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
周恩来的政绩观是什么？就是人们常说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这样的话，人人都会说，但真正做到像周恩来那样几十年如一日地总是想着人民，就不那么容易了。周恩来早年在旅法勤工俭学、寻求济世救国真理的诗中就写道：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为民众的幸福，为中华的崛起。这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1946年10月，他在上海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会上说：“人民的世纪到了，所以应该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而死”。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人民的世纪到了。他作为共和国总理，完全践行了他的诺言，硬是“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1954年9月，他在一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充分满足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又必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是我们的经常性和根本性的任务”。这就是他的政绩观——“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有一种看法认为：孙中山追求新中国，毛泽东创建新中国，周恩来维系新中国，邓小平发展新中国。这种说法不无一定道理。
这里讲几件人民的总理怎样爱人民的具体事例，来说明他的政绩观。
关心人民健康
周恩来关心全国人民的健康，尤其关心基层、农村和边远地区人民的健康。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他的关怀下，北京第一批去大西北农村服务的医疗队组成。他接见说：要到地方病严重的地方去，到流行病高发的地方去，到灾区去，到疫区去，到艰苦的地方去。
在得知中国医学科学院派出科研小分队到河南林县食道癌高发地区调查研究防治工作以后，他指示说：癌症的发病因素很多，要有严格的科学态度，防止片面性和表面性。他详细询问林县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河流、山脉等地理环境与发病的关系，还要看生物标本，要他们制作一个说明林县食道癌分布情况的沙盘。
70年代前期，他身患癌症后，对我国的肿瘤疾病状况更为关心。当时，有关方面正在组织作全国肿瘤地区分布的调查，调查对象涉及800万人，间接和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的医务人员近200万。这样的调查规模过去没有过。他非常赞许，要求画一个分布图，作一个大沙盘，标出什么地方有什么肿瘤。这样一看，就知道在北方，食道癌比较多;在广东、广西、香港一带，鼻咽癌比较普遍。他在医院病房里，经常看这个沙盘，了解癌症在我国的发生情况。
1975年3月，他做大手术治疗时，听到云南个旧这个被称为“锡都”的地方，发生肺癌的工人较多。他还没下手术台，就把肿瘤医院院长叫来说：马上派人到那里的矿区去，了解是什么情况。1976年1月7日深夜，他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在弥留之际，他对大夫说：我这里没什么事了，需要你的人很多，去吧。这就是他最后的遗言。这使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哽咽。
心系贫困地区
陕甘宁是革命老区，地处西北黄土高原，雨量稀缺，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频繁。1973年6月上旬，周恩来陪越南外宾到陕北延安参观。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实际上也是最后一次来到久已想来的地方。一下飞机，已经身患不治之症的他，就深情地说：我回到家了！但当了解到延安人民生活仍然很苦，许多群众还吃不饱饭时，他含着眼泪说：延安的小米哺育了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延安人民如今还吃不饱肚子，我们在中央，对延安工作关照不够，我这个总理有责任啊！于是，同延安地区负责人商量能否三年改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在摆明情况，研究若干具体办法后，地区负责人表态，立了“军令状”。周恩来说：我替延安人民感谢你们。说着，不顾大夫不能喝酒的劝阻，将杯子里的一饮而尽。他放下酒杯又说：只要这五年里，我的职撤不了，人死不了，等你们改变面貌了，再来。
与陕西接壤的甘肃和宁夏的大部分地区自然条件也很恶劣。特别是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被称为“苦甲天下”的“三西”地区，老百姓的生活异常困难。有的群众只能在家的土坑边沿的木头上挖几个洞眼当碗，以手作筷吃饭，生活相当贫苦。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流泪了。1973年，他在中直机关7000人大会上说：西海固人民还在受苦，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啊！根据他的指示，国务院在北京专门召开宁夏固原地区工作座谈会，加大了对这些贫困地区的扶贫力度，使这个号称“中国贫困之冠”地区人民的困难有所缓解。这些地区的许多干部和群众，知道是总理在关心他们的疾苦，无不热泪盈眶，广为传颂：“总理和人民心连心！”
着眼于民族子孙，重视森林资源
周恩来十分关心祖国的绿色宝库。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展开，大兴土木和保护森林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特别是“大跃进”运动期间，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森林资源受到严重毁坏，他非常痛心。
1961年4月，他在云南西双版纳，看到许多地方的开垦，继续破坏原始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很难过地说：这个地方要保护森林，保护自然资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很多。印度的恒河和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古代人类文化的发源地，当时土地肥沃、树木茂密，但由于不合理的开发，破坏森林植被，后来成了沙漠。我国甘肃省敦煌一带出现的沙漠，也是这样的结果。西双版纳这个美丽富饶之乡，如果把森林破坏了，将来也会变成沙漠，我们共产党人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后代会骂我们的。他嘱咐科研人员，一定要解决好合理开垦、保护自然资源的问题，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1962年6月，他视察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赞美延边的森林不少，一再叮嘱，千万要注意保护森林，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大问题。如果把森林资源破坏了，那还搞什么社会主义！在这一年研究有关林业问题的会议上，他针对东北林区推广大面积“剃光头”采伐方式造成的恶果，强调要用主要力量搞好人工造林，做到青山常在，永续作业。一切都要从我国人民子孙万代的利益来考虑。不要“吃祖宗饭，造子孙孽”。
在同年的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上，他讲到西北黄土高原，说：这个地方是我们祖宗的摇篮，一方面是文化发源地，一方面是森林破坏地。我们要恢复森林面貌，而且要发展得更好。面对黄河28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区，只要有雄心斗志，愚公移山，子子孙孙搞下去，就能战胜。要把这项工作搞到21世纪，搞出成绩，为子孙后代造福。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营林是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当败家子，不能砍光了就走，吃光了就算，砍的多，造的少，21世纪再赔下去，不得了。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树林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林砍多了，多少年也翻不过身来。下一代人会在历史上给你记下的。
因此，他在1964年指示：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从中央到地方，每个负责同志，除年老有病的外，每年都要带头种种树，养成一种风气，要求对此事做出相应的规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规定的每年植树节，与此有密切关系。
恩泽后代，首倡改善环保
还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周恩来就提出环境保护问题。他说：我们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搞工业化建设一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避免出现西方那样严重的情况。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怎么能够体现出来？还怎么能称得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72年6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举行的第一届环境发展大会。次年8月，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与发达国家对照比较，发现我国的环境污染相当严重。他说：我们现在再不搞综合利用，后一代就要骂死我们，骂我们蠢材。我们可不能不顾一切呀，要为后代着想。
他特别关心首都的环境污染。在70年代初，他就要求北京市处理好“三废”(废水、废渣、废气)，搞好消烟除尘工作。他说：污水、污气解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了，就什么财富都可以创造，这是最大的财富！
1971年10月，他陪同外宾参观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看到烟囱喷吐的黄色浓烟散向天空时，他沉重地说：那黄烟有毒啊！接连作了五次指示，要求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黄烟，把“三废”治理好，绝对不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情。
1972年冬和1973年春，他已身患重病，还多次冒着寒风，徒步登上北海公园的白塔平台，俯瞰市容，考察北京市消烟除尘情况。在1975年病重住院后，他散步到北海公园，看到天空仍然弥漫着烟尘，感慨地说：什么时候我们的空气变得清洁起来就好了。所以，讲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若要追根溯源，应当说周恩来已有这个思想，只是没有现在这样的理论概括。
只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就会有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政绩观。周恩来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谋利益的一生。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共和国总理，执政为民，呕心沥血，忠实地、彻底地实现了其胸前佩戴的“为人民服务”徽章。这个徽章，就是他的政绩观的最好鉴定。正因为如此，“人民的总理人民爱”。几十年过去了，人民对他仍然怀着深厚的热爱之情。
来源：节选自《周恩来：一部党性修养的大书》。作者石仲泉，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