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卫东

裕溪河，古称濡须水，巢湖最早的通江河道，属长江支流。裕溪河在巢湖东南拐了一个弯，河汊里长满芦苇。1938年5月12日，20几个日本兵坐着两条船从河上过来，上岸进村抢掠，走进了一片安静的芦苇荡。20来分钟后，枪声停了，人也不见了。新四军第4支队一部在巢县（今安徽巢湖）东南的蒋家河口地区主动设伏，对日寇发动突然袭击，整个战斗仅用20分钟便将来犯之敌全部歼灭，新四军则无一伤亡。此战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第一战，不仅沉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而且极大振奋了当地军民的抗战热情。如今的河岸上立着一块石碑，上面是叶飞题写的八个字：“蒋家河口战斗遗址”。指挥这支部队的人叫高敬亭。很多年以后，人们在他的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两个字，把他的铜像立在肥东青龙厂的一片田野边。

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仗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7年8月生于河南光山县（今新县）新集镇董店村。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苏区从基层做起，1935年红二十八军重建后任军政委。那三年是鄂豫皖最苦的三年。主力红军长征走了，留下来的人被几十倍于己的敌人围在山里，没有后方，没有补给，伤员靠老乡藏着，粮食靠野菜和南瓜。国民党军队一次次“清剿”，把山里的村子烧了一遍又一遍。红二十八军就在这样的山沟里转，白天分散，夜里集中，打完就走。三年下来，这支部队练出了一套本能：化整为零，集零为整，几十个人一股，穿便衣，白天藏在山坳和老乡家里，夜里出来打碉堡、割电线、截粮车。高敬亭熟悉这片山的每一条沟，人称“大别山游击专家”。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高敬亭根据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精神，主动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谈判倡议。7月22日，谈判在岳西青天畈汪氏宗祠开始；7月27日双方达成协议；7月28日，在九河朱家大屋签字。他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的身份出席仪式。这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成功的第一例。打了三年的内战，在这间山里的堂屋里停了下来。

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七、八、九三个团和一个手枪团，全支队3100人。3月8日，部队在黄安七里坪誓师东进。在新四军初建的四个支队里，四支队人数最多，也是唯一一支从三年游击战中整建制走出来的队伍。4月到5月，队伍展开在舒城、桐城、庐江、巢县一带，像一把沙子撒进了水网地带。

5月12日那天，九团侦察队和二营四连在蒋家河口设伏。日军坂井支队驻巢县守备队二十余人乘船而来，上岸抢掠。新四军放过了前面的尖兵，等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才开火，两岸同时打。战斗打了二十来分钟，敌人被全歼，缴枪十余支，我方无一伤亡。

这一仗规模不大，意义却不小。它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仗，也是皖中老百姓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人不是打不得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称它为“第一次胜利的战斗”。第二天，四支队政治部用油印机印出了“捷报号外”，一张薄纸在村镇间传了一圈又一圈。

蒋家河口战斗打完仗，队伍没有走远。1938年5月到1939年6月，高敬亭带着手枪团和后方机关，驻扎在舒城东港冲的韦家大屋，一住就是13个月。

韦家大屋是徽派老屋，20多间房，背山面水，离万佛湖不远。今天这里成了新四军四支队旧址纪念馆，陈列着一百五十多件武器、战利品和生活用具，还原了他当年的卧室和作战指挥室。站在天井里，能想见当年的样子：一支三千人的队伍，司令部就设在这样一座老屋里，桌子是地图，门槛是哨位。

这13个月里做的事，比打仗琐碎得多：建立党的组织，办训练班，发动减租减息，组织农抗会、妇抗会，把零散的地方武装编起来，教他们打伏击、送情报、藏伤员。水网地带没有山可以依托，靠的是圩田、芦苇荡和老百姓的船。皖中的党组织和群众基础，是在这一年多里一点点长出来的。

也是在这13个月里，问题出现了。因种种原因，1939年6月24日，他在肥东青龙厂被错误处决，年仅32岁。1975年11月，毛泽东批示重审此案；1977年4月，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他平反，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从被处决到平反，中间隔了38年。38年里，皖江的老百姓一直记得他；38年后，组织上用一份文件，把“同志”两个字还给了他。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13个月是一个种子期。1939年下半年，四支队主力奉命东进皖东，这片地区留下的地方武装、党组织和群众关系，成了日后坚持皖中的底子；1941年新四军第七师组建时，其中的“无为游击纵队”，就是从这一带长出来的一支力量。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皖中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七师，张鼎丞任师长（未到职），曾希圣任政委。1942年成立中共皖鄂赣边区委员会和皖中行政公署，同年改称皖江区党委和皖江行署。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政策，成立大江银行发行大江币，修建黄丝滩江堤（惠生堤）改善农业，开办煤矿、盐运公司等经济实体。1943年与日伪军作战189次粉碎扫荡，至1945年8月解放无为、巢县等地，最终形成稳固根据地。

皖江抗日根据地位于安徽省长江两侧地区，东起当涂、江浦，西至怀宁、彭泽，北临滁河、合肥，南抵宣城、南陵。核心武装力量为新四军第七师。该根据地是中共领导的19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战略地位横跨长江两岸。该根据地不仅迫近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和汪伪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还直接威胁日伪重要战略据点芜湖、铜陵、合肥、安庆等地，是华中新四军向西、向南发展和反攻敌军的战略基地之一。

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成功，新四军第七师对于新四军的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也从一个侧面证明高敬亭同志当初的设想是具有一定战略高度的。

《战斗在皖江》一书把荣光给予了新四军第七师，认为皖江根据地是第七师在日、伪、顽的夹击下，经过军民的浴血奋战和艰苦斗争，巩固和发展起来的。

皖江抗日根据地创立设想是1941年2月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给刘少奇、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现时我在无为、桐城已有根据地虽只一、二县，其战略意义却胜敌后大块根据地。应极端重视之。”“极端重视之”表达毛泽东对皖江一带根据地战略地位的重视程度。之后刘少奇同志与曾希圣同志谈话也指出“华中不成片，无为是关键。”也强调皖中根据地就像纽扣一样，连接二、五、六师。

皖江抗日根据地是一个较为完整和巩固的根据地，从东到西长约三百多里，既是重要战略区域中转，也是水陆交通枢纽，就像刘少奇同志说的纽扣一样，连接二师、五师、六师，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自然条件优越，河网密布，湖泊众多，物产丰富，水道运输发达，淮南、合浦铁路穿境而过，安合等公路将城市、县城、县与重要乡镇相通，长江南北常有来往，食盐、布匹、工业品、药品、日用品皆可以通过水、陆路交通流通，更与敌伪统治中心近在咫尺，时时威胁敌人心脏。该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敌、顽、我犬牙交错，争夺控制权非常厉害。

皖中平原的无为，是我国四大粮仓之一。临近的芜湖是皖南最大的物资吐纳码头，商业比较发达，身立四大米市，是稻米重要的集散地。芜湖沦陷后，新七师为了解决军需品缺乏问题在无为汤家沟发展商贸，用根据地所产粮食与芜湖米商以粮换物，换回食盐及其他军需品。后期向大别山国统区扩展，交换品种和数量都大幅增加，让根据地经济情况大为改观。不仅仅为军部提供有力财政支持还向军部送去大批医药、布疋银元等钱物。对皖南山区、赣东北游击队也不少给养。马长炎同志回忆文字中提到从铜、繁渡江的有利条件可以证实皖江抗日根据地如果建立对战局的影响，后来无为党组织对“皖南事变”突围人员两次安排更可证明马长炎的判断是正确的。

高敬亭同志有意在皖中建立根据地是结合皖中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社会、党、群众基础各种因素，是结合皖中战略地位与当时新四军军部以及其他各支队所处位置的联系的考量。“皖南事变”发生后突围人员突围与安置更证明了高敬亭同志战略眼光的合理性。这也就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不到10天，毛泽东同志基于新四军未来发展的考量迅速作出“极端重视之”指示的原因。高敬亭同志被错杀客观上延迟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当“皖南事变”发生时，皖中因为缺少稳固根据地，未能够与皖南新四军军部形成掎角之势，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围攻下伤亡惨重。

庐江当时有白湖、巢湖水道与庐东北关河、巢县相通，当时土匪较多，对过往客商运输货物极为不利。新七师成立后就在庐江魏家坝专设一支武装护商队，对过往巢湖、白湖的客商进行保护，既可以保障根据地与国统、沦陷区物资流通，同时又可以增加根据地财政的来源。

皖中由于其特殊的自然、经济地理环境，在当时的新四军各师根据地，经济状况是最好的。

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与毛泽东在游击战保存自己壮大自己实行战略反攻相一致，也与高敬亭同志的革命实践相一致。

皖江抗日根据地的党、群、社会基础好。1945年2月25日的周家大山战斗部队当时是从原白湖中心区关河乡朱家山脑参加战斗的，地方农抗负责人朱耀抗与妇抗理事长李桂英积极组织群众组成服务队、担架队支援前线，朱光托、魏兆成等民众冒着枪林弹雨将伤员和牺牲的烈士遗体从战场护送下。出征将士所驻房屋、粮食也是开明地主朱文蔚、朱伯儒提供的。1944年沿江支队的第一次党代会也是在此地召开的。

皖中根据地建立后，由于财源充裕也积极加强军队自身的建设。比如我的堂伯朱光生就是在此时参加新四军。皖江地区存在的帮会虽然具有一定的落后性，但经过改造大都成为抗日的有生力量。比如第七师领导下统战科对巢南大刀会的改造以及和含支队赵鹏程同志对和含巢无地区帮会性质的武装改造对于新四军兵源的扩展都是有帮助的，也是党的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