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前的中国，风雨飘摇。在那个充满阴霾的冬日，凛冽的寒风挡不住爱国青年们走上街头舍命请愿的热情。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当年投身一二九运动的那一代青年学生本可以埋头读书、专心治学，却选择了一条充满艰辛和危难的革命道路。他们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能担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遗产？在一二九运动纪念日来临之际，特邀请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后代做客《中华魂》网，口述父辈们从这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的心路历程和成长轨迹，以缅怀前辈，激励新时代知识青年接过历史传承下来的精神火炬，在当代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上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一二九运动人物简介】
吴瀚（1914-2021)，女，曾用名吴阿平。1914年3月8日生于湖南省萍乡安源。1935年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从清华大学毕业，应聘于汉口懿训女中，后历任中共湖北工委特别交通、汉口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团长。1939年3月起，先后在桂林中山纪念学校任教师兼任生活教育社总社会计，在苏北抗日根据地任新四军二分区机要秘书。解放战争期间，随苏皖边区政府机关转战。1949年随军南下，新中国成立前后任苏南行署妇联福利部长兼任苏南保育院院长。1952年8月调上海华东妇联福利部，后任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副主任、华东医院副院长。1959年3月任山东省科委党委委员兼情报所所长，重点参与全省救灾度荒工作。1960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1962年2月任中共安徽省委信访办负责人。1963年8月任中央监察部驻高教部、教育部监察组监察员。1973年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1978年底离休。2021年9月16日病逝于北京，享年107岁。
“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救国会在《告全国民众书》中发出这样的怒吼。就是在这一天，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和组织下，一二九运动爆发，北平数千名爱国学生走上街头请愿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在振臂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队伍里，就有我的母亲——吴瀚的身影。
1933年，19岁的母亲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那时的她满怀读书报国、科技救国的豪情，“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塑造了她坚毅的品质和踏实的作风，清华大学救国会里中共地下党的引领又促使她逐渐萌生了更崇高的理想追求。
吴瀚
母亲越来越关注社会、关注历史、关注民众，为了更清醒、更深刻地认识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她申请从生物系转入历史系，探索形成了理性分析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她在清华学习期间从不死读书、读死书，而是热心参与各项进步社会活动。当时，许多爱国学生都有“开导民智，提高民众文化水准”的热切愿望，清华学生会还为此开办了民众学校，推动民众教育，母亲便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学校的教务主任和音乐教员。
这些经历使母亲的社会工作能力得到了锻炼，也使母亲的革命思想不断进步成熟。当华北形势危急，国家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她义无反顾地参加了一二九运动，走上街头，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奔走呐喊。国民党卖国政府出动大批军警，挥舞着大刀、棍棒、水龙对示威学生实施围追堵截和血腥镇压，游行队伍被冲散，母亲和同学们被喷射的水龙浇得浑身透湿。朔风凛冽，冰水刺骨，大家却毫不退缩。他们在严寒中与反动军警展开激烈的搏斗，奋力夺下水龙，向着对方猛冲，最终胜利突出围堵。反动军警去学校抓人，母亲又带着几个同学到姑父家躲藏，确保了他们的安全……
大规模游行之后，北平学生开始酝酿组织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向更多民众宣传当前局势和抗日救国的道理。清华进步同学立即贴出海报，为南下宣传团的先遣车队征召队员，来自不同院系、不同年级的报名者达百余人，母亲自然也是其中一员。1935年12月24日，清华自行车南下抗日宣传队的成立会在清华三院教室召开，会上讨论了行动路线、宣传工作、联络点以及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等等。经过协商，大家进行了明确的分工，母亲负责全队的医护。
第二天清晨，宣传队整装待发，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校办秘书长沈履等先生都前来送行。梅校长虽然肯定这是一次爱国行动，却不太赞成同学们南下，但看着一张张坚毅的面容，他也知道无法阻拦，只能一再交代“路上要小心”。叶先生则一语双关地叮嘱大家：“路上保重，注意安全！”并亲自检视了每个人的行装。
出发的时间到了，四五十人的自行车大队编成几个小组，排成“一字长蛇阵”直出南校门。因为游行之后北平的城门口都增添了岗哨，这样一支显眼的车队肯定难以通过，所以只有绕行德胜门外、安定门外、东直门外、朝阳门外，才能顺着城根的大车土道骑上公路。
严冬寒风刺骨，漫天飞沙走石，秋收后留下的庄稼茬子和蒺藜稞子布满田野，田边的大车土道坎坷不平，车辙就有尺把深，车子只要一掉进去就蹬不转了。走了没多久，有些自行车出了毛病，有的同学身体支持不住，一路都有陆续退队的，最后只剩下20人，母亲就是这20人中唯一的女生。
车队绕过通州县城，直抵香河。同学们走上街心，站在借来的凳子上讲演，揭露日寇的侵略阴谋，痛斥汉奸的罪行，诉说亡国的灾难，引得群众纷纷围拢过来倾听。离开香河县时，日头已经偏西，等到达大运河西岸的码头河西务时，天就全黑了下来，四下里夜色浓重、悄无声息。车队好不容易找到一户做吹鼓手的人家，借到一间房歇宿，大家在光秃秃的土炕上和衣而卧，头对脚、脚对头地挤在一起，结束了第一天的行程。
12月26日黄昏，车队到达天津，进入北洋大学，计划停留一天，与天津各大、中学校的同学集会交流。没想到，得到消息的反动军警半夜包围了大学，企图阻止车队南下。形势紧迫，必须立即撤离。27日凌晨3点，北洋大学熟悉道路的同学领着车队众人从学校后门离开，并送出30多里路，直到子牙河上才依依惜别。车队趁着夜色继续前进，冰封的河道在黑暗中闪着寒光。因为大车道有时堵塞不通，大家就干脆在冰上骑行，一片寂静中，轮胎摩擦冰面的声音格外清晰。
转到运河上不久，天将破晓。车队行进间，突然听到“咔嚓”一声，高崇照同学不慎压破薄冰，掉进水里，幸亏车架子卡在冰上，才免于没顶之灾。被救起的小高浑身浸透了冰水，瑟瑟发抖，得赶快找个地方烤火。大家爬上河堤，看到一间冒着炊烟的茅屋，前去敲门，可开门的老大爷说什么也不让进，后来他见我母亲是个姑娘，才允许她一个人进去。原来，这家母女二人只有一条裤子，老大娘一早穿着出去拾柴，大闺女只好围些破棉絮蜷缩在炕角。目睹这悲惨场景的母亲受到了深深的震撼。经过协商，老大爷同意由我母亲陪伴着闺女，只让小高进屋烤火，别人都在门外等候，待小高的衣服烘干便继续赶路。
正值寒冬腊月，河北平原上北风怒号，刺透棉衣。大家骑行在乡间大车道的冻土上，坑坑洼洼，摇摇晃晃，大家全神贯注费力骑行，常会发一身热汗，但很快又被朔风吹冻，贴在身上，倍感湿冷。一路上，只能啃些冷馒头或烧饼充饥，睡的土炕又小又挤，有时甚至找不到安身之所，还要遭到反动军警的袭扰。在万分艰苦的条件下，有人生病发烧，有人跌倒摔伤，但无一人放弃。母亲虽然是个女生，也同样没有半点娇气，再苦再累都咬牙坚持着。
行至沧州，同学们与当地学校联系，向他们报告了北平学生游行示威的情况，鼓励师生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大家干劲十足，却不知道母亲这时已经开始发烧了。她怕耽误行程，就瞒着大家，强忍病痛随队前进。车队到达德州后，母亲的病情越发严重。队友们送她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白喉，必须隔离住院。
其他同学再次踏上行程，从德州经济南、徐州、宿县、灵璧、固镇、蚌埠、滁州、浦口，于1936年1月13日胜利到达目的地南京。14日清晨，十几位同学骑着自行车满街散发传单，没想到中午反动军警就包围了他们的住处，第二天更是开来大批宪兵，把同学们和自行车都强行拉上军用大卡车，运到浦口关押起来。16日一早，车队便被绑架式地送上了北返的列车。
1936年1月21日，车队在出发后的第27天回到了清华园，没想到我母亲也在同一天返京。原来，母亲一直没有放弃南下的想法，隔离期满出院后，她立即用姑父给她送医疗费时留下的回校盘缠，登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只不过阴错阳差，她在南京扑了个空——队友已被押送遣返，她又急忙乘津浦路火车返校。
回校后，吴瀚又参加清华的车社
这一路，车队队员们搜集民意，体察国情，宣传抗日，既增长了见识，也备受教育。大家团结一心，克服困难，以果敢的行动续写了“一二·九”精神，在艰苦的磨炼中树立了牢固的革命友谊。回到学校，队员们组成了清华车社，从每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成联：“坚琦照新瀚，仁德振威荣；长城如海龙，雨仕让金山。”“瀚”就是我的母亲。之后，她又与车社同学一起，参加了抗日救亡团体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6年4月，母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新征途……
多年后，回忆起南下宣传抗日的这段经历，母亲和她的队友们说出了共同的心声：“我们穿行了几百公里，经过无数村镇，到处是穷困凋敝，人民蒙受重重苦难，使我们在这所广阔的社会大学里补了重要的一课。虽然反动当局多次劝阻和拦截，我们却更加坚定了参加抗日救国救民运动的决心！”
（口述人刘爽系原中国国防工业工会巡视员、副主席，吴瀚次女。林静、商媛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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