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永民  叶骏

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重大历史性贡献，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从长征到延安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领导核心的确立与维护，深刻揭示了“两个确立”的历史必然性和“两个维护”的历史根基。回望从长征到延安的历史，深刻汲取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和历史经验，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从长征到延安：领导核心的历史生成与确立

这主要经历了长征前领导核心缺失带来的革命危机、事实上确立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后革命不断走向胜利、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正式确立三个阶段。

（一）濒临绝境：领导核心的缺失与革命危机。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取得统治地位。博古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实行脱离中国实际的军事路线。领导的错误直接导致了革命事业的严重挫折。在组织路线上，推行宗派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排斥毛泽东等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人；在军事路线上，放弃毛泽东在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阵地战；在政治路线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孤立了可以联合的中间力量。

在博古、李德指挥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失败告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红军主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湘江战役后的3万余人。这一惨痛的军事失败，根源于领导的错误决策与独断专行。

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进一步暴露了缺乏正确领导核心的致命危险。红军在突破四道封锁线后，仍打算按原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蒋介石已在沿途布下重兵。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改变行军方向，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建议得到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领导人的支持，红军遂于1934年12月占领黎平，并召开黎平会议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标志着“左”倾错误领导开始受到质疑，也预示着新的领导核心的萌芽。

（二）初见曙光：新领导核心确立后不断胜利。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新领导核心开始形成的关键节点。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标志着党开始摆脱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遵义会议后，新领导集体展现出强大的战略运筹能力。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被军事学界誉为“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通过高度机动的运动战，红军巧妙地调动敌人，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新领导核心的初步确立，带来了军事上的连续胜利。巧渡金沙江使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打破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迷梦；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使红军主力得以保存。这些胜利雄辩地证明，正确的领导核心是指引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

（三）众望所归：领导核心地位的正式确认。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经历了从军事指挥到政治领导、从实际领导到正式确认的逐步确立过程。这一过程既是毛泽东个人卓越才能的体现，也是历史选择和全党共识的结果。

在军事领导方面，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实际上成为红军最高指挥的核心。这一安排使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也标志着他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初步确立。在随后的长征途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艺术得到全党全军的广泛认同，为其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实践基础。

在政治领导方面，毛泽东通过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领导陕甘宁边区建设等重大政治实践，逐步确立了其在党内的政治权威。作为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许多重大决策都与毛泽东商议后作出。“在延安时期，张闻天逐渐将党的总负责人的实际工作移交给毛泽东。他多次提出‘让位’，虽然出于各种考虑未立即实现，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日益巩固。”

在思想理论方面，毛泽东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撰写理论著作，逐步确立了其在党内的思想权威。《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成熟。这些理论著作不仅指导了中国革命实践，也为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撑。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已经“众望所归”。1938年9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排除了各种错误干扰，正式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正式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这一决定是“众望所归”的制度化体现，标志着从长征到延安时期领导核心确立过程的完成。

二、从长征到延安：领导核心地位的维护与制度固化

这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斗争考验、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三个标志性事件形成的。

（一）斗争考验：领导核心地位的不断巩固。领导核心的确立是在与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巩固的。从长征到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经历了会理会议斗争、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六届六中全会前后与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等多次考验，每一次斗争都使核心地位更加巩固。

会理会议斗争的考验。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休整。此时，林彪写信给中央，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由彭德怀指挥。会议批评了林彪等人的错误意见，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能力，维护了新领导核心的权威。

与张国焘斗争的考验。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拥兵自重，反对中央北上方针，主张南下川康边，并企图以武力要挟中央。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坚持原则、沉着应对，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避免了红军内部的可能冲突，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和统一。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最终失败，其南下部队在百丈关战役中遭受重创，被迫退守川康边，最终不得不重新北上。这场斗争的胜利，极大地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也向全党证明了维护核心的重要性。

六届六中全会前与王明教条主义斗争的考验。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反对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主张，严重挑战了中央权威和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毛泽东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同时，通过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争取理解，逐步化解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1938年，王稼祥从苏联带回共产国际的指示，明确表示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这一指示也为六届六中全会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提供了国际支持。

（二）延安整风：思想统一与核心认同的深化。1941年—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确立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思想基础工程。该运动旨在通过系统学习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实现全党在思想上的高度统一。

在整风学习过程中，全党通过学习《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党史文献，深刻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意义。

延安整风运动还是一次深刻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实践。通过整风，党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制度机制。如1943年，《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进一步强化了党的全面领导制度，规定“管理各地区工作的同志，对其管理的工作，直接向书记处负责”。这些制度安排为维护和巩固党中央权威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三）党的七大：指导思想和领导核心确立。1945年4-6月召开的党的七大，是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确立毛泽东核心地位的历史性会议。会议在党章中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正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指导思想和组织体制两个维度完成了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确立毛泽东核心地位的制度化表达。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在党中央领导核心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从理论维度看，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为党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从组织维度看，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形成了高度统一的领导体制，为党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三、从长征到延安：“两个确立”“两个维护”的历史实践与制度继承

延安时期政治纪律的严密与制度构建、思想认同与组织保障的有机统一，为新时代坚决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根基和宝贵的经验启示。

（一）维护党中央权威：政治纪律的严密与制度构建。“两个维护”的历史根基深植于从长征到延安时期维护党中央权威的丰富实践。这一时期，党通过严明的政治纪律、健全的组织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构建起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制度框架，为“两个维护”提供了制度积淀。

长征途中的政治纪律建设。长征初期，党中央就强调维护统一指挥的极端重要性。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要求“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必须坚决拥护中央的领导，反对任何分裂党的企图”。这一决议针对张国焘的分裂倾向，强调了政治纪律的刚性约束。

延安时期的组织制度建设。延安时期，党逐步建立健全了一系列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组织制度。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系统规定了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组织关系和纪律要求，从制度层面确立了“四个服从”的原则，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请示报告制度的萌芽。延安时期，各根据地定期向中央汇报工作，重大事项必须请示中央批准，形成了维护中央权威的有效机制，奠定了请示报告制度的思想和实践基础。这种制度安排确保了党中央对全局工作的掌控，防止了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为维护党中央权威提供了制度保障。

这些建章立制的实践表明，延安时期党已经深刻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对于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将其制度化、规范化。这种对党中央权威的自觉维护，构成了新时代“两个维护”的历史原型。

（二）维护核心地位：思想认同与组织保障的有机统一。维护领导核心地位是“两个维护”的重要内容。从长征到延安时期，党通过思想教育深化核心认同，通过组织安排强化核心地位，实现了思想认同与组织保证的有机统一。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多次论述“看齐”问题，为“维护核心地位”提供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三看齐”不仅是军事术语的借用，更是对政治统一性的形象表达。其中，“向中间看齐”是核心要求，意味着全党要以党中央为核心、以领袖为标杆，实现思想和行动的高度统一。这种“看齐意识”的培育，是维护领导核心地位的思想基础，也是“两个维护”在思想层面的早期形态。201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明确提出“看齐意识”，将其从延安时期的具体语境提升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实现了历史经验与当代实践的有机衔接。这与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一脉相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维护核心地位的优良传统。

延安时期，党通过一系列组织安排强化了维护核心地位的制度保障。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中央领导机构，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1944年5月，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这一体制。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将核心地位转化为制度安排，实现了个人权威与组织权威的统一，为“维护核心地位”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三）历史经验的当代启示：从延安走向新时代。从长征到延安时期形成的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核心地位的制度实践，为新时代做到“两个维护”提供了深厚历史根基和宝贵经验启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与从长征到延安的历史逻辑一脉相承。

从长征到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表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核心地位，必须做到思想上高度认同、政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自觉服从、行动上紧紧跟随。这种自觉维护不是盲目的个人崇拜，而是建立在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革命实践的理性认识基础上的政治自觉。正如延安时期全党通过学习党史、总结经验，深刻认识到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历史必然性一样，新时代全党也必须通过深入学习“五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作者系上海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海洋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