就有五六千名苗、彝、回、瑶等各族青年加入红军，各族战士并肩作战，共同投身革命事业，民族共同体的情感纽带愈发牢固。

（五）救助帮扶各族群众，深化手足相依的民族情感。长征全程，红军始终践行服务各族劳苦大众的宗旨，把少数民族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翻越雪山、穿行草地期间，藏族、羌族牧民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充当向导、救治伤病员，红军也竭尽所能帮助当地群众抵御灾害、救治病患。在少数民族地区遭遇灾荒时，红军拿出有限的粮食救济群众；面对疾病肆虐，随军医护人员免费为各族百姓看病抓药。

在长征途中，红军与少数民族群众形成了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这种超越地域、超越族群的真情，打破了千年以来的民族隔阂，让“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朴素理念扎根在各族群众心中，为共同体意识的萌发培育了情感土壤。

三、长征中民族工作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

（一）历史逻辑：打破隔阂，重塑中华民族整体认知。近代以前，受地理封闭、阶级压迫、人为挑拨等因素影响，各民族“各居一方、互不相知”，缺乏对“中华民族”整体身份的认同。长征如同一条红色纽带，纵横西南、西北民族地区，让原本隔绝的各个民族实现大规模、深层次接触。红军以平等姿态对待每一个民族，用行动证明：中华民族不是割裂的族群集合，而是休戚与共的整体。红军倡导的“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否定了“大民族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重塑了民族关系认知。各族群众在共同反抗军阀压迫、共同支援红军长征的过程中，逐步跳出单一族群的局限，开始形成“同属中华、共御外侮、共求解放”的整体认知，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重要历史起点。

（二）实践逻辑：联合奋斗，构建共同体行动范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情感认同。封建时代的民族关系，充斥着压迫、猜忌与对立，难以形成正向情感联结。长征途中，红军用严明纪律、无私帮扶、真诚相待，彻底扭转了少数民族对汉族军队的负面印象。从侗寨护鼓楼、彝海结兄弟，到藏区救伤员、回区守习俗，一件件实事、一个个故事，汇聚成跨越族群的温情。各族群众从最初的躲避、敌视，转变为信任、拥护、追随，逐步产生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情感共鸣。这种在生死考验中淬炼出的民族情谊，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坚实的情感基石，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三）理论逻辑：立足国情，探索共同体建设理论雏形。中国共产党长征中的民族工作，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相结合，摒弃照搬照抄的错误做法，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早期民族工作理论框架。党明确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分裂，主张各民族共同解放、共同发展，提出少数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等理念。这些理论探索，回答了近代中国“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如何凝聚民族力量”的时代课题，构建起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早期理论雏形。此后，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均在长征实践基础上不断丰富完善，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理论源头。

（四）情感逻辑：以真情换真心，筑牢共同体情感根基。共同体意识最终要落实到共同行动上。长征是全体中华儿女反抗压迫、追求民族独立的共同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汉族红军战士与苗、彝、藏、回等各族群众、各族战士并肩前行、协同作战，形成了团结奋斗、共担风雨的行动范式。各族群众为红军长征提供人力、物力、情报支持，红军带领各族群众反抗剥削、争取权利，双方形成命运共同体。这种“各民族同心同向、携手共进”的实践模式，证明民族团结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也为新时代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实践范本。

四、红军长征中民族工作对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启示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铸牢共同体意识政治根基。坚持党的领导，是长征中民族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首要原则。长征途中，正是因为党中央统一部署、各级党组织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全体将士步调一致，才能在复杂环境下化解民族矛盾、凝聚民族力量。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健全民族工作领导体制与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贯穿民族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民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强化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基层组织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的战斗堡垒作用，让党的民族政策直达基层、深入民心，以坚强政治领导守护民族团结大局。

（二）坚守民族平等底线，破除狭隘民族观念。民族平等是长征中民族工作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石。长征时期，党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与地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所有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赢得了各族群众的衷心拥护。历史证明，不平等必然产生隔阂，唯有平等才能走向团结。

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必须始终把各民族一律平等作为根本准则，依法保障各民族平等享有各项权利，坚决抵制一切形式的民族歧视、民族偏见。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宣传教育，引导全体人民跳出狭隘族群思维，树立“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整体观念。统筹推进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区域、城乡、民族之间发展差距，以事实践行民族平等，夯实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基础。

（三）传承群众路线，以真情服务凝聚民心力量。全心全意为各族群众谋利益，是红军赢得民心的关键。长征中，红军始终扎根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放在首位，用实际行动拉近民族距离。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坚守的优良传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是做人的工作、凝聚人心的工作。广大民族工作者要传承长征时期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深入民族地区基层村寨、社区，倾听各族群众诉求，解决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难题。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多做暖民心、聚人心的实事，让各族群众在共建共享中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各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民生改善促进民族团结、厚植共同体认同。

（四）尊重民族差异，坚持包容互鉴增进文化认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是长征中民族工作的重要经验。红军每到一处民族地区，必先了解当地习俗、严守禁忌，尊重各民族文化与信仰，做到“和而不同、包容共处”。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密码，也是共同体意识的文化内核。

新时代要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在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性的同时，充分尊重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风俗习惯与正常宗教信仰，不搞“一刀切”，不强行同化。保护、传承、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融合创新。依托长征文化、红色文化、民族文化资源，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符号，建设国家长征文化公园等载体，以文化交融促进情感交融，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