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仲秋，受北京西路红军研究会邀请，我赴兰州参加了西路红军研究会和全国晚报联合组织的研讨会，我作了西路红军的“崇高的信仰、必胜的信念、走出困境的信心、对党的信赖，赤心向延安”的发言，与会领导和学者们，以阵阵掌声赞许。
会议之所以邀请我参加，是因为我从军的大多数时间，是沿着西路红军当年征战沙场的路线前行的。我刚入伍在宁夏部队服役，后来两次在河西走廊驻军工作，还在青海海东任职八年。这期间，不仅阅读了有西路红军的资料书籍，而且多次现地考察昔日的战场，参观纪念场馆，聆听西路红军老战士讲述战斗经历，对西路红军的精神有比较深入地了解研究，概括地讲就是前面所述的“四信”满怀，心向延安。
西路红军大多是从苏区长征过来的红四方面军，还有宁都起义的红五军。无论高级将领，还是普通战士，“四信”体现得令人惊叹信服。
看一支英雄的部队，不仅要看其在顺境中驰骋沙场，能打胜仗，还要看其能否在逆境失利中，不畏艰险，初心永驻，信仰不变，信念不弃，信心不倒，信赖不移，留得青山在。
西路红军就是这样一支伟大的英雄部队，他们在1937年农历正月初一的河西倪家营子、梨园口战役失利后，无论突围挺进祁连山的部队，还是失散和被俘人员，“四信”不失。大部分部队在徐向前、陈昌浩带领下，隆冬季节，身着单衣，脚穿草鞋，食不果腹，饥肠辘辘，又是在高海拔地区，在数十倍的敌人围追堵截下突围，爬雪山，越峻岭70多公里，来到祁连山腹地一个叫石窝的山哑。西路红军正是在海拔3400多米的冰天雪地的逆境中，召开了西征中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扩大会——石窝会议，也称石窝分兵。会议决定，陈、徐离开部队，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剩下的部队编成左、中、右3个支队分路游击或突围。王树声、朱玉清、杜义德率右支队，约五连步、骑人员；毕占云、张荣率中支队，伤、病号及妇女、小孩千余；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率左支队，系三十军余部五个营及总部直属队，共千余人。成立西路红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领导，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我在当地考察了石窝为什么变为“红石窝”地名的来历。据群众介绍，为了纪念红军在石窝村的战斗和分兵，前面加了＂红＂字，就是现在的红石窝村。
红石窝分兵后，李先念率领300余人，沿祁连山西行，向新疆方向突围转移，历经沧桑，在星星峡被陈云、腾代远派来的人员接应，进入迪化－今乌鲁木齐。原总参三部的胡正先将军，当时跟随李先念率领的部队行动，担任电台发报员，我曾有幸两次聆听老将军口述，介绍部队在转移途中，九死一生，艰苦卓绝地战斗与行军经历，但他们无一人叛变。
徐、陈二人带警卫人员回延安向中央汇报。他们昼伏夜行，三天后，因马家军搜山严密，二人决定，分头带警卫人员向延安行进。陈昌浩到山丹后，胃病严重，在当地一湖北籍郎中家中看病至春天，先到武汉，后回延安。徐向前带三名警卫员又行动两天，因敌军盘查严格，遂决定只身返回延安。徐向前总指挥，身穿一领破皮祅，肩膀上搭着褡裢，手拄一根树棍，装扮成商人，只身一人，巧妙地脱离几次险情，徒步走出巴丹吉林沙漠，过黄河后被一方面军杨勇部当作敌特人员“抓住捆绑”，押至指挥部，被上级领导认出松绑。老战友相逢，悲喜交加，之后部队派人护送徐帅回延安。当徐帅见到中央领导后，流下百感交集的泪水，但听到毛主席一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革命必胜信念和不怕牺牲的豪迈气概之言，使他又投入到浴血抗日战争之中。我们试想想，没有“四信”理想支撑，徐帅和李先念率领的部队及失散人员，能心向延安，走出人迹罕至的祁连山和巴丹吉林沙漠吗？
散落的红军官兵，有的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协助下回到延安，有的跋山涉水自行找到延安，这些人员讲，支撑他们的力量就是“四信”。
也有流落人员在河西当地居住生活的，西路红军女子团的红军营长何福祥和她的几名战友即如此。
我认识女红军营长何福祥，聆听她对梨园口战斗的回忆，始于执行寻找她的任务。
1983年6月，兰州军区郑维山司令员率工作组，视察河西部队，勘察地形。当时我在驻酒泉的部队政治部保卫科任干事，负责警卫工作。
郑维山司令员是位百战将星，铁血将军。1936年10月至1937年3月，任西路红军30军八十八师政委，率部参加河西战役。西路红军失利后，只身讨饭回延安，对西路红军有着特殊的感情。解放战争时期，他率63军参加解放大西北征战，在兰州战役中指挥63军横扫马家军，战役取得胜利后，他站在山顶，遥望河西，鞠躬告慰长眠河西的英烈。任兰州军区司令员后，他首次视察部队即到河西驻军，同时拜谒西路红军烈士陵园，看望西路红军留在河西的老战士。
郑维山司令员视察坦克师期间，师政治部首长召集我和宣传科魏庆新干事开会，传达郑维山司令员受曾在西路军任总部四局局长，西路军失利后，回到延安的秦基伟将军夫妇委托，要看望西路红军妇女团二营营长何福祥同志，安排我俩一起去酒泉被服厂家属院，执行联系寻找何福祥同志的任务。魏庆新是1971年入伍的老干事，政治部首长指定由他负责带队，要求我们要保守秘密；详细勘察往返路线，何福祥居住的家属院的地址、门牌号、周围环境；了解掌握何福祥本人和家庭成员生活状况。
接受任务后，魏庆新干事和我研究了方案，之后去市区查找。我们根据军区工作组提供的联系地址，在被服厂家属区的一排平房找到了何福祥老人的家。我俩告诉何福祥同志，我们是驻军政治部的工作人员，来看望她，并了解一下家庭生活情况。她告诉我们，她已退休，儿子因工伤成植物人，儿媳上班，她退休金只有三十多元，生活困难较大。还向我们介绍了她参加革命及西路红军妇女团在河西战斗的状况。了解情况后，我们回去向郑司令员的秘书做了汇报。晚上，郑维山司令员带秘书看望了何福祥同志。
这次执行联系寻找何福祥同志的任务虽然过去几十年，但何福祥老前辈坚定的信仰、必胜的信念、不怕困难的信心、对党的信赖，战斗失利后，和战友一心向延安前进的高贵政治品质，一直伴随着我。
何福祥，湖北红安人。她16岁在家乡参加革命，同年加入共青团，1934年入党。她在游击队中送过情报，在红军部队当过看护，在供给部被服厂任过排长、连长等职。部队长征到阿坝时调她到党校学习，当时康克清在党校任支部书记。她在党校一边行军一边学习，会宁会师后调到妇女团任二营营长。她经历了红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斗争，经历了西路军悲壮的征战河西……
何福祥对我们说，1937年农历大年初一，当人们沉浸在过年的欢乐之中时，西路红军正与马家军血战倪家营子。这一天，西路红军妇女团也在张掖祁连山脚下的梨园口激战，掩护总部向祁连山深处转移。最后一战失利，何福祥和她的战友被俘、关押。
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一队被押解着走向青海的红军战士，宿营在甘肃经扁都口往青海途中的村庄炒面庄。敌人让何福祥、李开英、李文英三位女红军战士挑水做饭。她们来到河边，借机逃离村庄，摆脱尾追的敌人……
何福祥说，他们白天藏山沟，钻山洞，晚上趁夜色走小路，依照北斗判断，向东方行走，奔向延安……
失散后的西路红军，在前往延安的征途中，不仅无饭可食，最大的危险是遇到马家军的设卡盘查。因为西路红军官兵大多来自南方，只要张嘴说话，就暴露了身份，所以单独行动的人员，有的装作哑巴，结伴的战士们，就让北方的战友或会说北方话的战友充当“掌柜”，进行联络。
何福祥说，途中有一天她们在一个村庄要饭，忽然窜出一条恶狗把李开英的腿咬得鲜血淋淋，倒在地上。何福祥、李文英上前把狗赶开，李开英已经被狗咬伤多处。何福祥背起李开英，李文英托着她咬伤的腿，挣扎着找到一孔窑洞。
当何福祥、李文英出去讨回一碗酸菜面条回到藏身之地时，只见李开英脸色发青，浑身颤抖，痛苦地紧咬牙关，只有微微一丝气息了。两人发现李开英身上带的那块换饭吃的“大烟土”不见了。原来，李开英怕连累她俩，吞吃了。
两人紧紧抱着李开英哭成一团。李开英挣扎着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吧！将来如果能见到在九军当勤务兵的我的儿子冼兵文，告诉他我死了……”实际上，她的丈夫和儿子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只是她当时还不知道。
何福祥和李文英抱着战友渐渐冰凉的躯体，失声哭着。她俩守着战友坐了一夜，哭了一夜。第二天，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简陋地掩埋了战友的遗体，又一路乞讨，继续向东行进，途中又遇到几名失散的红军，当他们走到武威一个叫公鸡堡的地方时，被民团的马队抓获，投进武威临时设置在一所旧式大院中的监狱。在这里还关押着她们许多战友，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也关押在这里。
“西安事变”发生后，监狱有位看守悄悄地对她说，乡下有个种地的亲戚，你愿不愿意跟他一起生活？若愿意，我就想办法放你出去。”她想，跟劳动人总比跟马家军军官强，就答应了。不久，那个看守的嫂子进城来，偷偷领着她跑到一个叫张义堡的村子。她在这里隐姓埋名10多年。
何福祥终于盼到了胜利的一天。她万分激动，精神振奋，率先在张义堡投入反霸建政，土地改革，当选为妇女会主任。
1957年元旦，何福祥收到一封寄自酒泉的挂号信，拆开一看，原来是老战友杨文局写的。杨文局是西路红军后勤部郑义斋部长的妻子，西路军失利后被俘，后逃离虎口。新中国成立后，已担任酒泉新生被服厂党支部书记，来信问她如果想参加工作就到酒泉来。何福祥喜出望外，心急如焚，第二天就打点行李，带着孩子，来到酒泉参加了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何福祥一直向组织申请，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后来甘肃省委组织部根据酒泉地委的报告，同意恢复她的党籍。她把多年积攒下的零钱，加上落实政策补发的头两个月工资一共460元，这笔在当时来说是一笔数量可观的钱，作为她恢复党籍补交的党费，交给党组织，把她多年对党的一片忠心献给了党。后来，党组织安排何福祥在兰州干休所安度晚年。
这一时期，特别是西安“双十二事变”发生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延安营救西路红军被俘和失散人员的工作，在各方面艰难进行，兰州和西安“八办”在谢觉哉老人等领导下，设立接待站，并全力营救。有的被俘红军在向西安、兰州遣送途中，设法逃离，来到“八办”，有的只身或结伴回到延安。无疑，西路红军，乃至青年学生、各界进步人士，当年奔赴延安的革命洪流，为延安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
2001年，我调驻张掖的部队任旅政委后，多次组织部队拜谒高台、临泽西路红军烈士陵园，缅怀先烈，接受教育，砥砺意志。
2003年春天，兰州军区宋才文副司令员视察部队，我又一次陪首长谒访倪家营子、梨园口、红石窝战役牺牲的烈士纪念地，感受红军的坚定的信仰、必胜的信念、战胜艰难险阻的信心、对党无限信赖的＂四信＂理想和高贵政治品质。红军西路军就是这样一支伟大的英雄部队，1937年农历正月初一在倪家营子、梨园口战役失利后，无论突围挺进祁连山，后来回到延安的壮士，还是失散和被俘人员，“四信”不失。
时令已至仲春，但在三千多米高的祁连山脉还是冰天雪地。在红石窝，我们站在白雪皑皑的高峰，远眺群山，心潮澎湃，我的耳边仿佛又一次响起女红军营长何福祥忆述惨烈战斗场景的声音……我们一行眼含泪水，点燃祭奠先烈的香把，一起宣誓：先烈们，你们的血没有白流，中国共产党人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将永志你们的精神，接力你们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烈士们安息吧！
更感人的，是被马家军俘掳去的人员，有的被活活钉在树上，有的被割掉舌头，有的被截肢，但他们视死如归，始终保守党和部队秘密。还有高台、临泽战役及后续战斗中牺牲的董振堂、熊厚发、陈海松等年轻将领和数以千计的无名烈士，难道不是“四信”，还有什么力量能支撑他们舍生忘死，献身人民解放事业吗？
我在青海工作期间，进一步追访到，被俘的四百多名西路红军官兵，被马家军集中在青海黄南、循化开荒种地、烧砖建寺院，谁能想到这些红军战士，竟然机智勇敢地把“四信”永久地烧制在修建寺院的砖、瓦上。
2013年，我陪同省军区李军将军，实地考察了西路红军被俘人员修建的红光寺。这个寺院建设所用的砖、瓦，是红军被俘战士烧制的，他们在制作砖、瓦坯时，趁监管人员不注意，在砖、瓦坯上刻上锤头、镰刀、五星等图案，尔后用泥土糊盖掩护，时至今日，这些图案才在风蚀日晒下显露出来。经走访健在的红军老战士，证实了这些图案，是红军被俘人员冒着生命危险烧制上去的。为此，当地政府把这个寺院命名为红光寺，兰州军区赋予我们军分区，完成了在红光寺附近修建红军小学的使命，以培养后代永志和弘扬西路红军的“四信”崇高理想。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国共产党人、中华优秀儿女、人民军队，初心永驻，继续前行，在新的长征中，弘扬红军精神，创造了延安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女排精神、改革创新精神……有力地推动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征程中，无往而不胜……
（作者简介：王世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陕西省及靖边县延安精神研究会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