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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毅敏

    • 简介
  •         赵毅敏在1924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7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哈尔滨、上海、奉天等地从事革命工作,先后任满洲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代表兼政委,莫斯科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解放日报》社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科科长、秘书长兼延安大学副校长,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冀察热辽联合大学校长,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南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中联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副会长。赵毅敏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党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

     

    求学经历: 赵毅敏原名刘昆,河南省滑县牛屯人。

            1904年1月5日生于一个书香人家。赵毅敏的童年,是在滑县城南一个偏僻的农村小镇牛市屯度过的。

           1909年至1917年,赵毅敏先在本村读私塾,以后又到县城读书。在这种虽十分单调,却在学习中不时能够获得鼓励的环境里,赵毅敏结束了他的童年生活,准备报考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1915年《新青年》创刊后,新思潮在中国迅速传播。留学欧美,学习欧美等国家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成为青年学子追求的目标。赵毅敏考上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后,在他的眼前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赵毅敏这些丰富的人生经历中,河南大学五年的学习生活,却是他事业的真正起点。

            1922年由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考入河北大学。

             1924年继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之后赴法勤工俭学。

            1925年因参与声援国内五卅运动被捕入狱,在狱中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冬被驱逐出境,经德国辗转来到苏联东方大学,与罗世文、向警予等中共知名人物同班读书,1926年转为共产党员。

            1928年底他要求回国,先在东北绥芬河共产国际地下交通站工作,以刘老板的身份在当地开设小店,专门负责接送来往苏联的中共干部。

            1930年赴沈阳出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

            1931年9月18日深夜,赵毅敏和满洲省委的战友,从广播中得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明目张胆地占领奉天等地,他们立刻意识到:空前的民族灾难已经降临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赵毅敏代表省委连夜起草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武装占领,史称《9·19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号召中国民众进行抗日斗争的第一篇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武装占领。赵毅敏怀着满腔怒火,在宣言中惊呼:“工农兵劳苦群众们: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全占领了,这是何等惊人的事件啊!”宣言一针见血地指出:“9·18”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更有力的统治满洲,侵略蒙古,以致使满蒙成为完全殖民地的政策,是以满蒙为根据地积极进攻苏联与压迫中国革命的政策”。宣言同时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占领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所谓‘忍耐’、‘镇静’、‘莫给人以可乘之机会’、‘和平以示奋斗’等等所谓策略及其极力压迫一切反帝运动的行动,必然要使日本帝国主义者更急进的更肆意无忌惮地来占领满洲!”宣言要求工农兵群众团结起来,坚决反对并揭破敌人的无耻欺骗,坚信“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够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宣言还根据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提出了“罢工罢课罢市,反对帝国主义占据满洲!”“发动游击战争!”“反对白色恐怖——屠杀、监禁!”“打倒帝国主义!”等17条行动口号。第二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州宣言》。赵毅敏此前所起草宣言对形势的分析及其所提出的策略和政策,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宣言的基本精神。赵毅敏连夜疾书的宣言显示,作为一个20多岁的革命者,他已具有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敏锐的判断力。 “9·18”事变后,奉天的斗争更为严峻,日本宪兵公开在大街上盘查搜捕行人。同年11月22日,赵毅敏在奉天被捕。日本宪兵把他带到东城宪兵分遣队地下室,扒掉衣服,灌凉水,夹手指,抽鞭子,面墙长时间站立。赵毅敏当时心里想:敌人严刑逼供,就是要让一个革命者弯下腰去。他咬牙顶住,挺起了自己的胸膛。由于叛变革命的原省委宣传部秘书的指认,赵毅敏被判处5年徒刑。年轻气盛,一身是胆的赵毅敏,由此在狱中开始了与敌人新的周旋和斗争。入狱的当天,赵毅敏就用大义凛然的斗争精神征服了狱头(犯人中的头目)。当赵毅敏一进看守所的监房,手中还提着小包袱,刚把身体靠着炕沿的时候,一个狱头很严厉地问他:“你也不问问,就往炕沿靠,炕沿是木的,木能生火,小心烧着你的护眼毛。你是打什么官司的?”赵毅敏听到他这种粗鲁蛮横的口气,也就不客气地说:“告诉你,你也不懂!”狱头说:“吓!我这里什么官司没有见过?”“是共产党官司。”赵毅敏没好气地回答他。狱头装着什么都懂的样子:“啊!共产党咱可见过的,我认识吴振明,我俩一起蹲过监号,他是我的朋友,你是共产党也是我的朋友,把行李拿过来就睡在我的身边吧!”对赵毅敏的态度马上来了个180度的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 :

            1934年7月出狱后,赵毅敏改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务委员、组织部长、抗日联军第3军政委,奔波于已经沦陷多年的东北大地,参与领导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同年11月,省委派赵毅敏以省委代表的身份到赵尚志任司令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工作,兼任支队政委。哈东支队的前身是珠河反日游击队,它是1933年10月建立的,队长是赵尚志。由赵尚志领导的珠河游击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农民、工人、学生前来参加这支队伍,部队发展很快。当时,赵尚志与珠河中心县委一些同志在对待省委关于反“讨伐”斗争的指示有些意见分歧。赵毅敏到珠河(今尚志)与县委接上关系后,即开始调查了解情况。正赶上赵尚志带领队伍在外边活动,不在珠河,赵毅敏就先着手解决县委的问题。不久,赵尚志带领队伍回来了,赵毅敏同他们连续开了几次会,把问题全摆了出来。那时,斗争十分紧张,敌人不断前来“讨伐”。有一天,支队领导正在开会,日伪军就来“围剿”,他们在山头上与敌人一直打到半夜,才冲出包围圈,转移到别处。战斗结束后,又继续开会,双方都充分发表意见后,赵毅敏感到赵尚志与地方党委之间矛盾的焦点是在如何执行省委决议这个问题上。当时省委由于受“左’’的路线影响?,在所作出的粉碎敌人冬季“大讨伐”的指示中,曾不切实际地提出“不让日‘满’匪军侵入游击区域一步”,并作为反“讨伐”斗争的中心口号。县委一些同志主张要坚决执行省委这一决议,但赵尚志持不同意见,认为这做不到。他提出应比较实事求是地、灵活地执行省委决议。因此;省委就批评赵尚志右倾,而那些坚决执行省委决议的同志也由于完不成任务而遭到省委批评。通过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认为在当时,由于敌人数十倍于我,“不让敌人进入游击区一步”是不切实际的。因此,省委决议是无法实现的。后来,赵毅敏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给省委写了报告,指出应尊重赵尚志同志的意见,省委也同意了。

            1935年1月赵毅敏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后改称东北抗联第3军)政治委员。1935年初冬,赵毅敏奉命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他在珠河工作时间不长,只有两个多月,但努力致力于纠“左”,对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有力地坚持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会后,他的名字正式由刘昆改为赵毅敏,出任苏联东方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院第8分校校长,负责培训中共高级干部,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更年轻的革命者。他曾与李立三、吴玉章、陈云、滕代远一起给学员授课,还曾动员李立三自讲“立三路线”,被后人传为佳话。

            1938年底,赵毅敏向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任弼时提出要求,请求回国参加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

          1939年1月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回到延安。从此,赵毅敏便在毛泽东的教诲和关照下开始工作。 1938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发起成立鲁迅艺术学院。鲁艺是一个培养各类艺术人才的学校,设有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个系,还建立有研究室和实验话剧团。赵毅敏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出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在主持鲁艺日常工作中,赵毅敏特别注意做好知识分子工作。他支持、帮助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入党,是当时流传于鲁艺的一段佳话。1939年2月,诗人光未然(张光年)率领重庆的军委政治部抗敌演出队第三队来延安演出,于突破敌人围攻时折伤了左臂,在延安地区医院住院治疗。音乐家冼星海常去看他。诗人和音乐家心心相印,情投意合,一个激情满怀地写词,一个夜以继日地作曲,珠联璧合,巧夺天工,终于在穷山沟里诞生了中国艺术史上的绝唱:《黄河大合唱》。5月11日,《黄河大合唱》作为鲁艺建院周年庆祝活动的重头戏正式公演。演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部史诗性的作品,出现于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如郭沫若所说,它为抗战发出的怒吼,就像暴风雨中的浪涛一样,震撼人的心魄。创作上取得了成功的冼星海在政治上选择了共产党。1939年5月15日,他给鲁艺党的负责人赵毅敏送上《自传》,详细地叙述了自己思想的发展过程,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赵毅敏对冼星海的入党要求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深知:知识分子同样是学校的主人。在一所学校里,必须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干创造条件。赵毅敏和冼星海促膝谈心,给冼星海以热情的鼓励,在艰苦的环境里使他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冼星海对赵毅敏说:“你不搞文学,专门搞政治,对我们没有偏见,我信任你。”6月14日,在鲁艺党支部会议上,赵毅敏、徐一新向冼星海介绍了入党手续和入党条件,根据本人的要求,党支部一致通过冼星海入党。此后,冼星海在创作上取得了新的成绩。 1939年11月底,赵毅敏调离鲁艺。在此之后,他仍一直在文化、教育战线工作,如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解放日报》社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科科长、秘书长兼延安大学副校长等职务。

            1943年以后,秧歌运动在延安形成了热潮。

            1944年,赵毅敏带领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当时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杨家岭秧歌队和当地农民的秧歌队打成一片扭秧歌,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重视。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专门谈到这件事。他说:赵毅敏领着杨家岭秧歌队到安塞扭秧歌,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说明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赵毅敏当时是中央直属机关参加“七大”的代表,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在此后的革命生涯中,他更加自觉地谛听群众的呼声,做劳动人民真正的公仆。

          直到2001年,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座谈会上发言时,他还强调:只有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相连的紧密联系,共产党才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语重心长,耐人深思。


    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做出战略决定:派大批干部到东北去,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赵毅敏奉命第一批出发。他回忆说,当时由林枫带队,浩浩荡荡,翻山越岭,人们骑马、骑驴、步行,连夜行军,一口气赶到了古北口。这时,队伍接到中央电报,要选一名有独立工作能力,懂俄语的干部留下来,担任和当地苏军的联络工作,并负责把后续的干部安全地送到东北。赵毅敏被留在古北口担负这一工作。 接送赴东北干部工作结束后,赵毅敏于1946年任冀察热辽中央分局常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兼冀察热辽联合大学校长的职务,参加东北解放战争,直至全国解放。1949年进入北京后,他出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在这一时期,中南局面临着许多任务,土地改革、工商业改造、抗美援朝、清剿匪特、镇压反革命、恢复国民党溃退时破坏的铁路、桥梁、工厂等重要设施等等,工作千头万绪。赵毅敏同志作为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曾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与此同时,他写了大量关于民主建设、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等方面的文章,在当时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不少内容曾发表在《长江日报》等报刊上。赵毅敏同志在中南局的工作,是他在半个多世纪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 :

            1954年夏,中南局撤销,赵毅敏调任文化部部长、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被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在每个岗位上,他都表现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坦荡胸怀和忠诚。赵毅敏解放后参加国际活动的时间最长。分别协助王稼祥、陈毅工作,有时还直接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他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中国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友好交往。

            1956年底,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致函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由苏共牵头,以一批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名义出版一份理论杂志《在和平和社会主义旗帜下》。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认为当时国际共运已显示出尖锐分歧,办一份刊物不仅不可能起到推动各国革命运动的作用,还有可能成为苏共从理论上控制兄弟党的工具,但是,为尽可能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大局,中共只好表示同意创办这个刊物。

            1957年,世界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在和平和社会主义旗帜下》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由各国派任。苏方提出要中方派人担任副主编,赵毅敏向中央建议,鉴于当前国际共运的复杂情况,以担任编委为宜。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遂向苏共作了通报。毛泽东亲自指定赵毅敏为中国委员,常驻编委会。

            1958年3月7日至8日,杂志创刊会议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1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赵毅敏随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参加了会议。 1958年6月,赵毅敏和夫人凌沙等六人先后乘飞机前往布拉格赴任。果然不出赵毅敏所料,每逢编辑部开会,都要发生理论上的争论,内容之广,几乎涉及到每一篇拟发的文章。而苏联主编作风霸道,自作主张,常常引发论战。如中国的文章不得出现“人民公社”的提法,他们认为苏联没有先例,不属于他们认定的所谓社会主义的范畴,只让提“大合作社”。当时,赵毅敏始终旗帜鲜明,维护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立场。在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在非原则问题上,尽可能尊重兄弟党同志的意见,赢得了许多兄弟党的尊敬,在实际中起到了副主编的作用。

          1961年苏共22大之后,国际共运发生更大分歧,中苏关系更加恶化。苏共对《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控制得更加肆无忌惮,甚至编发了攻击兄弟党的文章。

          1962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以赵毅敏的名义致函杂志编委会,指出,鉴于该杂志已沦为苏共破坏国际共运团结的工具,中共不能再对该杂志负任何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不久,先期回国的赵毅敏电示所有中国编辑人员撤回国内。 1962年,先后有5个国家召开共产党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派中联部两个副部长伍修权、赵毅敏分别出席会议。意大利共产党召开党代会时,只邀请中共派一人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派赵毅敏出席了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大会。会上,对于一些人煽起的反华合唱,赵毅敏孤身一人,据理抗争,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尊严和荣誉。事后,毛泽东赞扬赵毅敏、伍修权是:“赵再见”独战罗马国,“伍泰然”五闯恶狗村。此后毛泽东还写下了“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著名诗句。


    文革期间:

            “文化大革命”中赵毅敏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

            1967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直至“四人帮”垮台后才重新出来工作。

            1979年党中央对赵毅敏予以彻底平反。此后他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秘书长。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后历任党的第十三、十四、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为国家的各项建设呕心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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