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邵维正：党的一大召开日期的考证

长期以来，我们每年7月1日都要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的诞辰。不少人因此把7月1日当作党的一大开幕的日期。其实，7月1日并不是一大召开的日期。

当然，我们研究党的一大召开的日期，与继续把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是可以相统一的，二者并不矛盾。据现在所掌握的资料，纪念党的生日，早在1938年就有地区性的活动，时间大多在6月或7月，并无特定的日期。^①

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和抗日四周年的指示，中央所在地延安开展了纪念活动。此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始了规模较大的纪念活动。^②当时，由于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未能查证党的一大召开的准确日期。因此，中央确定把召开一大的1921年7月份的月首即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后来，纪念“七一”就成了党和国家的例行活动。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开头就指出：“1949年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二十八年了。”^③董必武在回忆一大时也说：“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④毛泽东使用“表示”这个词，以及董必武所说的“后来定的”，都可以说明“七一”作为党的生日是一个象征性的日子。“七一”这个一年一度的庄严的纪念日，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有深远影响，它激励全党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担当起历史重任。因此，“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不应受党的一大召开日期的局限，仍可作为一个惯例继续坚持。

关于一大召开的起止日期，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证：

首先，从与会代表的行踪来看。

1921年6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种种原因，各地代表出发、到达的时间相距甚远。将代表的行踪作出具体查证和分析，对推断党的一大召开的日期是有帮助的。

参加一大的代表中，原已在沪的有李达、李汉俊。^⑤

7月1日以前到上海的，有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等人。

出席一大的大多数代表是7月2日以后到达上海的，他们的行踪如下：

毛泽东、何叔衡是6月29日下午，从长沙动身赴沪的。谢觉哉1921年6月29日的日记有如下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对于这些圆圈，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由于湘江上空乌云翻滚，反动势力猖獗，谢老既怕忘掉，又不能详细记载，只好在这天日记上，画了一大串圆圈。”^⑥谢觉哉在1952年也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到今天恰恰是三十一周年。”^⑦从当时的交通情况看，从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车船，毛泽东、何叔衡既是乘船动身的，必然是从长沙到武汉，再从武汉乘船去上海，途中不停留的话，约须5天左右时间。可见，毛泽东、何叔衡到达上海的时间是在7月4日以后。毛泽东到达上海时，因距实际开会时间尚早，曾去杭州、南京等地。《少年中国》的“会员消息”中有此记载：“毛泽东暑假中由长沙赴沪，现在杭州南京一带游历。”^⑧后来，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曾提到，5月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当时人们往往将阴历、阳历并用，知识界也是如此。毛泽东讲的5月，这是指阴历。经核对，阳历1921年6月29日，是阴历的5月24日。^⑨因此，毛泽东的回忆也是符合实际的。

刘仁静本人回忆，他于1921年6月下旬与邓中夏、黄日葵等人一起从北京动身南下，7月初的几天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年会结束后，还在南京停留了两、三天，才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少年中国》刊登的“南京大会记略”上写道：“本会今年南京大会，会期从7月1日起，4日止，开会时间计三天半，到会者有王克仁、邰爽秋、杨效春、方东美、陈启天、恽代英、杨贡仁、蒋锡昌、李儒勉、陈愚生、高尚德、赵叔愚、沈君怡、刘衡如、陈仲瑜、沈泽民、张闻天、左舜生、阮真、刘仁静、邓仲懈（即邓中夏——笔者注）、穆济波、黄日葵二十三人”；“又第一日各问题，因关系重大，北京会员黄日葵、邓仲懈、刘仁静是日未能赶到，在7月1日鸡鸣寺会议上，由高尚德动议，与第二日互换，结果一致通过。”而且在第二天的会议记录中，还有刘仁静两次发言的内容。^⑩可以肯定，刘仁静等人是7月2日到达南京的，并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在“会员消息”一栏中还登有：“高君宇、刘仁静均因赴南京大会南来，并游历沪杭一带，现高君已返北京大学，刘君拟留沪习德文云。”为保密起见，当时“留沪习德文”只是借口，实则是刘仁静在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年会以后再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刘仁静本人的回忆，与当时的文字记载相符。据此，他是7月7日左右到上海的。

陈公博参加党的一大回到广州后，曾写下《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刊载在《新青年》上。文章开头就写到：“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7月14日起程赴沪。”文中所述上海的“学社”即是指党组织，“未完的手续”即是指参加党的一大、完成党的正式成立的议程。此文是紧接在一大之后写的，不像陈公博后来写的《寒风集》那样歪曲事实，解脱自己。当时的文字记载还是比较可信的。据此文记载，陈公博是7月14日从广东动身的。他的文章标题，已直接说出在上海住了十天。“因为法巡捕房的优待，和邻房暗杀案的刺戟，31日夜遂趁车赴杭。”^⑪（陈公博后来未参加嘉兴南湖会议）根据上述记载，从7月31日向前推十天，陈公博是7月21日左右到过上海的。

周佛海当时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是从日本回国参加党的一大的。《少年中国》的“会员消息”中记载：“周佛海暑假中由日本回国，现寓上海渔阳里六号。”^⑫他本人也回忆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⑬从周佛海的行踪时间来分析，一是在暑期，学校开始放暑假一般是在7月；二是周接到上海同志的信后，才从日本鹿儿岛动身回国，信件和旅途都需要比国内更长的时间。因此，周佛海到达上海，是在7月下半月。

包惠僧到沪时间也较晚，他回忆说：“我是1921年5月10日从上海动身去广州的。当时李汉俊负责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他自己走不开，要我去广州找陈独秀。陈独秀让我在广州多住些日子，我就留下在报馆工作了两个来月。后来，接到上海李汉俊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并请广州派两人出席会议。陈独秀说他不能去，要陈公博和我出席会议，大家同意他的意见。陈公博带着他新婚的夫人比我早走一天，先到香港，坐邮船到上海。我是7月15日坐船直赴上海，大约20日到达。”^⑭包惠僧所说的时间与陈公博的回忆相符合，因此他到达上海也是7月20日左右。

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具体时间，目前尚未查到直接的文字记载。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回忆都说得比较笼统，但是陈潭秋的回忆可以使我们知道大体的时间。他说：“1921年7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学校，突然来到了九个客人。他们都下榻于这个学校的楼上”；“这批新到来的许多人是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他们到上海来的目的，是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⑮据包惠僧说，董必武、陈潭秋两人到达上海的时间和他不相上下。这两个说法大体相同。因此，董、陈两位到沪的时间为7月20日左右。

党的一大代表的行踪告诉我们，1921年7月1日在上海的代表只有5人，不足半数，而当事人回忆第一次会议是全体出席的。显然，一大开幕会议不可能在7月1日召开，也不可能在7月上、中旬召开。一大代表到齐并正式开会，只能在7月下旬。

其次，从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来看。

党的一大参加者的回忆中一致提到，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刚开始不久就受到法国巡捕的侵扰，会议被迫中断。会址改到了浙江省嘉兴县南湖画舫上举行，并于当天结束。^⑯

另据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一大在上海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二天黎明，上海大东旅社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件。我们搞清孔阿琴事件的时间，就可以间接推断出一大的闭幕时间。

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写道：“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的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的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哪知这件案子直到下午六点多钟方才发觉，那个凶手早已远飏……男子叫瞿松林，女子叫孔阿琴，一个是洋行的侍役，一个是缫丝的女工。”^⑰陈公博在《寒风集》中详细地记述到，在李汉俊家开会时受到了法国巡捕的搜查和审问，回到大东旅社后，“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睡至微明，忽然听见一声枪响，同时又听见一声惨叫……在杭州读报，知道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唤孔阿琴，是一个丝厂女工。男的名字，我已忘记，是一个洋行的西崽”。^⑱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也提到了这件事，他说：“公博当时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巡捕走后，他怕有人跟梢，不敢迳回旅馆，绕了几个游艺场，才回旅馆。那知他紧隔壁的房中，当晚发生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8月2日，又报道“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称：“日前有一男子，挈一妇女至南京路英华街大东旅社投宿，该男子自称姓张，当赁定四层楼32号房间，迨至昨日（即7月31日）上午，张只身出房外……至夜十时，犹未归来，茶役乃起疑心，设法将32号房门开启，进内见妇人已被谋毙”；“后来调查，始悉死者名孔阿琴”。1921年8月1日，上海《申报》第十四版也刊载了《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丽都之少妇》的新闻，内容与《新闻报》相似。这两家报纸的新闻都说，孔阿琴被杀案件时间是7月31日。

陈公博、周佛海的记述，与《新闻报》和《申报》的报道基本相符。因此，孔阿琴案件及其发生的时间是可信的。

另据《上海生活报》1921年8月2日报道的消息：“前天，法国警察通知租界的中国团体说，根据新的规定，一切团体在他们呆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法国警察通知实行新规定的时间是7月31日，看来是针对党的一大的。时间是侵扰一大的第二天，地点是法租界，通知的对象是租界的中国团体（当时法国巡捕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指明是中国共产党）。从法国巡捕派人跟踪代表、搜查会场的情况来看，他们已经得知有政治团体在法租界开会，但又没有抓住确凿的证据。因此他们就作出一项新的规定，团体集会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前得到批准，以限制政党活动。这个记载也提供了一个时间节点。

以上两件事的记载，可以使我们从间接的材料中推断出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孔阿琴被杀是7月31日发现的；一大被法国巡捕侵扰是在此案件的前一天晚上，无疑就是7月30日晚上；法国警察的通知是7月31日，是他们搜查一大会场的第二天。这两个间接事件都证明，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晚上。

据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李达、周佛海以及南湖会议会上的安排者王会悟（李达的夫人，浙江嘉兴人）等人的回忆，上海最后一次会议被法国巡捕侵扰而中断后，第二天即去王会悟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周佛海回忆说：“谁知（一大会议）到了第六晚，为上海法租界包探侦知，正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忽来一形迹可疑之人，闯入屋内，一望而去，我们知道不妙，随即散会。……当晚十二时，我们又在陈独秀家开会，决定第二天赴嘉兴南湖开会。”^⑲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法有所不同，他提出是中间隔了一天才去南湖开会的。从当时情况分析，多数人的回忆比张国焘的说法更符合实际。会议开的时间较长，加上法国巡捕也开始干涉此事，代表的心情都希望抓紧进行。第二天到南湖开会，从时间上看也来得及。巡捕走后是晚上十时左右，部分代表于当晚十二时在陈独秀家（即李达家，那时李达和陈独秀两家同住一栋房子）碰头，决定第二天改在南湖开会。（当时，上海人习惯于夜生活，晚上十二点乃至一、二点人们仍在活动，曾有“不夜城”之称。）第二天王会悟乘早班车先去嘉兴，代表们是乘第二班车去的。看来，多数人^⑳回忆第二天召开南湖会议是可信的，张国焘的回忆有误。

上述情况说明，既然上海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南湖会议就在第二天召开，那么党的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会议的日期便是7月31日。^㉑

再次，从当时的文字记载来看。

建党初期，党的活动仍处于军阀专制统治之下，当时的文献在国内是难以保存下来的。全国解放以后，从国外陆续收集到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文献，并从外文翻译为中文。这是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原件无日期和作者，从内容和文字上分析，此文是一大闭幕后不久写的，似出自当事人的手笔。文中有如下记载：“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㉒此文将各地代表全部到齐的时间明确地记为7月23日，这个说法与本文第一个问题中排列的代表行踪相对照是符合的。

此文还写道：“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是在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有一个侦探闯到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不允许我们再继续开会了。这个侦探的到来，并没有给党带来损失，尽管在他来过以后，很快地警察就突然进行了搜查。在这以后，我们提高了警惕，为了使代表大会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的一个不大的小城市去。”文中还提到，在第二次会议之后，休会两天，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㉓这就告诉我们，一大在上海开了六天会，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为八天。从孔阿琴案件的间接推断中，我们已知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从30日向前推八天，正好是7月23日。这和上段引文中所说的“直到七月二十三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完全一致。

从以上几个不同侧面的论证中，可以认为，党的一大的开幕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闭幕是7月31日。

我们在澄清一大的召开日期之后，还有必要对纪念“七一”的由来和发展作一番回顾。

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是毛泽东于1938年5月首先提出来的。当时，在延安的党的一大出席者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他们记得一大是1921年7月召开的，但记不清确切的日期，又无档案资料可查。于是就把7月的第一天，作为象征性的中国共产党诞辰纪念日。毛泽东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演《论持久战》时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㉔在《论持久战》一文中，他明确提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㉕毛泽东当时是把“七一”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提出来的，并没有说这是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这种处理方式在党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例证，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1948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规定了国旗、国歌、首都，并产生了中央政府的领导人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则定在10月1日。

当时的文字记载表明，“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在1938年尚没有普遍采用，提法也颇为不一。1938年6月12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在《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中提出：“7月7日是我们抗战周年纪念日，同时这一个月又是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纪念。……我们决定在今年7月1日到7日为‘抗战周年纪念与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周’。”^㉖1938年8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洛甫、吴克坚的两篇纪念文章。洛甫（即张闻天）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周年纪念》一文中说：“中国共产党从它产生之日起到今天已经十七周年了。”吴克坚在《光荣奋斗的十七年》中说：“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民国10年）7月底8月初，开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组织上形成了独立的秘密的民主集中制而有铁的纪律的战斗组织的政党。”

1940年的报纸、杂志上发表的社论和文章，提法与1938年有所不同，但也未完全统一。1940年7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的《中共成立十九周年纪念》的社论中提出：“民国10年（1921年）7月初，中国和海外各地，中国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从此就正式向中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以及世界人士宣布成立了。”同日第三版发表的吴克坚《为保卫祖国而英勇斗争底中国共产党》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初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起它的存在和发展，迄今已是十九周年纪念了。” 1940年7月7日出版的《群众》杂志第四卷第十八期发表的《庆祝中共十九周年纪念》的社论也指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日。”

“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见诸于中央正式文件是在1941年6月3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廿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四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这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作出的关于纪念“七一”的第一个指示。1941年7月1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都发表了社论。《解放日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登载“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发表了朱德、林伯渠、吴玉章三位同志的纪念文章；6月27日、30日和7月2日，还报道了各机关团体的纪念活动。

从此，每年都有纪念“七一”的活动和报道，“七一”成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例行节日。这个光辉的节日仍然应该按照惯例隆重庆祝。

注释：

①见《新中华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8年6月15日第三版、6月25日第二版、6月30日第三、四版，7月5日第三版的报道。

②见1941年7月1日的《解放日报》（延安出版），第二版以一个整版登载了“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发表了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周年》的社论，以及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的纪念文章。读报前后几天还刊登了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举行庆祝建党二十周年的报导。

③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页。

④见1971年8月4日《董老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访问记录）。

⑤见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

⑥ 见1978年12月23日《工人日报》，王定国的文章《万古云霄着意旋》。

⑦ 见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载《新观察》1952年第11期。

⑧见《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版。

⑨ 见荣盂源《中国近代史历表》，中华书局1953年9月出版。

⑩见《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出版。

⑪见《新青年》第9卷第3号，广州1921年7月1日发行。当时的期刊，发行时间常有误期的现象。陈公博回到广州已是8月份，此期《新青年》实际上是8月发行的。

⑫ 见《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1日出版。

⑬ 见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古今出版社，民国三十三年八月增订十版。

⑭包惠僧这段回忆是对笔者口述的。包惠僧的多次回忆录都说七月召开“一大”，没有具体日期，也没有自己到达上海的具体时间。1979年6月20日，笔者专就此问题再访包惠僧，经他回忆后，作了具体答复。

⑮ 见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1936年6月为纪念诞生十五周年而作，原发表于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1936年第七卷四、五期合刊。

⑯见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包惠僧、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回忆。

⑰《新青年》第9卷第3号，广州1921年7月1日发行。

⑱ 见陈公博《寒风集》中“我与共产党”一节，1945年2月上海再版。

⑲见《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香港春秋出版社1971年9月再版。

⑳指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李达、周佛海以及王会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