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一大的人数，有11人、12人、13人三种说法。其中11人的说法缺少充分有力的论据，也没有足资印证的材料，作者又不是当事人，从各方面来看都难以成立，对此就不作详尽的讨论了。
在对出席一大有12人和13人这两种说法进行具体对照分析后，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不同说法中，没有争议的一大出席者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等11人。争论最多的是包惠僧。另外，在一个当事人的回忆中，对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提出异议。所以，要解决一大的出席人数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的问题，除了要搞清楚所谓何叔衡的代表资格以外，关键在于弄清包惠僧是否出席了党的一大及其参加一大的由来。现在，我就这个问题作如下考证和分析：
1. 党的一大代表产生的前后情况
为了弄清包惠僧是否参加一大以及何叔衡的代表资格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回顾一下一大代表产生的经过以及前后情况。
马林和尼可尔斯基来中国前，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东等地先后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并展开了实际活动，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酝酿之中。马林等人到达上海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直接晤谈。因此，马林即与当时主持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了解了各方面情况。马林等人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后又与在北京的李大钊、张国焘和在广州的陈独秀等人交换了意见，确定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由李达分别写信通知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
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活动的状态，加之缺乏经验，又没有可供遵循的章程。因此，一大代表的产生并没有严格的组织手续，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据有关人员的回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接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通知后，多数地区并没有选举代表，代表产生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有的地区是领导人指名参加，有的地区是个别协商产生代表，也有的地区是召开会议推选代表。一大开会期间也没有进行代表资格的审查，因为出席一大的代表同为党的发起人，代表互相之间是平等关系，不存在谁审查谁或者谁承认不承认谁的问题。在党的中央机构尚未成立的情况下，作为各地代表的第一次聚会，这种状况是不足为奇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不承认何叔衡的代表资格，他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十二人。”张国焘的这一说法是没有根据、不能成立的。理由有三条：
第一，张国焘提出何叔衡不应出席会议的主要原因，是“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这种说法不符合何叔衡本人的实际情况。何叔衡生于1877年，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是这个进步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920年秋又参与发起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以及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并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主办《湖南通俗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组织、团结教育进步青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一大召开那年，何叔衡已是40多岁的中年人，有了相当的经历和学识，马克思主义水平、工作表现都不在一般代表之下，根本不能成为不应出席会议的理由。
第二，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根据上海共产党早期的通知，与其他地区一样派出两名代表出席一大，没有任何理由唯独要从长沙两名代表中减去一人。在同一个回忆中，张国焘又说“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第三，一大召开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张国焘的说法也无其他当事人回忆或当时文字记载的印证。
由此可见，张国焘关于何叔衡代表资格的说法，是为了附会十二名代表之说，与历史事实不符，应予否定。
一大出席者关于代表人数和名单的回忆。从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在党的一大出席者中，除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四人因去世较早、没有留下回忆录外，多数人都先后留下了书面或口述（由别人记录）的回忆。在现存的一大出席者的回忆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回忆录没有具体涉及一大的代表人数和名单，此处不作引用。包惠僧的回忆在论述下一个问题时另引。现在，将其他8名一大出席者对一大出席人数和名单的有关回忆引用如下：
毛泽东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我之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其余的出席会议的人物中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一共是十二个人。”①196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又说：“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十二个代表。现在在座的还有两个，一个是董老，再一个就是我。有好几个代表牺牲了，山东的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湖北的代表陈潭秋，湖南的代表何叔衡，上海的代表李汉俊，都牺牲了。叛变的，当汉奸、反革命的有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四个，后头这两个还活着。还有一个叫李达，在早两年去世了。”
董必武1937年与威尔斯谈话时说：“我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每个省派出两个代表，从日本回国的学生派一个代表——周佛海，他后来叛变参加了国民党。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湖南派何叔衡和毛泽东。北京派张国焘和刘仁静，刘仁静现在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上海派李汉俊和李达，李汉俊1927年在汉口被杀，李达现在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成了一个大学教授。广东派陈公博和包惠僧，陈公博后来叛变成为南京政府的工业部长，包惠僧也成了国民党官僚——内政部长。山东派邓恩铭和王尽美——后来这两个人都被杀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两个代表也出席了这次会。一个来自荷兰——我们称中国名字叫马林。另一个是俄国人，他的名字我已忘记了。”②1971年董必武在与访问者的一次谈话中说：“‘一大’代表，上海、济南、湖南、湖北、北京各是两个人。广州是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因此‘一大’代表有的讲是十二个人，有的讲是十三个人。”
陈潭秋1936年回忆参加党的一大代表的情况时说：“湖南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和我；山东济南的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那时，王、邓两人是非常活泼的青年，王后来死了——非常严重的工作侵蚀了他，邓则被捕后死在狱中。北京的代表是刘仁静，后来成为托洛茨基派，被党开除了党籍……。广东的代表是包惠僧……。代表日本的中国学生及侨民的是周佛海，……他不久在广东进行反党活动，被党开除。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除了上面指出的九人以外，还有代表北京的张国焘，代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李汉俊在第四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党籍，因他拥护右派机会主义的观点，并与北洋军阀有往来；在武汉政府叛变后，他被安徽军阀枪毙。李达则在五卅后……退出了党。广东第二个代表是陈公博，他在陈炯明暴动反对孙中山时，帮助了陈反对孙中山。陈公博受过党的屡次警告，终被开除了党籍，后来很快成为有名的国民党活动分子。”
李达1955年回忆说：“6月下旬，到达上海开会的各地代表共十二人：长沙——毛泽东，何叔衡。武汉——董必武，陈潭秋。上海——李达，李汉俊。北京——刘仁静，张国焘。济南——王尽美，邓恩铭。广州——陈公博。东京——周佛海。”1957年3月18日他在《关于包惠僧的代表问题复中国革命博物馆信》中又说：“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包惠僧当时是武汉小组的成员，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也到了上海，也住在大会代表的寓所，7月1日晚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
张国焘在1966年回忆说：“上海代表是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九个党员；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十五个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八个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约十个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约七个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八个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两个党员。合计代表十三人，党员五十九人。”
周佛海在1943年回忆说：“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即陈独秀——笔者注）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来做最高代表。”
陈公博在1935年回忆说：“七月初旬法专和高师都放了暑假，我和我的太太由香港转上海。我们住在大东旅馆，各代表也有住在博文女学的，也有住在别处的。周佛海、李鹤鸣（即李达——笔者注）、李汉俊、张国焘、包惠僧，都在那时认识，而毛泽东则因为在北大图书馆办过事，可以算是比较熟的朋友。当时的代表大会，所谓共党的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迩时仲甫以主持广东教育会的关系，且为上海租界当局所注意，故未来沪，而李大钊则尚主持北大图书馆，也未南来……。”③
刘仁静1979年4月、6月在接待我访问时回忆说：“包惠僧是参加了会，但不是代表。包惠僧自己说他是广东的代表，我没有这个印象。我记得他是串门参加会的，党的一大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区分谁是正式代表，谁是旁听列席代表。所以，包惠僧来参加会，也没有人不同意。”
上述8名一大出席者对包惠僧出席会议情况的回忆，综合如下：④
8人的回忆都曾提到包惠僧；在包惠僧参加了一大会议这点上是一致的。
至于包惠僧出席会议的由来和所代表的地区问题，说法是不一致的。8人的回忆有4种不同的意见：
一是未说明包惠僧代表哪个地区的有毛泽东和陈公博两人；
二是说包惠僧代表广东出席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两人；
三是说包惠僧代表武汉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周佛海两人；
四是说包惠僧是串门参加会议、是列席代表的有李达和刘仁静两人。
2. 包惠僧在党的一大前后的活动及其本人的回忆
为了进一步论证包惠僧是否参加了“一大”以及出席会议的由来问题，有必要把他的简历，特别是在“一大”前后的活动情况，作一些了解和研究。根据包惠僧本人撰写的几个回忆录和我对他的多次询问，并参考了有关知情人的回忆和介绍，对包惠僧及其初期的部分活动简介如下：
包惠僧，又名包晦生、鲍怀琛、包一宇、鲍一德，笔名栖梧老人。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1920年底以前，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武汉。师范毕业后，以新闻记者为职业，籍此谋生。
1920年9月中旬，包惠僧经由刘伯垂介绍，被吸收为党员。而刘伯垂是在此前不久由广东辞官返鄂、途经上海时，与陈独秀多次晤谈后，被吸收入党的。陈独秀还委派刘伯垂回武汉发展组织。据董必武回忆，李汉俊也曾去武汉发展组织。在此前后入党的，还有董必武、陈潭秋、郑凯卿、张梅生等人。武汉的第一批党员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召开第一次会议，成立武汉临时支部，包惠僧是武汉临时支部的负责人之一。
1920年9月至年底，包惠僧基本上都在武汉活动，曾参与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开始着手初期的工人运动。
1921年1月，包惠僧带着几名青年准备到苏联留学，由武汉到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党的机关里。后因去海参崴的海路中断，加上经费困难，未能成行。于是，包惠僧就留在上海，参加党的教育宣传工作。
1921年5月，包惠僧由上海去广州。这个时期，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已回国，陈独秀去年12月去了广东，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工作由李汉俊、李达主持。1921年“五一”前李汉俊曾对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有了，没办法干了。因李汉俊本人走不开，就派包惠僧去广州找陈独秀，要陈独秀回上海来主持工作，或者把党的机关搬到广州去。包惠僧到达广州后，住在《新青年》杂志发行部。陈独秀不同意李汉俊的意见，表示他不能回上海，党的机关也不能搬到广州来，并要包惠僧在广州多住些日子。后来，包惠僧还由《新青年》杂志的发行人苏新甫介绍到报馆做临时工作。
包惠僧是在上海参加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之后去广州的，并在广州住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参加了广州党组织的活动。7月中旬，他从广州动身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关于这段时间的情况，包惠僧本人有如下回忆：“广州的党员有谭平山，是支部书记，北大毕业生。陈公博，也是北大毕业生，法专的教授，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广州日报》总编辑。《广州日报》是陈独秀办的，我也为该报写过文章。还有谭植棠，是教书的，也是北大毕业生。刘尔崧，是个中学生。还有一个姓李的教员，加上陈独秀和我，共7人。党员们每周开一次会。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他的意见。有人说陈独秀是家长作风，当时是有一点，但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这样我就坐直达上海的海船到了上海，仍住在新渔阳里六号。陈公博刚刚结婚，带着新娘坐邮船到上海，住在东亚旅馆，我和陈公博见面后他叫我往广州打了个电报，报告我们平安到达了。”⑤
1921年8月，包惠僧在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主编《劳动周刊》。不久，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各地的组织（当时称支部）相继成立，包惠僧是长江支部的负责人。
1921年9月，陈独秀根据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意见，辞去广东的职务，回到上海，专做党的工作。不久，陈独秀在老渔阳里2号被法国巡捕房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夫人高君曼以及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等人。经马林及广州、上海知名人士多方营救，先后被释放出狱。
1921年10月以后，包惠僧由上海回到武汉，在武昌黄土坡从事武汉党的工作。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包惠僧陆续写了一些回忆录。在公开或内部刊物上发表的有《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二）》、《勘察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点意见和几点回忆》、《勘察上海革命纪念馆后的补充纪录之一、之二》、《“二七”回忆录》、《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等等。包惠僧因病去世前，还留下了《回忆第一次国共合作与黄埔军校》、《回忆陈独秀》、《回忆马林》等文稿。多年来，包惠僧还经常接待党史教学和研究人员的访问，并由访问者整理出为数不少的访问记录。
以上几个方面的史料，已经可以回答包惠僧是否参加过党的一大的问题了。
从当事人的回忆来看，目前所能见到的一大出席者的回忆一致肯定包惠僧参加了一大。因为要维护一度流行的十二人之说，有些当事人（如董必武、李达）在一个时期内不提包惠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个别访问或答复询问函件时，他们仍然证明包惠僧参加了一大。
从包惠僧初期的经历来看，他参加了党的发起工作，是一个地区的负责人之一，又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发起建党的骨干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所以，他参加一大是有条件的。至于包惠僧后来政治不坚定、脱党，那是另外一回事。
从包惠僧的回忆录来看，他的多次回忆内容详尽，多数材料能得到印证，有些细节不是亲身经历者是难以写出的。而且，这些回忆又在公开或内部刊物上采用，经过社会各方面的检验。
由此可见，包惠僧参加了党的一大，这是可以肯定的历史事实。
包惠僧原是武汉的党员。1921年上半年，他先在上海，后去广州，参加了这两地党的活动，出席一大是从广东动身到上海的。这种情况在一大出席者中仅此一人。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性，增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这也是后来形成出席一大有12人和13人两种说法的原因之一。至于包惠僧出席一大的由来和代表的地区问题，上述史料中有四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代表武汉出席一大的；二是代表广州出席一大的，三是串门碰上参加的，不是正式代表而是列席代表；四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
为了从这四种不同的说法中鉴别出哪一种说法更接近于历史事实，经反复分析研究，得出如下的看法：
第一，包惠僧不可能代表武汉出席。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通知各地派2名代表出席一大。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是无疑的，武汉不可能派出3名代表。因此，包惠僧不会是武汉代表。而且，包惠僧1921年上半年没有在武汉工作，又是从广州去上海参加一大的，从这方面讲他也不可能是武汉代表。
第二，包惠僧作为广州代表尚缺乏有力的论据。虽有两个当事人说包惠僧是代表广州的，包本人也这样说，而且他也的确是从广州动身参加一大的，但有些疑点还不能排除。如《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参加大会的有十二名代表，他们来自七个地方，包括上海在内，两个地方各有一名代表，五个地方各有两名代表。”有两名代表的地方是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这是无疑的。一名代表的地方就是广州和日本了。陈公博的回忆中也只说包惠僧参加了会议并没有说他代表广州。如果广州只有一名代表的话，首先应该是陈公博，因为包惠僧毕竟是后来去广州的，而且时间也不长。至于文中所说十二名代表，是指“来自七个地方”的代表，并没有排斥还有第十三人参加会议的可能。因为当时上海已有李汉俊、李达两名代表，他们又请陈独秀回上海参加会议，假如陈独秀当时回上海参加一大的话，出席一大的也不是十二人。所以，这一段引文并不能决定包惠僧是否参加了一大，但对判定包惠僧是不是广东代表还是起作用的。
第三，说包惠僧是串门碰上参加会议的列席代表，这是不合情理的。党的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不可能随便允许串门的人参加会议。退一步讲，就算是串门参加的，碰上一、两次会还有可能，何以能从上海开幕到南湖闭幕都碰上参加呢？再者，当时还有几个党的骨干在上海，他们怎么没有参加？而唯独包惠僧这个千里迢迢从广州到上海来串门的人参加了呢？因此，这个说法看来是站不住的。至于说包惠僧是列席代表，那是用后来的习惯推论的。事实上，党的一大并没有严格的手续和程序，没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之分，只要参加了会就有同等的权利。包惠僧在一大会议上先后就党的纲领、职工运动、对孙中山的看法等内容发表了意见，并参加了最后的选举，不能说是列席代表。
第四，说包惠僧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大的，这比较合乎事实。包惠僧在入党前就和陈独秀相识，后来交往也多，彼此较为了解。包惠僧当时也具备参加一大的资格，陈独秀对他今后的工作又有些打算。加上陈独秀自己不能去上海参加一大，就指派从上海来和他联络的包惠僧参加。事实上，包惠僧在一大以后又一次到广州，传达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局的意见，请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另外，从陈独秀当时的地位和威望来看，他指派包惠僧参加一大也是完全可以的。
综上所述，党的一大出席者共有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派出的13名代表。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
注释：
①见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②见尼姆·威尔斯《红尘》。
③见陈公博《寒风集》。
④在同一人的多次回忆中，前后说法不一者，此处采用早期回忆的说法。
⑤见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3期。
（选自《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第二章第三节）
值班编辑：白 雪、显 洋
技术支持：李馨雨、颜楚凌
值班总编：闫金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