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路同志主持撰写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的耿丹烈士传记》，通过耿丹烈士的史料，还原了中国近现代革命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志士到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路径的普遍性。这些史料让我们得以穿越历史烟云，感受到前辈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同时，它又是一部关于高等教育与家国命运深度交融的启示录——耿丹烈士的革命精神与其教育理想交相辉映，与耿丹学院“耿耿丹心，为国为民”的校魂一脉相承，对今日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担当时代使命提供了鲜活范例与宝贵思路。
20世纪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与变革图强的世纪，从辛亥革命终结帝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再到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古老的中国历经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从蒙受百年屈辱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代代仁人志士牺牲和奋斗的成果。耿丹烈士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以热血为墨，以理想为纸，在民族觉醒和民族独立的史册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耿丹短暂而壮烈的一生(1892-1927)，以三十五载春秋浓缩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士人到革命者的升华历程。这位从湖北安陆走出的青年才俊，自幼浸润于书香门第的私塾课堂，却在时代裂变中挣脱了“学而优则仕”的枷锁，在辛亥革命的烽火中崭露头角，在英伦求学的岁月里淬炼思想，最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找到了救国的真理。他既是武昌首义时率学生军冲锋陷阵的青年将领，又是伦敦大学以《国际投资论》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术精英；既是北大讲坛上以《中国与新旧银行团》一文激荡五四思潮的青年学者，又是北伐军中以政治工作唤醒工农的革命先锋；既是李大钊、董必武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又是武汉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这种从书斋到战场的人生轨迹、从传统到革命的思想转型，正是他童年埋下的精神种子在时代风雨中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的生命历程。
耿丹自幼受父亲耿敦五先生的启蒙教育，禀赋颖异，胸怀大志，不仅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髓，更在时代的浪潮中萌生了“推翻清廷，复兴民族”的壮志豪情。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耿丹毅然决然地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武昌武普通学堂到湖北陆军小学堂，再到陆军第三中学堂，他一步步成长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在陆军第三中学堂期间，他不仅组织了革命团体竞存社、黄汉光复党，还积极投身于共进会的宣传动员工作，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而不懈奋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划破了寂静的夜空，也点燃了全国革命的燎原之火。耿丹，这位年仅十九岁的青年才俊，率领陆军第三中学堂的学生奋勇参战，出生入死，为武昌首义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武昌起义爆发后，耿丹被任命为学生军大队长，负责都督府的警备工作，并先后担任警卫团团长、战时总司令部参谋等要职，为保卫新生政权、巩固革命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汉阳保卫战的硝烟中，他冒雨督战于玉带门，与清军展开殊死搏斗；在黎元洪仓皇逃窜时，他率众追回并予以劝慰，一举稳住革命军心。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告别了帝制，而耿丹的报国之心和革命之志也在这场烽火中淬炼成钢、百折不挠。
中华民国成立后，耿丹出任湖北军政府鄂军第五师团长，成为最年轻的革命元勋之一。辛亥革命后，面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和走向专制，耿丹没有陶醉于既得利益，也没有选择妥协退让，转而参与组织“湖北改进团”，投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二次革命”。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耿丹亲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起的反袁斗争与“二次革命”，虽然牺牲甚大，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深刻揭示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条规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赢弱，纵使能赢得局部或阶段性的胜利，终难肩负引领民族复兴的重任。亚洲第一个新生的共和国建立后，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等政治实验轮番登场，都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山河破碎、列强欺凌、军阀混战、民生凋敝的困局依旧如初、依旧无解。这一局面的真正改变要等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无产阶级登上历史的舞台，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懈奋斗，才最终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
1913年冬，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耿丹作为北洋政府的第一批留学生远赴英国留学，进人伦敦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在异国他乡，耿丹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西方先进的科学与文化知识，同时也不忘关注祖国的前途与命运。1919年6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荣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发愿将所学知识应用于拯救苦难中的祖国，为国家的独立与富强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耿丹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在这里，他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并深受他们的影响。在李大钊的引导下，耿丹开始接触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参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工作。他不仅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这一时期，耿丹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与新旧银行团》的长篇论文，以冷峻的笔触剖析时局，直陈北洋军阀与列强银行团勾结卖国的事实，并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和中国人民爆发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论证鞭辟入里，文风雄健磅礴，其历史价值与思想锋芒至今仍熠熠生辉。此外，耿丹还在《世界大势》杂志接连发表《新银行团与国际关系》等三篇学术论文，深度剖析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其研究视野之广、治学效率之高，在五四时期的学界实属罕见，彰显出耿丹作为青年学者的学术锐气与深刻洞察。耿丹在北京大学任教虽不足两年，却影响深远，其精神成为学校宝贵的历史财富，校史馆英烈馆特设其人物简介与照片以作纪念
1920年底，耿丹回到湖北，先后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代理校长，与董必武、李汉俊等共同发起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耿丹经常以武汉代表身份支持并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耿丹在武昌高师期间，倡导民主，力主改革，鼓吹新思潮，反对旧思想，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和民主办校：支持学校首次招收女生，实行混合编班，开湖北风气之先；推动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学生可自由选修课程、提前毕业，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多方延揽教授，活跃学术氛围，先后聘请了黄侃、郁达夫、李汉俊等知名教授担任教职，校内学术空气为之一新。耿丹主持教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以锐意改革之姿打破了原有的沉闷氛围，在湖北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23年2月，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后，耿丹参加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推动武汉各工团、各学校前往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并举行同情罢课，声援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1925年5月，上海“五卅”运动爆发后，耿丹积极支持进步师生参加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呼吁收回租界、保障工人权益。
北伐战争期间，他成功策反刘佐龙部，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11月，经李国瑄、宛希俨介绍，董必武、吴玉章批准，耿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耿丹在第十五军任职期间，选用黄埔军校毕业生担任团、营领导，反对军阀作风，严禁打骂士兵、克扣粮饷，引起旧式军官的不满，军长刘佐龙亦对其心怀嫉恨。1927年“七一五”事变后，面对汪精卫集团的反共行径，耿丹愤然辞职，继续坚持革命活动，同年8月目被刘佐龙残酷杀害，年仅三十五岁。
耿丹牺牲后，其遗骨葬于武昌洪山宝通寺后山，墓碑上镌刻的诗句“青山有幸理忠骨、此语今堪持赠君”正是对他一生行径的高度肯定。1957年5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耿丹为革命烈士，并向其亲属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署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文曰:“耿丹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给予耿丹高度评价。
耿丹不仅在革命斗争中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与无畏的牺牲精神，而且在思想上始终保持着追求真理、与时俱进的态度。他的革命经历与思想转变，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在新时代，耿丹精神依然具有深远的意义与价值。它不仅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更是引导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把握现在、开创未来的思想源泉。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中走市场经济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资本社会【注】，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所组织的。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革命知识分子的作用非常重要。革命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革命知识分子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非常重要。今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这个历史任务上，肩负着非常关键的责任。耿丹烈士生平事迹的全面梳理与深人挖掘对这个历史任务会有重要的启示
【注】参见林炎志：《论资本社会》，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第1~16页
林炎志耿丹学院校长
2025年9月18日
于耿丹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