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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精神与长征精神的共通性
甘肃省南梁精神研究会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中国共产党人,以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工作结束时讲话指出:“甘肃是一片红色土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2009年来甘肃的时候,总结其为‘两点一存’,就是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建革命根据地多点开花中最有生命力的一点。1927年开始,我们党走井冈山武装割据道路,全国先后创建了12块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就是其一。
陕甘革命有几个大背景:一是在人口较多、条件较好地方的革命均告失败。大小70多次起义兵运斗争,都以失败告终。二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共同领导创建了陕甘红军和“模范苏区”。1930年10月,刘志丹创建南梁游击队。1932年2月,谢子长领导成立陕甘游击队,12月成立红26军。此后,主要是刘志丹领导在照金、南梁等陕甘边一带闹革命,谢子长领导在陕北安定县一带闹革命。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荔园堡成立,习仲勋任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建立22个县级苏维埃政权。1935年1月,红27军在陕北安定县成立,建立4个苏维埃县级政权。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刘志丹统一指挥两个根据地红军和游击队。1935年8月,陕甘红军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一片,辖甘肃陇东5个县、陕西省25个县,人口约100万,两支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形成一大片巩固的根据地。三是我们党在陕甘宁地区的革命活动,建立了光照千秋的历史功绩,“两点一存”、三次大会师是南梁精神最核心的内涵。1935年9月,红25军辗转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红26军、红27军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这是第一次会师。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1月初,陕甘支队同红15军团在甘泉胜利会师,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这是第二次会师。东征、西征后,陕甘根据地拓展为陕甘宁根据地。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相继到达陕甘宁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这块红色土地从此以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而载入史册。这是第三次会师。中共中央依托陕甘宁苏区,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十年内战,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改编后的八路军主力,从这里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我们要英勇奋斗,但又要谦虚谨慎。历史的教训就是要我们谦虚谨慎。过去有的同志很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三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在这里先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可以说,在中国革命最紧要的关头,陕甘根据地发挥了关键作用,改变了中国革命的走向。
孕育了革命的这片热土,在革命斗争中也孕育形成了宝贵的南梁精神。南梁精神形成(1930—1935年底)略早于长征精神(1934—1936年长征全程),都经历了革命斗争低谷期的淬炼,二者既一脉相承、又相互成就,在主要内涵上高度共通。
一、均坚持党的正确领导,让革命有了定盘星
长征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党的正确领导是“硕果仅存”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坚持党指挥枪,建立红26军等党领导下的主力红军,创造性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正是依靠党的正确领导,长征才得以胜利实现战略转移,陕甘革命根据地才在危局中“硕果仅存”。
二、均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有自己的主心骨
长征前期,领导权主要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团”承担(1934年10月—1935年1月),因错误路线导致严重损失;领导权事实上的转变始于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核心形成于长征结束前后。经过遵义会议、四渡赤水、会理会议,毛泽东在党内的军事领导地位从根本上得以确立。特别是经过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实现三大主力会师(1936年10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最终成熟并完全确立。陕甘革命斗争,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刘志丹开展的。习仲勋后来在《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一文中分析“陕甘边根据地是怎样坚持下来”时,总结了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五条就是“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坚强正确,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坚定性,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的干扰,经受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在危险的时刻力挽狂澜,转危为安;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去决定自己的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重大贡献。”王世泰在《耿耿丹心照千秋——纪念刘志丹同志牺牲50周年》文章中曾说:“陕甘红军由小到大不断发展,成为西北革命的中坚力量,是与志丹亲手缔造、亲自领导分不开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由创建到巩固,不断扩大,经受住战火的洗礼,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志丹同志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正是有了正确、坚强的领导核心,红军才能在长征战略方向上作出北上陕甘的抉择,陕甘革命才能在南方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时得以保存。
三、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活路
长征的根本经验和启示,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毛泽东同志带领人民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毛泽东既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又“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错误倾向。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所阐述的革命道理,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标志着我们党开始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克服“左”右倾错误干扰,提出了梢林主义、三色建军、狡兔三窟等一系列斗争方针和策略。1943年4月29日的《解放日报》这样说:“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到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实践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绝境之中,陕甘革命始终坚守真理底线,自主研判局势、纠正“左”右倾偏差,牢牢把握革命的正确方向。长征和陕甘革命时期,逐步解决了“理论如何落地”的问题,让马克思主义不再是书本上的抽象道理,成为指导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活的武器。
四、均有必胜的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
长征中,面对苦难、曲折、浴血、牺牲,我党我军始终保持着革命必胜的坚定理想信念。据左权向斯诺提供的数据,“红军一共翻越了十八座山脉,其中五座终年覆盖着积雪。红军还渡过了二十四条河流。他们经过了十二个省份,占领过六十二座城镇,突破了十个省地方军阀部队的包围,还打败、避开甚至智胜派去追击他们的中央政府各个部队。他们穿过了六个不同的相对封闭的民族聚居地,深入的一些地区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来从未去过的。”尽管艰苦卓绝、险象环生,但广大红军指战员始终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共产主义信念,从而克服了自身谬误、强敌追堵和恶劣自然环境带来的巨大困难。1929—1932年,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在陕甘根据地斗争中经历了失败、挫折、沮丧、逃亡、冒险、死里逃生、不公正对待,发展起来的几支部队也曾覆灭,但他们的革命信念从未改变。1943年,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在延安公祭刘志丹的大会上致词说:“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刘志丹同志。”我们党领导红军在长征途中几经挫折而不断奋起,陕甘革命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归根到底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革命理想信念。
五、均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为工农群众闹革命
长征的胜利,一个主要原因是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长征中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强调:“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为创造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奋斗!”长征沿途,成千上万的各族青年参加红军,提供粮食物资,据不完全统计,仅四川先后有28.8万人次积极支援前线、10.7万人参加红军、7.9万人英勇捐躯。陕甘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毛泽东曾称赞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谢子长是“民族英雄”“虽死犹生”。美国友人李敦白在回忆当年陕甘情况时,清楚地记得,习仲勋无论走到哪儿都与老百姓很熟悉、很亲热。习仲勋虽然年纪很轻,但在老百姓中威望很高。毛泽东称赞习仲勋,“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由于人民群众成了铜墙铁壁,长征才得以胜利,陕甘革命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六、均在逆境中相忍为党,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长征中,面对苦难、曲折、浴血、牺牲,领导人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在长征中,毛泽东始终保持与周恩来等人的交流与合作。为了保留革命的火种、为了扭转开始被动的局面,不计个人荣誉得失,做出了诸多相忍为党的主张和行动,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提供了政治保证。陕甘共产党人在他们遭受“左”倾路线诬陷迫害时,始终遵守党的纪律,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绝不分裂。周恩来曾评价刘志丹:“对党忠贞不贰,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在纪念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党中央评价“习仲勋同志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虽历经坎坷而矢志不渝,始终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百折不挠、奋斗不息。”坚强党性和人格魅力,是陕甘革命始终红旗未倒的主要原因。长征的胜利和陕甘根据地的巩固,证明了“相忍为党”的团结精神,是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关键。
七、均取得了军事斗争的胜利,枪杆子里出政权
长征是一次被迫的战略转移,在敌强我弱、四面合围、物资匮乏、环境极端恶劣的条件下,红军之所以能够从被动转向主动、从绝境走向新生、从挫折走向胜利,是打出来的。长征期间,红军进行各种战役战斗600余次,其中师以上规模120多次。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腊子口、山城堡战役,都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经典战例。针对陕甘边山川交错、梢林茂密、能进能退的条件,刘志丹等人探索形成“梢林主义”的根据地创建模式,形成了在流动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狡兔三窟”式的游击战术,探索形成的“三色建军”思想,在第一次、二次反“围剿”中“九战九捷”。毛泽东称赞说,陕甘革命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了新天地,这招很高明。刘志丹是1994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就是对陕甘革命军事斗争成绩和刘志丹等人战功的肯定。长征的胜利,是军事斗争的胜利,军事胜利也是“硕果仅存”最根本的原因。
八、均有团结包容的品格,使革命力量一步步壮大起来
长征中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作出了巨大努力。大体分三个阶段:一是1935年1月至3月遵义会议和四渡赤水期间,取消旧的三人团设立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实现党中央负责人和军事指挥负责人的平稳交接。据张闻天后来回忆,“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二是1935年7月至9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期间,积极争取张国焘率部共同北上。为此,增补红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为中革军委成员,中央决定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三是1935年10月党中央率部先行北上至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既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做斗争,又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团结争取张国焘率部北上。正是这种“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陕甘边革命活动的大致范围,与历史上周人早期活动范围大体一致。“四方攸同,今我是受”,是对周人早期在陕甘边中兴的评价,也是这里的文化传统。近代史上,曾在护法战争、保卫广东革命政权、北伐战争等战争中立下诸多战功的樊钟秀就是在延安黄龙山起家的,雄据陇东17县的陈桂璋就是在庆阳南梁起家的。1935年9月初,率先北上的红25军到达陕北保安县的永宁山下,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迎接。西北工委组织部下发《为欢迎红二十五军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刘志丹起草《为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部署迎接红二十五军事宜。后来红26军、红27军和红25军整编成红十五军团,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之一,他们“把最好的东西送给中央红军”,以极大的热情,迎接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的到来。正如长征中一电文所述,“合则力厚,分则力薄”,以开阔的胸怀团结、争取各方面的力量,是红军长征之所以胜利、陕甘革命之所以一步步壮大的原因之一。
可以看出,南梁精神与长征精神具有历史承接、空间支撑、精神共鸣的逻辑关系。
(一)南梁精神孕育了革命,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得以“硕果仅存”,让两万五千里的战略转移得以落脚,让长征精神有了意义;长征的胜利也推动了陕甘革命的发展,赋予了南梁精神新的内涵。
(二)“两点一存”是两者在历史时空上最主要的关联。中央红军长征曾7易落脚点,也有学者统计8次、13次。若无陕甘根据地,长征部队将无地可驻、无力休整。1945年2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时说:“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她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
(三)二者共同促成中国革命从挫折向新局的历史转折。长征精神指引方向,南梁精神提供归宿。没有南梁精神,就没有“两点一存”;没有“两点一存”,长征胜利和长征精神还需要继续探索与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