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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胜利与延安精神的孕育
王栋
红军长征胜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更为延安精神的孕育提供了直接的精神滋养与实践土壤。长征胜利后,正确的政治方向愈加坚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深入践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得到强化,为延安精神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征精神与延安精神相承交融
长征胜利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节点,还是长征精神赓续传承和延安精神孕育铸造的历史交汇点。一方面,长征胜利使长征精神有了传承发展的根基。长征精神与延安精神一脉相承,这既因两段历史紧紧相连,还在于二者有着相通的精神内核,以及从低谷走向高潮、从失败走向成功的相同道路。长征取得胜利,党才能对红军可歌可泣的壮丽史诗进行记录描绘,党才能将长征期间形成的坚定信念、意志品质、优良作风、经验智慧注入延安时期党的革命实践中,进而孕育铸造出新的革命精神。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红军长征的重大意义和精神价值作了精辟概括。周恩来在陕北大会师时首次提出“长征精神”,并强调“我们一刻也不能丢掉”。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对长征价值意义的概括和长征故事的传颂成为长征精神科学内涵得以凝练总结、延安精神得以生成孕育的思想资源、精神宝库和价值根基。另一方面,长征胜利为延安精神孕育提供了实践沃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时空条件下革命实践的产物。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长征精神诞生孕育于摆脱敌人“围剿”进行战略转移,面对“左”倾错误进行激烈斗争,在遭遇极端恶劣自然环境进行殊死较量的背景中,红军长征沿途经过的雪山、草地等恶劣自然环境是其形成的必要时空条件。延安精神诞生于持久抗战、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持续深化、根据地建设不断巩固、局部执政深入探索的背景下,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面对的恶劣生存条件、封闭政治困境和落后经济文化状况是其形成的必要时空条件。如果没有经历特定历史背景赋予的时代任务和时空条件给予的艰苦磨炼和精神禀赋,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就无法形成。长征胜利意味着革命实践的时空条件发生变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张闻天指出:“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党中央以陕北为落脚点,开启了长达十三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培育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实现了长征精神的拓展延伸、价值衍生和生命再现。
在长征期间和延安时期,党的正确政治方向就集中体现在抗日救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建立新中国的目标方向上。
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始终高举“北上抗日”旗帜。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一路向北,经历黎平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会理会议、两河口会议、俄界会议对前进方向的数次调整后,终于在榜罗镇会议上把长征落脚地放在陕北。出发时虽对北至何处踌躇未定,但“北上抗日共赴国难”的目标方向却从未动摇。1935年7月,毛泽东同志和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指挥员谈话时指出,今后红一、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发展。同年8月17日,毛泽东同志会见杨成武时要求“把中央决定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9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哈达铺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红二、红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坚决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红四方面军一部在徐向前等率领下,克服分裂主义干扰,最终北上与中央会合。无论长征途中遭遇怎样的艰难险阻,党和红军始终关注抗战时局,牢记奔赴抗战前线的责任使命。
长征胜利后,党中央有了更加明确的政治方向。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确立,抗日救国的目标任务更加明确。坚定北上抗日这一政治方向是红军长征得以胜利的旗帜,而长征胜利也让党和红军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正确方向,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贯穿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始终的灵魂品质。
长征之前,“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开始后,血的教训使党和红军逐步认识到实事求是的极端重要性。直到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才得以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精神拨正革命航向,重新确立了正确的军事、组织路线,在中国革命胜败存亡的危急时刻,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深刻分析革命态势和具体问题,不断调整落脚点,跳出敌人包围圈,获得了战略主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战例,无一不是从实际出发、灵活用兵的杰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之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和崇高地位最终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同。
党中央在后续重大决策中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出发,制定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长征胜利使实事求是思想从军事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为延安时期“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正式确立奠定了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实践基础。
长征路上,红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帮助沿途百姓,保护人民利益。1935年5月,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为盟,为红军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开篇写道:“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彝海结盟成为践行宗旨树立形象的生动例证。红二方面军在贺龙领导下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36年8、9月间进军甘肃南部时,驻扎在徽县、成县、康县、两当县,很快解除了由于国民党反动宣传造成的当地群众对红军的疑虑和误解,群众不仅帮助红军解决了吃穿问题,还有不少青年要求参军,扩红近3000名。红二十五军转战途中,始终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所到之处打土豪、分浮财,宣传抗日救国主张,深得群众拥护。正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各路红军才能完成长征这一历史壮举。
长征胜利后,红军积极发扬服务人民作风,与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密。党通过系统的政策宣传、严格的纪律约束、扎实的组织动员和真诚的帮扶行动,迅速在陕甘宁边区站稳了脚跟,服务人民大众一步步成为党的自觉行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理想信念和对人民的真挚情怀,最终在延安时期被确立为党的根本宗旨并延续至今。
长征途中,党依靠自身力量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为自力更生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自力更生不仅包含对自身力量、能力的坚定自信和对外部环境的清醒认识,还反映了党对未来生存发展方向、革命斗争形势的精准预判。面对数十倍敌军、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极度匮乏的物资供应,红军依靠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为“艰苦奋斗”精神奠定了精神内核。
长征的胜利,使党认识到只有依靠自身力量,艰苦奋斗,才能克服一切困难。长征中形成的经验与品质,为延安时期“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提供了实践基础,促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业精神的最终形成与升华。
(作者系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