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伟

1935年3月10日至12日召开的苟坝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遵义会议成果的延续、巩固和深化，这次会议在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口，校准了长征的前进航向、扭转了红军的命运走向。

一、会议回望：一次坚守真理、及时纠错的经典实践

（一）历史背景：遵义会议后军事指挥制度尚待完善。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和组织错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明确由周恩来、朱德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必须清晰地认识到，党的成熟、制度的完善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遵义会议后，旧的指挥体系未彻底重构，博古、李德仍留在决策层，而毛泽东仅仅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重要协助者。同时，遵义会议后，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的重大胜利，使部分指战员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思想，对敌人的反扑和长征的艰难性缺乏足够的清醒认识，滋生轻敌冒进心态。

更为致命的是，当时高效的战时指挥机制尚未建立，重大作战决策需经20余人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体投票表决。这种模式适用于平稳环境，却完全适配不了长征路上敌众我寡、瞬息万变、分秒必争的战场态势，极易贻误战机、酿成危局。正是在危局叠加、制度滞后的双重背景下，1935年3月10日至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的苟坝村召开扩大会议，史称苟坝会议。

（二）争论焦点：强攻打鼓新场还是运动中寻机歼敌。3月10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向中革军委发来“万急”电报，建议集中主力强攻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并拟制了具体作战方案。当日，张闻天主持20余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题研讨作战计划，绝大多数与会同志赞成发起进攻。大家普遍认为，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战力偏弱，红军刚获大胜士气高昂，攻克此地既能补充粮弹物资，还可借机开辟云贵川边新根据地。

全场唯有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强攻。他综合侦察情报、地形条件、敌军机动部署作出精准研判：打鼓新场城墙坚固、野战工事完备，属于易守难攻的固守据点；红军长途奔袭实施攻坚，很难实现速战速决；蒋介石已调度中央军周浑元部、滇军多路兵力昼夜驰援，一旦战事陷入胶着，3万中央红军将陷入多重合围，甚至面临全军覆没的绝境。他主张依托山地发挥我军机动优势，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坚决避免硬拼攻坚。

会场争论空前激烈，毛泽东为阻止冒险作战据理力争，甚至提出辞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会议严格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表决，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方案，毛泽东刚任职7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也被表决免去，这一结果让红军的战略方向与生死存亡面临严峻考验。

那时，毛泽东刚在遵义会议重新获得组织信任，若是常人，此刻难免心生委屈、消极观望、静待后果。然而，毛泽东选择以红军存亡、革命前途为重，笃定真理掌握在规律一侧、掌握在全局一侧。后来他对贺子珍感慨道：我那时是少数，但我相信真理在我这边。

（三）深夜提灯：为坚持真理在组织框架内精诚求证。会议散场已是深夜，毛泽东辗转难眠，心中悬着3万红军将士的生死安危。他深知，一旦进攻命令如期下发，红军将面临一场毁灭性挫败，这不仅有可能断送红军主力，甚至会断送中国革命。于是，他提着一盏马灯，在春寒料峭中沿着崎岖泥泞的田埂小路独行数里，连夜赶到周恩来驻地。这盏摇曳着微光的马灯，照亮了脚下泥泞的小道，更照亮了革命的前行航向。

周恩来后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完整还原了这段往事：“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3月11日清晨，中央紧急复会。同时，最新侦察情报也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蒋介石已在打鼓新场布下重兵口袋阵，多路援军正全速合围。与会同志彻底认清风险、统一思想，一致决定撤销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为红军避开了一场足以改写历史的灭顶之灾。

（四）机制重构：党中央决定建立新的军事领导体制。打鼓新场论战，让中央领导层深刻认识到全员大会投票表决作战计划的制度缺陷。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绝不能层层议事、人人投票，必须组建能够临机决断的专门军事指挥机构。

3月12日，经毛泽东、张闻天共同提议，中央政治局表决通过，正式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新“三人团”），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全部军事行动。

新“三人团”名义上仍由周恩来统筹全军军事工作，但他充分尊重、采纳毛泽东的战略谋划，毛泽东实际承担核心决策职责。如果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中央核心领导集体中重新拥有重要话语权，那么苟坝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小组的制度重构，则补齐了遵义会议未完成的组织改革，标志着党的军事领导体制走向成熟。

二、学史悟理：苟坝会议蕴含着穿越时空的政治智慧

苟坝会议的历史价值，远不止叫停一场错误的作战计划。它在血与火的战争实践中，淬炼出我们党独有的治党治军政治智慧，这可从三对辩证关系中来领悟。

（一）从个人意见与集体决定的辩证关系看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性贯彻。我们常说“少数服从多数”，这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然而，苟坝会议却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简单投票不等于科学决策，表决形成的多数意见不等于客观真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真理时常掌握在立足全局、洞悉规律的少数人手中。

这里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战争认识具有非线性、不对称性的特点。战场判断绝非简单数量对比，需要对全局的深刻洞察、对规律的精准把握、对敌我态势的辩证分析。毛泽东之所以能作出正确判断，源于他长期的战争实践积累，源于他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苟坝会议绝不是对民主集中制的否定，恰恰相反，它是在战时条件下对这一制度的创造性运用和完善。这里有几个关键细节：第一，毛泽东始终在组织的框架内行动。他的意见被否决后，没有另起炉灶，没有消极对抗，而是严守组织程序，提着马灯去找“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沟通研究。第二，作战方案纠偏通过集体会议实现。周恩来被说服后，第二天重新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集体研讨统一思想、修正决策，而不是个人独断更改部署，坚守了集体领导的底色。第三，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由政治局授权。三人军事小组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权力来源于政治局，对政治局负责。这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为了适应战争特殊环境的制度安排，与博古、李德时期凌驾党中央之上的旧“三人团”有着本质区别。

可以说，苟坝会议是我们党探索科学的民主集中制的典范。它告诉我们：民主不是形式主义的投票，集中不是个人专断。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既要充分发扬民主、敞开言路、凝聚集体智慧，又要善于在正确意见基础上实现集中；既要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又要尊重和认真对待少数人的不同意见。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在组织制度上的贯彻和体现。

（二）从决策权与指挥权的辩证关系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深化。如果说遵义会议解决了“执行谁的军事路线”的方向问题，苟坝会议则解决了“谁来指挥、怎么指挥”的制度问题。

苟坝会议成立的三人军事小组，定位是“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这意味着，军事指挥权来自党的授权，隶属于党的领导，军队的最高决策权在党中央，而不是某个军事指挥员。这是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原则在长征特殊环境下的制度深化。

在长征之前，特别是博古、李德时期，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脱离了党的集体领导，变成了少数人的专断。遵义会议纠正了这个错误，但如果一切军事行动都要20多人开会投票，那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民主泛化不利于战时快速决断。苟坝会议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一方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三人军事小组由政治局产生、对政治局负责，重大战略方向由政治局决定。另一方面，适应战争规律的客观要求——具体作战指挥由精干的军事指挥机构临机决断，不搞会议决定一切。

这就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辩证法：党的绝对领导是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军事指挥体制是其实现形式。形式要随环境任务而变，但根本原则不能变。苟坝会议既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建立了保障这条路线贯彻执行的制度机制，标志着我们党在军事领导体制上走向成熟。

（三）从坚持真理与服从组织的辩证关系看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苟坝会议最打动人心的，不只是毛泽东一人说服众人的转折，而是全体参会同志展现的纯粹党性和崇高品格。

先看毛泽东的党性坚守。在个人意见被否决、战时职务被撤销的情况下，毛泽东没有计较个人的荣辱进退，心中牵挂的仍是3万红军的生死存亡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因此他才会提着马灯夜访周恩来，为守护真理竭尽全力。这种“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精神，诠释了共产党人“既服从组织，又坚持真理”的政治品格。

再看全体与会同志的胸襟格局。起初大家主张强攻打鼓新场，出发点都是为革命突围、为红军求胜，不存在私心杂念。当第二天认识到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后，他们没有固执己见、顾及面子，而是欣然接受、立即纠正，这同样彰显了共产党人为了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胸怀。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同志，从这次论战中敏锐洞察到决策机制的问题，积极支持组建三人军事小组，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自觉和制度自觉。

回望历史，苟坝会议如同一面党性的镜子，照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伦理：坚持追求真理，而不是不脱离组织搞个人决断；坚决服从组织，而不是盲目附和错误决策；当出现意见分歧时，严格在党内规范渠道沟通；当发现认知偏差时，敢于承认错误、勇于立即整改。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知行合一”——知，是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行，是对组织的绝对服从，二者统一于革命事业的根本利益。

三、现实启示：让苟坝马灯的“真理之光”照亮强国兴军之路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91年岁月流转，苟坝长夜那盏马灯的光芒，至今仍照亮强国兴军的前行道路。回望这段党史军史上的经典实践，有以下重要启示。

（一）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苟坝会议最根本的历史经验，就是必须从组织、制度层面巩固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三人军事小组的成立，不是弱化党的领导，而是优化了领导的实现形式、强化了战时指挥的效能，归根结底是把党指挥枪原则落到实处。

2017年8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当前，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演进，军队指挥体系持续深化改革调整，但无论未来战争形态如何演变、作战样式如何迭代、指挥链条如何重构，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根本制度永远不能变，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统一归属党中央、中央军委，这一条必须坚如磐石。

苟坝会议启示我们：越是身处危局、环境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越要依靠党的坚强领导战胜一切风险挑战。对基层部队而言，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要扎扎实实体现在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上，体现在不折不扣执行上级命令指示上，体现在各级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上。

（二）必须不断完善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军事决策机制。苟坝会议最深刻的制度启示，就是军事指挥体制必须适应战争规律，在集中统一前提下实现精干高效。当年20余人开会投票决定战役行动，之所以暗藏巨大风险，根本原因不在投票行为，而在于把具体战役交由20余人的政治局开会决定，难以适应战机稍纵即逝、指挥必须高效集中的作战规律。

当前，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节奏更快、维度更广，态势瞬息万变、情况更加复杂，对决策效率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一方面，要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在作战指挥中的具体制度体现。另一方面，要适应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健全完善战时决策机制，把集体领导与临机决断有机统一起来。这里的关键，是把握好“统”与“分”的辩证关系：事关战略方向、重大部署的，必须党委集体研究决定；具体战役战术层面的，则要充分赋予指挥员临机处置的权力。

苟坝会议探索形成的“中央政治局授权三人团对军事全权负责”的决策指挥机制，精简、统一、高效。这一制度智慧，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对完善新时代军队战时指挥决策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三）必须大力涵养坚持真理、敢于担当的政治品格。苟坝会议最动人的精神符号，就是那盏穿越寒夜的马灯。它映照出共产党人为了真理不计个人得失、为了胜利敢于挺身而出的政治品格，是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鲜活范本。

一是要有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当年，毛泽东立足敌我态势，客观分析研判风险，坚决反对冒险作战，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实践。开展基层工作、谋划练兵备战，绝不能仅凭主观意愿、以往经验拍板，必须深入一线察实情、摸实况，摒弃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立足客观条件制定举措，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二是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担当。当正确意见属于少数、出现集体认知偏差时，不能囿于个人得失明哲保身、沉默退让，更不能随波逐流一味附和，而要依托组织渠道理性论证、翔实说理，以对强军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动建言、较真碰硬。

三是要有修正错误的格局胸怀。工作研判、作战筹划出现偏差失误，能否放下思想包袱、摒弃面子架子，第一时间整改纠偏，最能检验党性纯度。苟坝会议上，20多位同志从主张打到决定不打的思想转变，体现的正是勇于自我革命的品格，这也是我们党百年风华正茂、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

历史的光阴渐行渐远，但红色的精神历久弥新。当前，我们正处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攻坚冲刺期，回望苟坝会议，能够更好地以史铸魂、以史增智、以史促行。只有传承好苟坝会议的红色基因，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子扎得更深、把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优势发挥得更好、把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品格赓续得更牢，才能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在新征程上接续奋斗、再立新功！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