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强

90年前，党领导红军跨越千山万水，以平均每300米牺牲一人的代价完成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把“坚定信仰、不怕牺牲、紧密团结、依靠人民”的长征精神绣进中华民族的精神族谱。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的庄重年份，一位清华美院出身的画家、山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竟以“当代艺术”之名推出丑化红军的作品——画布上红军不再是跨越雪山的脊梁，而被变形、滑稽化、去神圣化为可嘲弄的符号。舆论愤慨之处，不在一笔一墨的丑陋，而在执掌美术教育话语权的高校博导，竟把刀笔刺向民族最不该被亵渎的红色根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旗帜鲜明地指出：“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文艺要创新，但决不能搞光怪陆离、荒腔走板的东西。”“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这为我们判断此次舆情提供了根本标尺：文艺创新一旦脱离人民立场，以解构历史博流量、以丑化英烈为先锋，便不再是艺术问题，而是意识形态防线的重大缺失。

一、延安时期从“暴露黑暗”到“讴歌光明”的一锤定音

当年古元《离婚诉》用西方版画阴阳脸，“黑古元”让人觉得不舒服。这并不偶然。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边区文艺界有一股“亭子间气”：从上海、国统区奔赴延安的作家画家，带着小资产阶级习气，写工农兵总隔着一层，画红军多是欧化构图、个人感伤。分歧焦点集中在“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

座谈会前，一些创作偏向“暴露黑暗”。王实味《野百合花》、丁玲《三八节有感》等作品，把革命队伍内部支流当主流，射出冷嘲热讽的暗箭；华君武、张谔、蔡若虹1942年2月办“三人讽刺画展”，把延安开会迟到、摆架子、恋爱自由之类现象漫画化。

座谈会后，更多创作转向“讴歌光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定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分清敌我、分清主流支流。那时，古元重刻《离婚诉》改阳刻线条，接着《减租会》《八路军习文练武》《南泥湾驻军秋收图》等作品把红军、农民画成历史主人；华君武把漫画矛头调向日军与顽固派，《诱降》《丰收》等作品成为抗日救亡利器。

那位博导丑化红军的画作，恰恰是延安座谈会前“亭子间+欧化西化+暴露黑暗”气味的当代还魂。倘若拿起习近平文化思想利器，就能戳破这套迷魂阵：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而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二、苏联怎样用画笔和文字埋葬了苏共

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堪为镜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的坍塌不是始于坦克上街，而是始于文艺场域率先“去神圣化”。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重评斯大林，打开否定苏共历史缺口；戈尔巴乔夫“公开性”阶段，史学、文学、美术、电影合流。卓娅被教科书改写成“纵火犯”“神经病”，马特洛索夫“堵枪眼”被认为编造，《青年近卫军》被贬为“母亲杜撰”。美术与电影把工农红军、卫国战争士兵丑化为愚昧、粗暴、可讥讽的面孔。

“始知丹青笔，能夺造化功。”那些抹黑英雄的写手、画家、导演，大多顶着“反思”“人性”“现代派”桂冠，是作协、美协、电影学院体制内人。当卓娅在课本里变“疯子”、当红军在画布上变丑角，苏共执政合法性就失去了具象载体。政权最先丢的不是领土，而是青少年仰望的英雄形象。思想搞乱了，军队不听党指挥，党组织形同虚设，偌大一个政党作鸟兽散，毫不意外。

审视今日丑化红军的所谓“创作”，与当年苏联文艺界“内部人拆台”逻辑同构，何其相似乃尔：用体制给的学术身份，干瓦解体制精神地基的事。博导破教育底线比网红破社会底线更危险，数字时代一幅丑画经朋友圈、艺术号、境外平台放大，不一定立刻亡党亡国，但一定会在青少年审美里把红军从“该敬仰”降格为“可嘲笑”。

三、文艺是政权生死之地的第一道防线

毛泽东同志曾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纵向看延安，1942年前“暴露黑暗”那股风若不被《讲话》扳过来，边区文艺就会一直给敌人递刀；横向看苏联，文艺解构先行三十年，苏共真散了。

政权稳固时，红军是画布上的光。政权动摇前，他们变成画布上的丑。政权垮掉后，他们从国民记忆里被抹去。中国今天面对的，是西方冷战后期升级的“颜色革命”工具箱：史学界搞“重评”、文学界搞“暴露”、美术界搞“解构”、网络舆论领域搞“恶搞”。单看每幅画属“个人表达”，合起来就是“系统性软爆破”。红军形象连着建党、建军、立国三重合法性，丑化红军就是质疑“党指挥枪”，就是否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立场退一寸，历史虚无主义就进一尺。

延安座谈会解决“为谁画红军”，习近平文化思想解决“新时代怎么画红军”，两者合起来，就是此次舆情的裁判标尺。

四、守土有责，从一幅画反推五道闸门

由是观之，五道闸门必须筑牢：

第一，学术身份不是免罪金牌，博导先过政治关法律关。高校职称、导师遴选、代表作审查，须把对待党史军史国史立场纳入硬指标。丑化红军者，不应继续在讲台教“中国美术精神”。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德在前，艺在后；无德之艺不为艺。

第二，美术院校与展览体系建红色题材规程。红军、志愿军、烈士肖像属集体历史记忆，不是画家私产。“艺术自由”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红线；展览、教材、毕业创作凡涉红色题材，须经党史与英烈事务部门协同把关。创新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不是脱轨丑化。

第三，平台不能给丑化内容流量变现的机会。凡涉红军被解构作品，社交平台与艺术电商应限流、标争议、转交文旅与网信研判，而非算法助推“黑红”。

第四，法治亮剑稳准狠。参照“暴走漫画”案与文旅部查处恶搞英烈产品先例，对高校人员公开发布丑化红军作品，依法认定是否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学校与作协、美协同步给予行业惩戒。

第五，正向供给压过解构供给。呼应延安“新美术”传统，当代军旅画家、青年创作应拿出有当代语言、不矮化信仰的红军图像系统。红军不是只能画成标语式高大全，也绝不能画成滑稽小丑。而应该是有血有肉、有苦有荣、有信仰重量。

五、用习近平文化思想统领画布和笔锋

苏联解体前，卓娅母亲说“你们可以烧掉她的名字，但烧不掉她保卫过的祖国”。可后来名字真被课本烧掉，祖国地图也被烧掉。今天那位博导的画烧不掉红军，却可能烧掉一部分学生对红军的敬畏。敬畏一松，根基就动。

“巧生造化夺天机，随意点染神自超。”文艺之笔，要么为民族铸魂，要么为敌人递刀。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从延安窑洞到当代展厅，每一幅关于红军的画都是立场投票。用习近平文化思想统领文艺工作与文艺创新，就是认准“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这个根本立场，把长征精神、延安传统、法治红线一起绣进画布，容许风格粗粝，不容许灵魂歪曲；容许学术批评，不容许历史叛卖；容许艺术先锋，不容许汉奸文艺。

前车之鉴不远，笔尖枪声已响。守住红军在画布上的尊严，就是守住山河不灭的信仰，就是守住中华民族自己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