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最大的优势。中共七大作为党在新民主革命关键时期召开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不仅标志着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向成熟”，也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七大首次提出了党的三大作风并写入党章，更是开创性地孕育了党的自我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雏形。这一历史性创举，为“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这一重大论断以及“九个以”的实践要求提供了深远的理论根基与制度渊源。
一、党的自我革命思想体系化构建的雏形
中共七大在思想建党、组织革新、作风建设三大维度实现了系统性突破，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党的建设理论，开创了党在理论成熟度、制度完备性和实践创新力的新境界，更以理论体系化、制度系统化与实践自觉化的内在统一，集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通过自我革命实现自我超越的基本规律，提出了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性命题。
第一，思想建党奠定自我革命之基。中共七大以思想强党为核心，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党的思想建设进入体系化阶段。党的七大通过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首次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涵。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其科学体系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军事战略思想、统一战线政策和党的建设学说等九大方面，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标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化，解决了长期以来党内存在的理论准备不足问题。七大通过党章修改程序，将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予以制度化，体现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党员有“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的义务。这一制度设计突破了共产国际的束缚，是党独立自主推进理论建设的标志。同时，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化也推动了党的宣传教育机制革新。党的七大要求全体党员“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并建立理论学习制度。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与党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必然选择。刘少奇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特质，指出是“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是“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的客观真理，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本身既反对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又克服经验主义对实践探索的片面依赖。毛泽东在七大上强调，“香的马克思主义”和“活的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才能解决实际问题。党的七大后，全党在指导思想上实现高度统一。
第二，民主集中制与纪律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党的七大以组织重构为突破口，通过完善民主集中制和强化纪律建设，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制度保障。七大党章首次以条文形式规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一定区域内建立这一区域内党的最高机关，管理这一区域内党的部分组织”，并科学阐释了民主与集中的原则，既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制产生”，又强调“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这一制度设计破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极端民主化”与“个人专制主义”问题。党的七大在纪律建设上实现三大突破：明确党员四项义务与四项权利，确立党员与党的组织纪律处分的原则与程序，设立党的监察机关。针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等历史教训，党的七大特别强调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我们党的根本原因是“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要求党员干部必须严守政治规矩。在组织上，七大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正式形成了一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政治家集团，实现党的空前团结统一，领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第三，三大作风注入持久动力。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的标志”。党的七大在作风建设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将三大作风从实践经验升华为制度规范并写入党章，极具创新性，为党的自我革命注入了持久动力。“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核心，在于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要求党员干部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一制度化实践通过建立学习型政党机制、完善调查研究制度得以深化。党的七大后，全党掀起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热潮，并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穿于整风运动、土地改革等实践活动之中。党的七大明确提出“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将群众路线上升为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就是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刘少奇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有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群众观点。为此，党的七大建立了基层调研、工作报告等制度，要求党员干部深入群众、倾听意见，向群众学习、向群众负责。此外，党的七大总结延安整风运动经验，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为“解决党内矛盾、巩固党的团结”的基本方法，并通过建立民主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使这一作风从运动式整风向常态化长效化机制转型。
二、以批评与自我批评深化党的自我革命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强调：“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推动批评与自我批评实现了从经验性探索向制度化规范、从阶段性运动向常态化治理、从实践性方法向理论性升华的历史性跃迁，为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提供了根本性的制度保障、思想武器和实践遵循。
第一，党章确立的制度化根基。党的七大对党的自我革命的历史性贡献，在制度建构上集中体现为首次将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方法制度化。党的七大党章总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这不仅以刚性约束将批评与自我批评嵌入党内政治生活内核，更通过“反对掩盖错误”确立了党内纠错的底线原则。同时，党的七大也充分说明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极端重要性。一方面，毛泽东通俗地、巧妙地借用经常打扫房子和经常洗脸的重要性来说明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刘少奇指出，“应该明白，只有实行‘言者无罪’，才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并从而达到和加强党内的团结与纪律”，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维护党内团结的重要意义。针对党内可能存在的思想阻力，毛泽东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揭示这一原则是保持党的生命力的政治前提，也是党制定正确路线的保证。
第二，人民立场与真理追求的思想统一。自我革命的思想根基在于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党的七大通过将人民利益作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价值导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群众史观的有机融合。一方面，形成了人民利益至上的根本立场。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这一论断将自我革命的正当性植根于人民立场。刘少奇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这种思想建构突破了单纯的组织纪律范畴，将批评与自我批评升华为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政治伦理。另一方面，确立了真理标准与自我革命的辩证关系。党的七大在思想建设上创造性地将“坚持真理”与“修正错误”作为辩证统一体。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自我革命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运用和发展，又会根据时代变化而深化对真理的认识。党的七大闭幕不足一个月，毛泽东就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更加彰显了党的人民立场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自我革命的精神。
第三，延安整风延续的实践方法。党的七大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所孕育的自我革命精神向制度化、常态化的深刻转型。党的七大创造性地构建了包含民主生活、批评纠错及团结奋进的闭环机制，使自我革命从阶段性政治整训升华为可操作、可持续的政党治理模式。会议期间，代表们以分组讨论为载体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张闻天、博古等领导人率先垂范，公开检讨历史上的路线错误，将整风经验凝练为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准则。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组织纪律的刚性约束，更彰显了思想建设的柔性引领。任弼时主张将民主集中制教育贯穿于干部培养全过程，通过集体领导制度与基层民主制度的协同，确保自我革命不因整训结束而停滞。毛泽东在总结时进一步强调：“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这一论断不仅肯定了整风的历史价值，更将其方法论意义拓展至党的长效治理上。至此，党的七大通过理论制度化、实践民主化、方法哲学化的三重创新，彻底突破了传统“运动式治理”的周期性局限，使自我革命成为保障党的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
第四，“团结—批评—团结”的辩证逻辑。党的七大通过“团结—批评—团结”公式将自我革命升华为政治艺术，其理论根基可追溯至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系统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首次阐明这一方针，强调“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这一论述不仅以医学隐喻揭示了批评的救赎本质，更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表述，实现了方法论的系统化。任弼时作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的核心成员，以“学习历史教训，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为要旨，将王明等历史错误的处理转化为“治病救人”的范本，确立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促进党内团结的武器”，最终在党的七大上使这一辩证逻辑升华为全党共识。
三、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对七大精神的赓续与发展
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提出“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重大论断，并系统阐述了“九个以”的实践要求。这一重要思想理论既传承了七大精神的核心要义，又赋予其鲜明时代内涵，实现了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有机统一。
第一，“第二个答案”对党的七大优良传统的历史传承。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将“两个答案”辩证统一，赓续了“三大优良作风”，实现了对红色基因的创造转化与创新发展。毛泽东当年提出“人民监督”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二者共同构成破解历史周期率的“一体两翼”。党的七大确立的“三大优良作风”传统，在新时代创新发展为“为民务实清廉的群众路线”和“政治生态净化工程”等。针对“七个有之”和“四风”等突出问题，党中央以“刀刃向内”的决心通过民主生活会、巡视巡察等制度强化党内监督，通过“四种形态”监督执纪，既延续了“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传统，又以“严肃党纪与红脸出汗”治党，体现了严管与厚爱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自我革命“九个以”实践要求，正是将党的七大“三大优良作风”在新时代转化为反腐败斗争的具体实践，通过“打虎”“拍蝇”“猎狐”等，严惩腐败行为，端正党风政风，密切联系群众，巩固执政根基。
第二，“四个自我”对自我革命内涵的全面深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自我”与“九个以”等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党如何通过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的重大命题。“四个自我”从哲学高度揭示了党的发展规律。“四个自我”实现了从“被动纠错”到“主动革命”、从“运动式整党”到“制度化治理”的跨越，标志着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新时代自我革命理论继承了七大“破立并举”的辩证法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构建起“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长效机制，进一步将“破立并举”转化为“制度治党”的实践路径。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对党的七大精神的实践赓续。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以纪律建设固本培元，以作风建设凝聚民心，将党的七大“铁的纪律”传统与“人民立场”转化为管党治党的实践效能。党的七大确立的“四个服从”等纪律原则，在新时代全新升华为“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明党的纪律，首要就是严明政治纪律。”新时代通过“两个维护”制度化、巡视巡察全覆盖等举措，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七大倡导的“延安作风”，在新时代具象化为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针对“四风”隐形变异问题，党中央推出“基层减负年”“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党中央已出台涵盖党内法规、监督体系、问责机制等380余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有力推动了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作者：李中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