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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肩担道义热血铸忠魂
李丽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建校90周年,我应邀参加了在河北邢台浆水镇隆重举办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在那里,我们一起回忆和讲述着父辈在抗大的学习经历和战斗故事。
一
我的父亲李岐,原名李徐平,祖籍山西运城万荣县,1917年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旧式家庭。他的人生,经历了从“少爷”到“学徒”的骤然落差,而这份落差,终成他成长路上最深刻的磨砺。年少之时,他亲历世态炎凉,饱尝人间冷暖。被迫辍学的遗憾,如一道深深的伤痕,镌刻在心底,成为他一生难以释怀的牵挂。
16岁那年,父亲背井离乡,孤身远赴陕西咸阳,到一家印刷作坊,以刻板、印刷为业,沦为学徒。黑暗的旧社会,学徒之路从来不是学艺问道的坦途,与卖身为奴、忍辱负重别无二致。他每日三更起、睡子夜,端茶倒水、扫地打杂,包揽了作坊里所有的粗活重活,挨打受骂更是家常便饭,连喘息的片刻都成了奢望。曾经在庭院中被悉心呵护、养尊处优的“小少爷”,一夜之间沦为仰人鼻息、忍气吞声的“小学徒”,其间的艰辛、委屈与落差,非笔墨所能尽述。然而,苦难未曾磨折他的脊梁,反而如磨刀石般淬炼出他的坚韧与隐忍,让他在风雨飘摇中学会坚守,在逆境困顿中学会成长,更让他在心底愈发坚定了改变命运、追寻光明的信念。
在这家印刷作坊里,父亲有幸邂逅了一群心怀家国的进步人士,他们常来此处印刷革命宣传单,给父亲带来了暗夜中的微光、带来了新思想的火种。他们向父亲讲述民族救亡的真理,描绘人民解放的蓝图,用赤诚与热血,点亮了父亲心中的希望之光。在他们的感召与引领下,父亲心中的光明愈发澄澈,对旧社会的黑暗愈发憎恶,投身革命、拯救家国的信念愈发坚定。终于,在一个月朗星稀的深夜,他毅然挣脱了那座压抑身心、禁锢自由的作坊牢笼,踏着夜色,向着光明的方向,踏上了追寻信仰、奔赴革命的征程。
1936年6月,经进步人士赵总普介绍,父亲参加了杨虎城部军事训练班,练就了一身过硬枪法与战术素养,结业后被分配至杨虎城部十七路军警备二旅5团一营3连任排长。同期,他加入了中共外围地下组织进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又秘密加入了党组织,肩负宣传队长重任,在虎穴中潜伏,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西安事变”前夕,父亲身处核心军事体系,所在的警备二旅在旅长孔从洲的部署下,承担起城门警戒、收缴中央军武器、转运军火交予红军等重要任务,他以排长之职坚守岗位,在这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大事件中,践行着爱国初心。事变之后,白色恐怖席卷而来,父亲因身份暴露遭严密搜捕。他几经辗转,于1937年9月在陕西三原县加入了西北青年救国会,随后进入泾阳县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深造。结业后,受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派遣,父亲赴山西夏县抗日游击队,在敌后一线负责宣传、征兵扩员工作,一年后,他于1939年春天如愿抵达延安,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习深造,改名为李岐。
在抗大的熔炉里,父亲系统研习政治理论、军事战术与文化知识,以勤勉为笔、以初心为墨,在每一次理论消化与实操演练中磨砺本领,完成了从热血革命者向合格革命军人与党的干部的转变。1939年9月,延安抗大总校在迁往晋察冀边区时,从各团连队中精心抽调150多名十六七岁且具备高小及初、高中文化的青年干部,组成“青年连”。其办学宗旨是通过系统培养,使学员成长为我军指挥人员或司令机关高级参谋人员。父亲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开启了边迁移、边学习、边战斗的学习历程。初期随总校从灵寿出发,先在山西省武乡县坪头村学习近5个月,后转移至黎城县南社。
1940年10月,日寇扫荡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时,“青年连”奉命参与洪岭阻击战,冲破敌人5个合击点后,于11月初抵达河北省邢台县浆水镇南面的川林村。驻扎浆水期间,部队投入紧张的学习与跑步、刺杀、投弹、射击等军事训练,文化学习也融入日常,就连路边石头上都被文化教员彭庆昭写上三角、代数公式等供学员利用碎片时间学习。为了保障“青年连”的学习训练效果,滕代远副校长经常从五六里外的总校驻地前南峪村亲赴驻地检查同学们学习、训练情况。在抓好基础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的同时,总校还注重学员的理论和实战相结合,在学中战、战中学,并组织“青年连”奔赴前线,到野战部队学习参观,配合作战。1941年12月,“青年连”学员前往129师385旅各团营参观,并参与了该旅在临城、元氏等多地的歼敌战斗,亲眼看见战友们浴血奋战的壮烈场景,进一步锤炼了“青年连”的实战本领与革命意志。
走出抗大的校门,父亲怀揣着保家卫国的满腔热血,毅然奔赴抗日前线,成为八路军129师385旅某团的一名营长。时遇敌人对平汉铁路两侧实施严密封锁,妄图切断冀南与太行两大根据地的交通要道,阻碍我军抗日斗争的推进。为打破这一困局,冀南与太行部队于1941年12月18日至23日联合发起平汉铁路沙河至赞皇段两侧地区破袭战,参战部队与地方群众紧密配合,组成三个破袭集团,向敌人的封锁线展开猛烈冲击。父亲主动请缨,编入第二破袭集团投身战斗。此次战役由张维翰、王近山两位指挥员统一调度指挥。整场战役历时数日,大小战斗达54次,共歼灭日伪军900余人,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同时也付出了营以下伤亡352人的惨重代价。
12月18日,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父亲临危受命,带领一个班坚守前沿阵地,任务是拖住敌人,为大部队破袭铁路、转移群众争取宝贵时间。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父亲毫无惧色,始终沉着冷静地观察战场态势,精准调度兵力,指挥战士们利用地形构筑工事,布设火力点,凭借顽强的意志奋勇抗敌。敌人一次次发起疯狂冲锋,炮火轰得阵地尘土飞扬,子弹像雨点般密集袭来,父亲带领战士们坚守不退、奋勇还击,一次又一次击退了敌人的进攻,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
战斗持续到后期,阵地兵力伤亡惨重,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弹药也即将耗尽,但父亲的战斗意志从未动摇。在弹尽粮绝之际,他带领剩余战士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了殊死厮杀。两名日本鬼子扑向父亲,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父亲凭着少年时淬炼的血性、保家卫国的赤诚和必死的革命决心,与敌人展开殊死肉搏,任凭敌人的刺刀划破肌肤,仍死死牵制着敌人,最终凭着顽强的毅力击毙两名鬼子,而他自己也身中两刀,肺脏严重受损,肠子裸露在外,身负重伤的他当场昏迷过去。
万幸的是,牺牲战友的遗体恰好压在他的身上,遮挡住了他的身影,让他在敌人后续的清剿中侥幸躲过一劫。直到后续赶来的救援人员清理战场时,才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父亲,将他紧急送往后方救治。此次战斗中,父亲带领的一个班全体战士壮烈牺牲,唯有他一人幸存,用生命诠释了与敌人血战到底的革命气节。
烽烟未尽,使命在肩,身体残疾的父亲并未离开革命事业。1946年至1948年,解放战争战略相持的关键时期,他奉命奔赴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太岳分校任教两年,肩负起为前线输送优秀指挥员的教学重任。那时,教员既是老师也是战士,父亲以伤残之身坚守讲台,将战场上的实战经验、革命军人的坚定信仰与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员。在他与战友们的辛勤培育下,太岳分校先后走出4000余名优秀军事干部。这些干部承袭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带着系统的军事理论和实战素养北上南下,践行“指挥靠前、务实作战”的原则,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屡立奇功,彰显了太岳分校的育人成效。数十年间,这些从军政大学走出的优秀干部砥砺成长、勇担使命,逐渐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其中不少人肩负起军队与地方高级领导职务,秉持着抗大精神与革命初心,在国防建设、地方治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各个关键岗位上恪尽职守、攻坚克难,以过硬的本领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持续为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鞠躬尽瘁、贡献全部力量。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烽火岁月里,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父亲始终坚守在战斗一线,先后参加过百团大战、上党战役及解放临汾、晋中、太原与挺进大西北、大西南等数十次战役战斗,先后五次负伤,其中重伤一次,身有7处刀枪伤和残留的弹片,为二等甲级残疾军人。即便身受重伤、身体残疾,他也从未退缩,始终以钢铁般的意志坚守战场、奋勇杀敌,荣立战时一等功,多次受到滕代远同志的公开表扬与嘉奖。他用一生的坚守与奉献,践行了一名革命战士的初心与使命,彰显了沉着果敢、英勇杀敌、不畏生死、忠诚报国的革命英雄气节。
1950年8月,父亲因伤残转业到地方,先后在山西省委、省工业厅等处工作。1984年1月18日,他伤病复发离开了我们。父亲一生刚直不阿,两袖清风,没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家产,但他留下的抗大精神、革命家风,令我们后辈终生享用不尽。
(山西运城市延安精神研究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