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红色文化资源星罗棋布。《中华魂》网开办“‘行’悟初心”专栏，旨在通过对党史、国史、军史的寻访中，感悟历史、致敬英雄、汲取力量、传承精神。欢迎赐稿：zhonghuahun1921@126.com

呼向兵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这样说：“有人说，陕北这个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要理解这“落脚点”与“出发点”六个字的千钧分量，就必须回溯那段从赣南到陕北的伟大征程。中央红军从赣南到陕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断寻找落脚点的过程：一次次确定航向，一次次被迫转向。湘西、川黔边、川西北、黔北、黔西南……每一个地名都曾燃起希望，每一个希望又都被战火掐灭。最后，是陕北这块地瘠民贫的土地，张开臂膀，接纳了那支远道而来的英勇的、不屈的、伟大的中央红军。

一个人若清楚终点有鲜花和掌声，一路的艰辛尚能咬牙挺过。真正磨人的，是前路不明、终点难寻。当目标遥不可及、方向混沌未开时，常人会怀疑当下的坚持是否还有意义。比起具体的苦难，不确定性才更令人心力交瘁。而当年的红军，恰恰就是在这样的迷茫与未知中踏上征途。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的每一次抉择都攸关生死，稍有不慎，便损失惨重。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于都河畔，乡亲们含泪相送。离开瑞金时，从高级干部到普通士兵，没有人知道何时才能归来，更不会想到，即将开启的，是一场跨越十一个省的万里长征。

10月底至11月上旬，中央红军成功突破国民党军构筑的三道封锁线。11月底，当中央红军主力进抵湘江时，蒋介石迅速调集桂系与湘系军队实施围堵，并出动飞机提供空中火力支援。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左、右两翼拼死阻击，以巨大牺牲守护了向湘江前进的通道，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直属机关得以顺利渡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为惨烈的一战。中央纵队在转移途中，携带着数十人才能抬动的山炮、机床、印刷机等辎重，以每日40里的速度缓慢行进。直到12月1日，中央纵队才全部渡过湘江。多年后，彭德怀回忆起这一幕，不禁感慨道：“一、三军团像两个轿夫，抬起中央纵队这顶轿子，总算在12月抬到了贵州的遵义城。”湘江之战后，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12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湖南通道。次日，中央几位负责人在通道县境内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李德仍然坚持原定计划，主张红军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主张遭到毛泽东的坚决反对。毛泽东提出，红军应避实就虚，西进贵州，寻求机动，在川黔边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这是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有了发言权。

12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攻占黎平。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鉴于敌军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并向黔东北集结，毛泽东在会上坚决主张放弃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川黔边进军。这一建议被会议采纳，由此作出的战略抉择，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今草塘）附近的宋家湾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明确提出野战军渡过乌江后，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苏区根据地，计划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发展，继而向川南拓展。

1月初，红军分兵三路强渡乌江。1月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天险。1月7日至9日，红军接连攻占遵义、娄山关、桐梓等地。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内召开。会议历时三天，原定议题为研究军事问题，最终演变为一场从军事上清算“左”倾错误路线的深刻斗争。遵义会议在未能联系共产国际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所作出的历史性抉择，在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红军进入遵义地区后，发现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众多，不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域。与此同时，蒋介石调集约40万兵力，正从四面八方压向遵义，企图围歼红军于黔北一隅。此时的中央红军，历经湘江等血战后，兵力已折损三分之二，所有重炮丢失殆尽。尽管沿途竭力扩红，全军仍不足3.5万人。基于这一严峻形势，遵义会议对黎平会议原定“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根据地”的设想作出重大调整，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这一战略抉择，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二次重大转向。

1月19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分左、中、右三路纵队北上，向土城方向开进。1月27日，中央军委获悉川军郭勋祺部正尾追而来，决心以红一、红九军团各一部阻击由赤水、习水南进之敌，集中主力围歼郭勋祺师先头四个团，扫除北渡长江的障碍。

1月28日拂晓，战斗在土城以东青杠坡地区打响。然而，战前红军对川军战斗力估计过低，情报显示敌军仅为四个团，实际遭遇的却是装备精良、增援不断的郭勋祺旅。战况陷入胶着，随着川军后续部队源源赶来，红军渐趋被动。当日下午，敌军一度突破红军部分阵地，逼近军委指挥部前沿。预期的总攻未能奏效，反演变为川军的反攻，红军由进攻转为背水作战。危急关头，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负责人于1月28日傍晚召开了紧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以摆脱被动局面。这一抉择，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

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后的第一仗，却打得险象环生，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一渡赤水，实为无奈之举，是紧急情况下的权宜决策。为摆脱追敌，红军再次轻装，将大部分笨重物资和山炮等沉入赤水河。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二次大轻装，第一次是在湘江战役期间。

2月7日，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中革军委决定暂缓渡江，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川滇黔取代了川西北，遵义会议确定的战略方向已改变，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第三次战略转向。

2月9日，中央红军转移至敌人兵力空虚的扎西（今威信）地区休整。同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完成了遵义会议未来得及进行的中央领导权交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根据敌军最新动态，毛泽东等认为敌军主力大部已被吸引到川滇边地区，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比较薄弱，遂决定回师东进，二渡赤水河，再次向黔北进军。

土城战役受挫后，面对国民党军重兵围堵，一些将士对能否冲得出去产生了疑虑，很多指战员对放弃北渡长江、改向黔北进军不理解。为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2月16日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详细解释战略意图，指出：“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第二次渡过赤水河。渡过赤水后，红军在运动中捕捉到了战机。2月24日至28日，5天之内，红军接连夺取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共击溃和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遵义战役是在毛泽东等人指挥下，所取得的长征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士气。

3月9日，中央纵队到达苟坝。遵义大捷之后，部队士气高涨，求战心切。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等人顺势提出攻打打鼓新场的建议。3月10日，一场有20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苟坝召开。会上，大多数人赞成进攻打鼓新场。但毛泽东极力反对，认为打鼓新场附近兵力众多，一旦进攻，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他甚至以辞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的方式奋力抗争，但未能说服大家。会议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与此同时，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也被表决掉了。打与不打，此一抉择关系全局，毛泽东回去后始终觉得不妥，夜里提着一盏马灯走了三里多山路，来到周恩来住处。二人反复讨论后，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3月11日凌晨1时30分，中革军委紧急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取消了打鼓新场战斗。因为打鼓新场争论，毛泽东意识到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容易贻误战机。3月12日，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等提议，中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这是遵义会议组织调整的继续，进一步从体制上保证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贯彻实施。

3月14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发布消灭鲁班场周浑元部的作战命令。15日拂晓，红军向鲁班场发起攻击。鲁班场地势险要，周浑元部三个师凭险固守，地面以重机枪构成密集火力网，空中亦有飞机助战。红军攻势受阻，伤亡不断增加。战至天黑，为避免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红军主动撤出战斗，连夜转移至茅台、仁怀地域。

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道：“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仗指的就是鲁班场战斗。胜利从来不是一条笔直的路，党的领导人也并非从不犯错。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永不失误，而在于能够迅速及时地纠正错误，在绝境中开辟出新的生路。

3月16日晚，中革军委下达三渡赤水的命令，向古蔺、叙永方向进军。当红军再次出现在川南，蒋介石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令国民党军各路人马向川南疾进。毛泽东当机立断，毅然决定回师东渡赤水。

3月21日，中央红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渡过赤水后，红军不断采取战术行动迷惑国民党军，蒋介石始终不能确定红军主力位置。31日，红军主力分别由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歼灭守敌和援敌各一个营，进至息烽西北地区。至此，中央红军跳出蒋介石在乌江以北、川黔边境地区设下的包围圈。

四渡赤水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精彩的军事行动。红军在赤水河两岸穿梭往来，纵横驰骋于40万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在运动中捕捉战机、创造战机，最终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然而，只谈奇迹，回避奇迹背后的代价，便无法深切感受红军将士所迸发出的伟大奉献精神和牺牲力量。单纯依靠脚板形成的快速机动，是对红军指战员意志和体能的极度考验。缺衣少穿、无根据地作战、连续机动，伴随而来的是部队大量减员。土城战役与鲁班场战斗的失利，更使红军的处境雪上加霜。南渡乌江后，红军该往何处？红军又面临新的抉择。中央红军在贵州转战数月，长时间得不到休整和补充，迫切需要找到新的落脚点。一渡赤水后，红军曾计划在云贵川三省边界地区创建根据地；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后，更是提出了“赤化全贵州”的口号；三渡赤水后，鲁班场战斗使红军不得不放弃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四渡赤水后，红军一度考虑在黔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但因滇军先期到达该区域而落空。红军辗转东西，不断调整方向，苦苦寻觅一块可以立足的根据地。然而，蒋介石调动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没有从容选择的余地，只能边打边看，边走边找。

4月上旬，中央红军以灵活机动的佯动战术，成功调动国民党军向贵阳以东收缩集结。乘滇军外调、云南兵力空虚之机，红军主力果断穿过贵阳与龙里之间的湘黔公路，以每日60公里的速度向云南方向疾速挺进。

4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北盘江，连克数座县城，打开了入滇通道。4月24日，红一、三、五军团相继进入云南。红军稍得喘息，国民党军各路人马便衔尾追至滇东。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红军无法在滇东打开局面，回师黔西之路又被封堵，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再提北上川西战略。4月29日，中革军委电令全军：“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从滇东北上川西，必须横渡金沙江。金沙江是长江上游，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此时，国民党军已将两岸船只悉数掳往对岸，红军若不能控制渡口，将面临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绝境。5月2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左纵队第一军团从龙街渡方向渡江，右纵队第三军团从洪门渡方向渡江，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则由皎平渡方向实施渡江。总参谋长兼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分队，化装成国民党军队，以一日一夜行军100余公里的速度，于5月3日突然出现在皎平渡。守敌毫无防备，渡口两岸迅速被红军控制。先遣队随即沿江搜寻，共找到6只渡船。若人歇船不歇，每昼夜可渡送约一万人。与此同时，另外两路红军的渡江行动受挫，受阻于金沙江畔。皎平渡成了三军唯一生路。5月5日，朱德电令各部：“军委纵队在本日已渡江完毕，三军团7号上午可渡毕，五军团在皎西以南任掩护，定于8号下午渡江，敌人8号晚有到皎西的可能。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号兼程赶到皎平渡，8号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5日黄昏至6日清晨，第一军团翻山越岭，过了48次急流，赶了60公里山路，抵达皎平渡。毛泽东等领导人于5月3日渡江后，一直驻足于江北一处崖洞中，焦急等待另两路部队来此渡江。直至8日第一军团全部渡过金沙江后，毛泽东等领导人才与机关纵队一道离开渡口。至5月9日，除少量部队从其他渡口过江外，红军主力依靠在皎平渡先后找到的6只小船（后又寻得1艘打鱼船），经过六天六夜的不间断摆渡，终于全部渡江。红军渡江后，与敌相距一个多星期的路程。遵义会议以来苦苦追求的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至此终于实现。

会理位于四川西南部，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站。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以红三军团和干部团围攻会理，其他部队在会理地区作短期休整。从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四渡赤水，以神来之笔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然而，这是历史学家事后纵观全局得出的结论，而当时身处局中的红军指战员却难以看清这盘险棋的全貌。数月来，红军行踪飘忽不定，时而渡河，时而翻山，走新路、走老路、走回头路，始终处于高度机动作战状态。极度的疲劳造成大量非战斗减员，病倒与累倒的人数远超战斗伤亡。老兵不断减员的同时，此前在扎西地区和遵义地区招募的数千名新兵，在连续的行军作战中几近损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指战员中逐渐滋生出牢骚和埋怨情绪。有人担忧，这样下去部队即使不被敌人打垮，也可能被拖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林彪致信中革军委，提出了更换军事指挥员的意见。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向张闻天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郊区的铁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等肯定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赞扬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艺术。会议批评了林彪反对机动作战，并以此企图改变军事领导的错误。会议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以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

5月9日至14日，红三军团数次强攻会理城，未能攻克。5月14日，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对会理城的围攻，以主力沿会理至西昌大道北进，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大渡河是岷江一大支流，河面宽约200米，水流湍急，两岸高山耸立，数十里内难以觅得适合渡河的口岸。除了这道天然屏障，此地为汉彝杂居区域，筹粮给养十分困难。70余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在此兵败覆没。蒋介石扬言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部署重兵，实施南攻北堵，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

5月24日，中央红军先遣队红一师第一团在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后，冒雨急行军70公里，赶至安顺场，一举歼灭守敌两个连，缴获渡船一只，成功控制渡口。25日，红一团以18名勇士组成渡河奋勇队，强渡大渡河，成功控制对岸渡口。由于河水湍急，无法架设浮桥。虽陆续找到4只渡船，但仅一只能正常使用。仅靠几只小船显然无法摆渡两万余人过河。26日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抵达安顺场，得知红军大部在安顺场渡江已无可能，于同日作出新部署：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循大渡河东岸向泸定桥疾进；林彪率红一军团军团部、红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疾进；两路纵队沿大渡河夹岸突进，协同夺取泸定桥。前有天堑横亘，后有大兵压境，泸定桥情况不甚明了，这般时刻任谁也难生出乐观之念。毛泽东用并非轻松的口吻说道：“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5月27日拂晓，左纵队先头部队红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昼夜兼程，冒雨疾进，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惊人毅力，两昼夜强行军160公里，于29日晨奇迹般抵达泸定桥西岸，并迅速控制西桥头。29日16时，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攀缘铁索奋勇前行；紧随其后的三连每人携带一块木板，边铺边进。临近桥头时，红军战士一跃而起，冲入火光冲天的东桥头。后续部队乘胜跟进，胜利夺取泸定桥。与此同时，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右纵队亦于27日出发，日行50余公里，连打带冲，在瓦坝击溃守敌一个团，在龙八布再歼敌军一个团，于30日凌晨2时赶至泸定城。东西两岸，两支先遣部队以血肉之躯突破体能极限，在铁索横江的天险之上，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出一条光明道路。

夺取泸定桥当晚，中共中央在泸定城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红军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5月3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夺取天险飞越关，打通通向天全、芦山等地的通道。6月8日，中央红军一举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歼敌一部。随后经宝兴盐井坪等地进到夹金山脚下的大硗碛地区。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跨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6月12日，中央红军主力从大硗碛地区出发，向夹金山进军。从夹金山山脚到山顶长约40公里，很多人在严寒和力竭中死去。广大红军指战员凭借坚韧不拔的毅力、团结互助的精神，最终将雪山踩在脚下。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翻越雪山到达懋功县城东南的达维镇，在达维镇的木城沟与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达懋功。懋功会师极大地鼓舞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士气。自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始终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作为战略目标，历经五个月艰难征程，虽几经波折，最终实现了这一历史性会合。

两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现川西北地区地广人稀、物资匮乏、补给困难，且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社会基础，均不适宜建立根据地。为此，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原定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集中力量向东、向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这一抉择让红军的行军方向与落脚点再次发生转变。

6月25日，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抵达两河口，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冒雨迎接他的到来。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两大红军主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但张国焘并不满足于此，当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中央红军仅2万余人，张国焘想把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的优势相应带进中革军委，继而带入政治局，因此一再要求中央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为顾全大局，推动红军迅速北上，周恩来同意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张国焘代替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军委的总负责者，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博古为总政治部主任，并增补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常委。8月初，由于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行动一再拖延，夺取松潘的战机已然丧失。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遂决定改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草地北上，并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编为左、右两路军行动。以中央红军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以中央红军第一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第三十军组成右路军，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由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指挥，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彭德怀率领第三军和第四军一部作总预备队，掩护中央机关前进。

北上计划制定后，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但其真实意图是希望通过会议将更多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安排进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沙窝寨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充实部分红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政治局，但未满足张国焘的全部要求。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朱德、张国焘随左路军行动，未能出席此次会议。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决定红军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针对张国焘主张红军主力西进的错误意见，会议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在目前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毛儿盖会议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先行北上。

八月中下旬，右路军陆续进入松潘西边的大草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饥寒交迫中，许多红军战士因体力不支，悄然倒下。仅红一军，牺牲与掉队者就达五百余人，整个右路军损失之惨重，难以计数。经过六七天的艰苦跋涉，右路军终于走出这片茫茫草地，抵达川西北的班佑。

8月31日，右路军攻占北上甘南的必经之地——上包座，以及北部的求吉寺。此战共毙伤敌军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及粮食，打开了红军北上向甘南进军的门户。

相比右路军的快速推进，左路军进展迟缓。张国焘率左路军从阿坝东进至噶曲河（白河）后，便改变主张，再次提出南下。9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一面部署北进行动，一面反复讨论如何促使张国焘放弃错误主张，共同北上。面对中共中央的一再电示与劝告，张国焘置若罔闻。9月9日，他致电陈昌浩，令其率右路军南下，电文中出现“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之语。毛泽东从叶剑英处得知电文内容后，立即与张闻天、博古等紧急磋商，认为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当晚，毛泽东、张闻天、博古三人赶到红三军驻地阿西，与在此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连夜率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通知在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红一军在原地待命。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率红三军和红军大学脱离右路军，离开巴西、阿西等地，向俄界紧急进发。叶剑英也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带走了军委纵队。当前敌指挥部得知红一方面军单独北进后，政委陈昌浩一度犹豫是否派部队追击。总指挥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听从了徐向前的意见，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中共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是在党和红军面临空前分裂危机的紧要关头作出的沉重抉择。1960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言，那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党的命运“岌岌可危”。红军会师时的喜悦尚未散去，中共中央和红军便因内部分裂面临覆灭的可能。

中共中央率红三军等部于9月11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指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是应该在川陕甘创建苏区。但现在只有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所以，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这是对两河口在川陕甘创建苏区方阵的修正。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此时毛泽东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在会上指出，“即使不能到达目的地，我们也不致做瓮中之鳖，我们可以到各处去打游击，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我们可以去领导义勇军……”

9月17日，红军陕甘支队攻占天险腊子口，打开北上门户。9月18日，红军陕甘支队攻占甘肃岷县哈达铺，缴获大批军粮和食盐。同时在当地邮局收集到一些七八月间天津的《大公报》，报纸中披露刘志丹红二十六军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根据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中央领导人看到报道后十分振奋。9月28日，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贾拓夫列席会议，他是长征前到中央苏区汇报工作的陕北籍干部，贾拓夫在会上介绍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的方针，率领陕甘支队迅速北上，同西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9月29日，陕甘支队攻占甘肃通渭城。10月5日至7日，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10月7日，在六盘山东麓的固原击败东北军何柱国部两个连。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抵达陕甘苏区吴起镇，标志着中央红军历时一年、转战十一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长征途中，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经历了多次重大调整：从最初的湘西，到黎平会议确定的川黔边，遵义会议转向川西北，扎西会议着眼云贵边，两河口会议提出川陕甘，俄界会议谋划“与苏联接近的地方”，直至榜罗镇会议确定落脚陕北。每一次战略转向，都是红军根据敌情变化和自身实际作出的慎重抉择，使红军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围困中不断开辟新的出路。长征不仅是一次远行军，也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生死存亡关头不断进行战略抉择的历程。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从军事上清算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斗争，经历了从耐心争取、积极劝说，到最终决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的重大抉择过程。这一抉择，是中共中央在危急时刻维护党、红军和革命事业大局，坚持北上战略方针，实现战略转移胜利的关键一步。中央红军在长征的一年中，以无数牺牲与艰苦探索，最终完成了落脚陕北这一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战略抉择。

（作者：呼向兵，神木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