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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红军·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张浩:未走长征路,却建会师功

中华魂网 · 2026-11-10 11: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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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银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和宁夏将台堡地区会师,标志着全部红军胜利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这场伟大万里长征中,有这样一位未曾亲历长征、却为三大主力会师西北做出关键贡献的人物——张浩。

临危受命:共产国际特使的使命

张浩,原名林育英,1897年2月25日出生于湖北黄冈染铺湾。1922年2月,经林育南、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1924年5月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7月回国后,先后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汉口市委书记,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官兼特务队队长。1927年参与领导鄂东南大冶、阳新、鄂城秋收起义。1928年奉派长沙恢复组建中共湖南省委,任省委常委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曾部署发动平江起义。1929年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11月赴香港领导工代会和海员总工会工作。1930年春被派往东北,先后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代理书记、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同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1月因叛徒出卖被捕。1932年2月获释后返沪,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兼中华海员总工会中共党团书记。

1933年1月,林育英赴莫斯科参加国际职工代表大会,3月任全总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5年7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根据会议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精神,他参与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著名《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

此时,中央红军已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中断。虽然陈云受党派遣于1935年8月抵达莫斯科,使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了解到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但由于通信未能恢复,许多新情况仍无法传回国内。为向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会议精神,并尽快恢复与中共的联系,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派一位同志回国。从莫斯科回国,有新疆、东北、蒙古三条路线:新疆路途遥远,东北处于日军占领之下,只能走蒙古路线。但这条路线要穿越荒无人烟的大沙漠,危险重重,携带文件很不安全,只能靠记忆。共产国际认为,派回国的同志必须立场坚定、机智勇敢,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和一定威望,并为国内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经反复考量,林育英担当了此任。

万里归途:穿越沙漠的孤勇者

1935年9月底的时候,林育英化名“张浩”(此后一直沿用此名),打扮成商人模样,与在苏联受训的报务员赵玉珍一同踏上归国征途。他们跋山涉水,忍饥挨饿,历尽艰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行程,于11月初到达陕西定边县,并很快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定边县党组织负责人不认识他们,甚至有所怀疑。为弄清情况,定边县委向党中央发电,告知有一名“张浩”要找党中央,询问是否送来。中共中央负责人张闻天接电后,判断此人很可能就是共产国际派回的同志,特派邓发代表党中央前去迎接。11月中旬,张浩在邓发的陪同下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张闻天与张浩彻夜长谈,详细了解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阵线等精神,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的内容。12月8日,张闻天接毛泽东电报,约定10日与张浩在安塞相会。14日深夜,张闻天在安塞又接毛泽东电报,得知毛泽东已于13日抵瓦窑堡,张闻天便与张浩立即从安塞返回。张浩与毛泽东虽经林育南、恽代英介绍结识,但因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和工人运动,少有见面机会。毛泽东将他拉到自己身边坐下,询问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情况。张浩一一作答。

化解危机:以国际代表身份力挽狂澜

在瓦窑堡会议召开之前,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已趋白热化。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极大地增强了老红军的力量,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条件。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发展的战略方针问题。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数人提出的关于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建议。两河口会议后,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北上。张国焘鼓动一些人向中央提出由他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后又反对北上,主张南下。中共中央坚决拒绝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今松潘县下八寨乡血洛寨)召开会议,重申了北上的战略方针,强调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当前红一、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论证了北上方针的正确性,要求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迅速向中央所在的右路军靠拢,以便共同北上。8月下旬,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越过草地后,一再劝告、催促左路军北上。张国焘不听中央劝告,坚持南下。9月9日,张国焘电令红军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妄图危害党中央。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密电,立即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抄下电令,告诉叶剑英处境危险,要赶快回去,务必提高警惕,以防意外。随后,他同张闻天、秦邦宪等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当晚,在红军驻地阿西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脱离险区,率领红一军、红三军立即北上。10日凌晨,中共中央率部队向俄界进发。

特别严重的是,10月5日,张国焘不顾朱德、徐向前等人的反对,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市白莎寨)召开会议,进行反对中共中央的活动,宣布成立第二“中央”,走上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会议作出《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全文共五项: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二、以张国焘等“组织中央委员会”;三、以张国焘等“组织中央政治局”;四、以张国焘等“组织中央书记处”;五、以张国焘等“组织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张国焘并强令红四方面军和随左路军行动的红一方面军第5和第9军南下天全、芦山一带。12月5日,张国焘变本加厉,竟然狂妄地以“党团中央”的名义给中央发电,宣称:“此间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党和红军处于十分危难的境地。

毛泽东、张闻天等以最大的耐心,采取恰当的方法,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开展斗争。他们相信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同党中央是一致的,可以通过朱德做团结争取张国焘的工作。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仅仅由党中央对张国焘进行教育不足以挽救局面,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于是,毛泽东、张闻天与林育英商量,由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教育、帮助张国焘。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着重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方针。张浩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的传达报告。他离开莫斯科时,共产国际七大尚未结束,没有带回文件,仅凭记忆传达了共产国际为适应新形势发展、改变“左”倾政策、实现革命战略转变等主要精神。会议根据国际七大精神,结合国内形势,制定了建立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与策略。这次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张浩的回归,不仅使中共与共产国际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恢复了联系,也直接促成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找张浩做了一次长谈。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说:“你回来正是时候。目前中央有几件大事需要你做:一是党的工运工作没有负责人,你能否将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一职担当起来?二是党的白区工作和对东北军的工作都压在恩来身上不行,这些你也有经验,你能否分担一些,再担任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和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第三件事是中央和红军领导人的团结问题也急于要你来帮助解决。你是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目前只有你最合适。”毛泽东接着详细解释:“目前左路军有七八万人,指战员的处境十分危险,要尽快设法将他们拉回来。你现在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配合我们做工作,力争左路军早日回来。”张浩说:“我如能起作用当然好,就怕做不好。”

当时张浩住在张闻天隔壁,张闻天也多次找他谈话,认为他曾与张国焘一起在白区工作过,关系较熟,又是共产国际派回的,身份特殊,希望他协助中央争取张国焘。张浩深感任务艰巨,但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表示全力配合。

12月22日,张浩致电张国焘,劝告他注意党内团结,并就组织统一问题提出意见。然而张国焘执迷不悟,1月20日竟宣称以张闻天为总负责人的合法党中央是“假冒党中央”,要求“自动取消中央名义”。1月24日,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致电张国焘、朱德:“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居于第一位”,“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争论可以提交国际解决。”

张国焘看到这份电报,震动很大。他清晰地感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支持。尤其是电文中称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意味着中央的路线正确,而自己的主张和做法是错误的。若他一意孤行,就要背负“违背共产国际指示”的罪名。在此压力下,他不得不开始考虑张浩和中央的意见。

2月14日,张浩、张闻天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关于战略方针,“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告诉他们瓦窑堡会议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巨大胜利,说明中央同红四方面军可以“暂时采用协商方式”,号召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受到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红四方面军在南下作战中伤亡很大,到4月间只剩下4万多人。中共中央一再电令红四方面军北上。在多重压力下,张国焘不得不在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同意北上。

会师前后:团结的定盘星

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长征到达川西北的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组建后,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红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甘孜会师对于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8月3日,张浩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热烈欢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9月27日,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表示尊重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决仍照原计划东进,以出会(宁)、静(宁)会合一面军为目的”。

1936年10月16日,张闻天主持常委会,决定请“国际代表”张浩前往红四方面军做政治工作。19日,张浩从保安启程赶往宁夏,11月初到达同心城附近,会见了朱德、张国焘。在关桥堡,他与张国焘单独长谈,消除了一些疑虑。12月6日,红军大学在保安县举行欢迎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大会。会后,张浩再次代表中央找张国焘谈话,希望他能认识并改正错误,真心实意服从中央领导,最好写一份书面检讨。张国焘表面接受。此后,张浩多次与他谈话、做工作,在争取张国焘过程中发挥了“调解人”和“定盘星”的作用,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维护党和红军统一做出卓越贡献。关于这些,不仅党史有载、老同志回忆录中有记述,就连张国焘本人在其《我的回忆》中虽多有歪曲,但也予以承认。张浩圆满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毛泽东高兴地说:“你这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白当,你为党和人民立了一大功。”

鞠躬尽瘁:最后的荣光与永恒的哀荣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后,红30军、第9军、第5军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军委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1937年2月下旬,中央获悉西路军陷入危境,遂以第4军、第31军、第28军、第32军和骑兵第1团组成援西军,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张浩在担任援西军政治委员期间,根据党中央的批示,用高度的原则性和党性教育干部战士,一方面引导大家坚决批判张国焘的严重错误,一方面向广大指战员讲明党的政策,团结教育广大干部战士,提高执行党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他在维护党内军内团结、克服张国焘分裂活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秋,张浩任八路军第129师政训处主任(10月改称政治委员),与刘伯承师长一道率部东渡黄河,挺进晋东南。他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强调要保持红军的光荣传统,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对建立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由于身体难以支撑艰苦的戎马生活,1938年1月,张浩奉调回延安,负责工人运动。同年11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42年3月6日凌晨1时45分,张浩在延安中央医院逝世,年仅45岁。

3月9日上午9时,延安中央党校门前的广场上,张浩的公祭仪式正在举行。毛泽东为张浩守灵、执绋、抬棺并给墓穴奠土。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他人抬棺执绋。据考证,从延安到北京,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中,唯有张浩享此殊荣。

张浩逝世后,毛泽东亲笔题写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及墓碑“张浩同志之墓”。《解放日报》发表《悼张浩同志》社论,对他一生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

值班编辑:白雪、显洋
技术支持:李馨雨
值班总编:闫金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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