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端
PC端
以人民调解的高质量助力中国特色法治社会建设
张慧平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解工作,围绕化解矛盾纠纷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提出“发挥人民调解、商事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深刻认识人民调解的重要作用,推进人民调解的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建设,扎实做好新时代调解工作,有效化解社会纠纷、稳定社会秩序,助力中国特色法治社会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人民调解是中国特色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
通过人民调解解决纠纷,重新理顺人际关系,有效维护社会秩序,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
法治社会之基本要求。早在2012年末,习近平总书记就在多个场合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命题。2020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指出: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国家的基础,法治社会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更是把“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确立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
从社会建设和发展角度看,法治社会需要在以下几个层面有所成就:
一是制度层面。要求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均有由国家正式法律与社会自治规则及习惯等形成的全面的、完备的、融贯的、科学的规则系统,在这一层面,多元的规则在满足不同需求、解决不同问题时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当然这一要求的背后是确保这些规则的良善。在法律规则方面,我国早在2010年底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至于其他如习惯、道德、社会风俗等社会规范,在新时期需要做“移风易俗”,以符合现代法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发展需求。
二是社会心理层面。要求社会群体及其成员在思想观念上对规则之治、法律之治形成认同,并据此在日常行动中予以践行。没有这种心理基础,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迈进法治社会的大门。但信念的形成来自于对概念的认知,所以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加大普法宣传力度,了解和扩大法治宣传教育的覆盖面,“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种教育”,特别是要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加强执法和司法队伍的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执法水平,法治教育是一项急不得又不能不着急的工作,要把它当作一项制度来抓,持之以恒。
三是社会秩序层面。一般而言,当社会上有法律规范,且人们心中信仰法律、自觉遵从法律规范时,法治秩序就会在社会中自然形成。在这里,法治的社会秩序不仅是人为构建的产物,更是社会制度层面和社会心理层面法治化的自然结果。以正义、人权、公平和效率为价值目标的法治秩序天生具有平衡权力与权利的机能。法治社会所需之秩序就是:社会各类组织及其成员与国家及其各职能部门形成自治与他治的分工协作,实现他治与自治之共治秩序,此时社会自然和谐而有序。
人民调解是中国特色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抓手。人民调解通过纠纷解决,不仅化解民间社会的矛盾冲突,维护社会基本秩序,更能够在解纷过程中宣传法律,让普通民众了解法律和法治,形成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所需要的民众对法律的普遍信仰,为法治秩序的形成做出贡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如何回应法治社会的建设需求,我们应该如何从法治社会的角度认识、完善和发展人民调解,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具有时代意义的命题。正如有些著名学者所说:法治是治理的基本要求,没有健全的法治就没有善治。在社会治理的领域内,实现治理有效必须仰赖法治的积极建设及其功能的充分释放。法治本身的价值和功能也因之得到更进一步的明确和凸显。
人民调解与法治社会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人民调解的本质、性质及其追求的目的、价值等方面来考察。
纠纷解决之过程性。纠纷解决是一个过程性行为。从一般情况看,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大多会经过当事人之间纠纷自决,即当事人之间内部解决,只有在自决不能时,才会寻求外在的纠纷解决,比如调解、仲裁、及诉讼,这时当事人间的矛盾纠纷发生外化,具有了一定的外部性。纠纷外化后的各种解决方式,都存在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这个过程也是进行法治宣传、普及法律、培养社会法治精神的大好时机,在法治社会建设的当下,各种纠纷解决主体对此必须予以一定的重视。另外,从法理角度分析,法律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法治因此存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不同面向。纠纷解决的过程性,正是向社会民众展示实体法和实体正义、程序法和程序正义的适当场景。人民调解虽然不是正式的司法程序的纠纷解决机制,谈情说理也许是调解过程的主要内容,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其绝非无关法律的行为,尤其在法治社会建设的当下。
人民调解之社会性。首先,从人民调解组织与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看,人民调解具有社会性。作为人民调解组织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些规定本身显示了人民调解的基层性、自治性和社会性。另外,人民调解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作为调解主持人、中立的第三方,与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不是行政性的命令与服从关系,也不能像人民法院那样采用职权主义、依据诉讼法律的规定控制整个纠纷解决过程。
其次,从调解过程和调解方式看,人民调解具有社会性。人民调解是中立第三方主持下的纠纷解决,完全遵从纠纷当事人的意志自由,通过情理法多层面多角度地说服当事人,透过当事人之间充分的协商,在自愿、平等的前提下,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进而化解纠纷。人民调解既没有人民法院的固定程序制度约束,也没有类似法庭对庭审的控制,更没有法院那种最终迳行作出且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判决裁定。总之,人民调解的整个过程及其适用的方式是社会自治的一种表现。
第三,从人民调解的纠纷性质看,人民调解具有社会属性。人民调解所要调解的是“民间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性质的纠纷,其不涉及公共权力,无涉公共利益,或者准确地说,其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不大,基本不会造成公共利益或公共秩序的危害,由人民群众自治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也更有效率。换句话讲,人民调解就是人民内部自行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修复社会关系的一种方式,既是社会自治的表现,也是社会自治的需要。
人民调解之准司法性。之所以认为人民调解具有“准司法性”,是因为其与人民法院的司法活动具有相似性,却又存在一定的不同。正是这种“准司法性”使得人民调解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乃至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的一个样本。人民调解的准司法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人民调解是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调解主持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主体,其参与纠纷解决既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当事人任何一方的利益,这种独立性、居间性,与法官具有相似性。
其次,人民调解委员会在整个调解过程中,需要为纠纷解决的公正、公平做到不偏私、不歧视,遵循一定的正当程序规则,也常常需要对纠纷当事人不合法、不合理的需求进行纠正,整个过程时时需要对当事人进行法律角度的说服和疏导教育。
最后,人民调解活动的结果是“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此时的“调解协议”作为人民调解的结果,就是一个当事人纠纷的处理结果,是类似法院裁判的对当事人双方之间权利义务的分配。而且依据《人民调解法》,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法治观念、社会心理、社会秩序等方面的促进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举措。
树立法律权威。法治作为一种治理方略,要求法律必须在整个社会调控机制和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以及社会主体的一切行为都要以法律为最高权威。法治社会建设需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使人民群众自觉尊崇、信仰和遵守法律”。法律需要人们在信仰的基础上,将法律内化为人际关系处理的基础性行为规范,可谓“良法善治”。
人民调解是民间解决纠纷、修复和恢复社会关系的重要方式,是社会法治实现的重要渠道或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不断积累,人们的法治意识、法律水平以及对法律的进一步需求,都有显著的提高。人民调解体现出对法治的迎合、对法律需求的满足。在调解实施的整个过程中,从调解人员法律素质方面、调解行为规范方面、调解协议的引导和达成等诸多方面,都体现着法律的核心和权威地位。
作为乡民社会化解纠纷重要途径的人民调解,一定程度上可以让民众近距离了解法律和践行法治,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乡村里所谓调解,其实是一种教育的过程,其中隐含着纠纷调解恢复与弥合乡村社会关系的含义”,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乡村纠纷的调解同样承载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想与治理哲学,即在解决纠纷的同时,进行“社会教化、道德促进和政治动员”。正是在此意义上,人民调解践行法治,对乡民进行法律的普及,通过实际行动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守住法律底线。之所以要求人民调解过程中守住法律的底线,一方面在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中,法律本身就是民众的行为底线,不可逾越、不容侵犯,否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也来自《人民调解法》“不违背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明文规定。
每一次矛盾纠纷的处理、化解,无论对当事人而言,还是对周围的其他民众而言,都是一次良好的普法教育机会。人民调解人员是否将法律作为纠纷处理和化解的基本依据,是否将法律规定乃至蕴含其中的法理作为说服当事人的理由,不仅体现着调解人员的法律素养和调解的法治水平、普法效果,也常常决定着调解协议的达成,以及调解协议随后能否被当事人自觉完全履行,即纠纷化解的实际效果和被损害的社会关系的修复程度。
情、理、法常常是人民调解过程的基本依据,然而三者的地位和意义不甚相同,因而常常不能同等对待。违背法律这一底线规则,往往会埋下新的矛盾隐患,不仅可能导致纠纷当事人反悔而不履行调解协议,也会损害人民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的正当性、权威性和社会影响力,进而破坏日后社会民众对人民调解的信任。从长远看,将造成较坏的社会影响,损害人们对法律的正确认知,不利于人们形成对法律的信仰。
加强权利保护。无论在词源学上还是在实践中,法治总是与权利保护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在一个国家和社会当中无法得到保障时,无论如何不能说这个国家是法治国家、这个社会是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加强权利保护”,要求全社会“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有效维护各类社会主体合法权益。坚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社会主体要履行法定义务和承担社会责任”。人民调解不仅是在化解纠纷,更是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和正当利益,进而能够实现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人民调解构成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纠纷解决,厘清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因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系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