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就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进攻。孙中山迫于内外压力，1912年2月15日去职，让位于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孙中山和同盟会一些重要领导人相继下野，革命政权落入旧官僚和立宪派手中，湖北革命政权也逐渐被前清旧军官掌控。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篡夺，中华民国的资产阶级共和体制成立后几个月即遭破坏。在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下，耿丹等革命党人继续寻求救国道路，展开了反袁斗争。
1912年4月6日，黎元洪向全国通告解除大元帅职务，改由袁世凯兼任。此后，黎元洪和部分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合流，反对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逐渐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故此，部分革命党人离开武汉，想支持黄兴继续展开革命斗争。时任南京留守的黄兴，委任李书城为总参谋长，耿觐文、张孝准、何成濬为参谋、军务、总务处处长。耿丹留在武汉，积极组织、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在反袁起义中支持并参与同盟会的舆论斗争。4月12日，孙中山到武昌发表演说，主题是《社会革命之正道》，探索民主共和救国之路。
耿丹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继续宣传革命思想，并参与筹办同盟会在武汉的言论机关报刊——《春秋报》。
1912年4月12日同盟会在汉言论机关《春秋报》开始筹办，是日发布组织缘由，内称：“同人等综观大局，政治靡乱，纲纪废弛。今欲改良政治，振兴纲纪，促进共和，与列强并驾争雄于大舞台上，非报纸之直书，秉春秋之笔以监督之，则宵小滥竽于政界之内，而政治纪纲渐弛乱，有不可收拾之势”，故发起组织《春秋报》。
《春秋报》筹办同时宣告，由于经济困难，报刊出版难以定期，务望各界支持，以便早日发行。参与发起该报的多为革命党人，共41名，姓名如下：黄锡麟、高尚志、徐邦、戚星北、周宗镛、黄允诚、贺捷三、胡绍斌、孙绍基、吴宗汉、汪昌祥、李康成、严绍箴、罗贤斌、宋志新、陈恺怡、邓玉麟、陈锡仁、沈孝墀、李乐甫、魏一韩、黄柏如、陈人杰、陈育万、成理怙、陈子珩、黄衣生、赵复、谭雍、杨图、耿丹、宋迪。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前，耿丹已经积极投身于革命党人组织的党团活动中，并与革命党人一起起兵讨袁。
民国初期，各党派活动频繁，继续寻求救国之路。1912年5月5日，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国民党举行会议，决定合组为共和党。5月8日，各党派任命冯自由为临时稽勋局长。5月9日，共和党正式成立。5月13日，黄兴电告遣散军队情形，并请撤销南京留守机构。5月27日，黄兴通电反对四国银行借款条件。6月14日，黄兴被正式解除南京留守一职。6月17日，柏文蔚任安徽都督，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8月5日，武昌第一镇第二协发生兵变。
8月8日，张振武偕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到北京，时有武昌“第三次革命”，即全国“二次革命”之酝酿。8月11日，黎元洪电告袁世凯，称前湖北军务司副司长张振武等蛊惑军士，破坏共和，图谋不轨，请立予正法。当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举行正式合并筹备会，由宋教仁主持会议。8月12日，蔡锷宣布脱离统一共和党，主动解散该党所属支系。8月13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发表合并为国民党的宣言。孙中山、黄兴电告同盟会海外各支部，嘱同志改组为国民党。
8月15日，武昌起义重要将领张振武及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在北京被袁世凯突然下令逮捕，随后被处决。8月16日，湖北议员孙武、杜潜、刘成禺、邓玉麟等向袁世凯当面质问枪杀张振武一事。黎元洪亦于同日公布张振武罪状。8月26日，黎元洪通电，宣称将建设巩固中央政府，以振兴实业。随后，孙中山发表演说，盼袁世凯当选第一任总统，建设民国，负全责。9月22日，稽勋局派杨铨、任鸿隽、宋子文等二十五人出洋留学。
10月10日，北京政府举行第一届国庆典礼，追祭革命先烈。袁世凯将授孙中山、黎元洪以大勋位，唐绍仪、伍廷芳、黄兴、程德全、段祺瑞、冯国璋以勋一位，孙武等以勋二位。另授赵秉钧、周学熙等嘉禾章，各省都督加上将衔。
10月14日，中国铁路总公司于上海成立，孙中山任总理。10月18日，马良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1月13日，山西王锡三、金子通因谋第二次革命，被枪决。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各省都督民政长，凡有倡言革命，敢为国民公敌者，依法严办。当日，中美签订清华学堂留美学生借款二十万元的合约。12月19日，黄炎培被任命为江苏教育司司长。
1913年1月14日，中美续订清华学堂留美学生借款十八万五千元的合约。3月6日，国民党人季雨霖、熊秉坤、詹大悲等谋划在武汉起事，事败。3月11日，财政总长周学熙致书六国银行团，对借款条件表示遗憾。3月1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声明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
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身亡。3月25日，孙中山自日本长崎回抵上海，与黄兴、陈其美、居正等商宋教仁遇刺案，协商讨伐袁世凯，黄兴不主张讨伐袁世凯。
4月，耿丹与革命党人在武昌县华林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成湖北改进团，以“改进湖北军政，继续努力进行革命事业”，推翻袁世凯政府和黎元洪在湖北的统治。湖北军政改进团主要由鄂军第八师师长季雨霖和第五混成旅旅长熊秉坤组织，在军队中开展活动，联合进行反袁斗争。4月8日，黎元洪电称，前任陆军中将季雨霖、旅长少将熊秉坤等密谋倡乱，免其职官，限期归案。原因是季雨霖等人组织改进团，计划败露。
耿丹的兄长耿伯钊，是改进团相关上海制造局事件的亲历者。1913年4月，耿伯钊接到孙中山通知，驰赴上海，参与沪军都督陈其美反袁军事策划。7月，革命因进攻上海制造局失利，湖南、广东、福建北援之师迟迟不发，讨袁军事遂告失败。耿伯钊于是亡命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耿伯钊回国，被授予陆军中将、将军府参军，蛰居北京达十年之久。
1913年5月2日，袁世凯咨请参众两院迅速选举正式大总统。孙中山致各国政府，请其勿为袁世凯支付借款。5月3日，袁世凯明令痛诋第二次革命的密谋，要求制止对袁起事的革命党人。5月8日，各界人士在九江开会反对大借款，指责袁世凯、赵秉钧为宋教仁案罪犯。5月15日，袁世凯撤销黄兴的陆军上将头衔。5月17日，孙中山致书日本元老井上馨，请设法限制袁世凯之大借款，不许其充为战费，以保和平。5月21日，伦敦、柏林、巴黎、圣彼得堡、布鲁塞尔、东京等地募集对华善后借款。
宋教仁被害后，孙中山在汉口设立总机关——国民党交通部，并派宁调元、熊越山等至武汉协助策划反袁起义，将武汉经营为反袁基地。黄兴写信给在汉党人，推进这一活动。此前鄂军第八师师长季雨霖和第五混成旅旅长熊秉坤在军队中已组织有湖北军政改进团，这时与省参议员詹大悲等在德租界内联合设立讨袁临时鄂军机关部，制备了起义用的红旗、袖章，并拟定了口号。
6月23日晚，交通部下达命令，预定25日举火为号，在武昌南湖集结后进攻首义门，宣告独立，待机北伐。黎元洪侦知后，24日派兵查抄《民国日报》，逮捕图谋在湖北举事之革命党人萧大满等四十余名人士，25日黎元洪下令将逮捕的起义联络员就地处决。
26日黎元洪又会同德租界巡捕破坏起义机关，拘留了宁调元、熊越山等人，并于9月2日将这些人杀害。詹大悲、吴醒汉、蔡济民、季雨霖、蒋翊武、梁钟汉等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分别流亡上海、湖南。革命党人章裕昆等在湖北天门潜江起事，于6月30日失败。6月28日，革命党人在湖北仙桃镇起事不成。黎元洪又派鄂军第六师师长王安澜与援鄂军师长黎天才等，出兵镇压各起义官兵，强制解散熊秉坤建立的第五混成旅，黎元洪随后下令杀害被捕者，通缉在逃者。
同年7月，耿丹奔赴上海，参与沪军都督陈其美反袁军事行动。因沪军进攻上海制造局失利，湖南、广东、福建北援之师迟迟不发，耿丹秘密返鄂，策动湖北改进团东进。不料，一到武汉，其发现黎元洪已经请来北洋第二、第六师入鄂镇压革命。湖北军政改进团已于5月被破坏，许多革命党人遭到枪杀和通缉。此时，沪宁战事也因孤立无援，陷入全线沉寂。鄂督段芝贵侦知，布下天罗地网捉拿耿丹。耿丹乃绕道前往北京隐匿。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驻守德安的桂军第一旅长林虎，与第六师李纯部团长张敬尧在沙河镇对战，二次革命爆发。9月初，二次革命失败，前后持续约两个月。
早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前，为了巩固统治地位，黎元洪和袁世凯日益勾结。袁世凯在军事上采用陈宦之计，削弱武汉革命武装，在政治上则通过他与黎元洪进行联络。黎元洪和袁世凯合谋，将有影响的首义党人调离武汉，由袁世凯笼以高官厚禄，加以羁縻。孙武、张振武、蒋翊武等起义功人，先后被调至北京。但是，除了孙武等少数人，大多数人识破了黎元洪和袁世凯的诡计，不久又相继回到湖北。
在唐绍仪内阁和陆徵祥内阁风潮中，同盟会领导人为了民国政局的稳定，尽量保持克制。但是，袁世凯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权势，而是寻找一切机会，分化、瓦解和打击革命党人，张振武和方维在北京遇害一事，就是典型。
张振武，字春山，湖北竹山人，1911年6月在武汉加入共进会，后参与武昌起义的指挥，并在起义成功后，出任湖北军政府军务部要职。不久，孙武伤愈，出任部长，张振武即退居副部长。随后，黎元洪以群英会反对军务部为借口，先后撤销孙武、张振武和蒋翊武在军务部的职务。当时，张振武虽然与孙武有矛盾，自己被无故挤出军务部非常不满，曾派人向黎元洪转达留任的请求，甚至要求出任军务部长，因而引起黎元洪忌恨。
袁世凯对首义元勋当然不会掉以轻心，何况黎元洪是他在南方最重要的同盟者，利用黎元洪打击革命党人，正是他的重要策略。他接受参谋长陈宦的献策，利用湖北革命党人内部的权力矛盾，玩弄阴谋诡计。陈宦跑到武昌，私下对黎元洪说：“三武不去，则副总统无权，若辈起自卒伍下吏，大总统召其来京，宠以高官厚禄，殊有益于副总统也。”这一调虎离山的计策，正合黎元洪心意。
1912年5月间，三武先后奉召北上，袁世凯授其以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的虚衔。但张振武对此极为不满，责问段祺瑞说：“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还两次向袁世凯电陈条陈，要求主持屯垦事务。为了敷衍张振武，袁世凯委任他为蒙古屯垦使，当他要求设立专门机构时，袁世凯便不予理睬了。张振武一气之下，不辞而别，6月中旬返鄂，凭借自身在湖北的实力，设立屯垦事务所，向黎元洪每月索款一千元，准备招募一镇精兵，赴蒙古镇抚。黎元洪对张振武返鄂深感忧虑，因他与孙武、蒋翊武不同，手中一直掌握着一支精干的武装——将校团。张振武凭借这支武装和其在军队中的影响，一直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
袁世凯非常关注黎元洪、张振武之间的矛盾，屡次电请张振武再次进京，商议国事，黎元洪也赠予张振武四千元路费，并假意表示：“对于张君可抚心自问，并无一些相待不好之心。”在袁世凯、黎元洪的哄骗与推拉下，张振武于8月上旬随刘成禺、郑万瞻等人再次来到北京，同行的有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三十多人。
张振武这次进京，实际是进了袁世凯、黎元洪预设的圈套，但他却毫无戒备。8月14日，张振武在德昌饭店宴请同盟会和共和党要人，希望消除党见，共维大局。15日夜，为调和南北军政关系，他又与湖北来京将校一起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校。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出席敷衍。晚10时左右，宴罢人散，张振武与冯嗣鸿、时功玖分乘三辆马车返回寓所。当途经正阳门时，段芝贵即指挥潜伏的军警将张振武捆绑起来，押解西单牌楼玉皇阁京畿军政执法处。此前，方维也在金台旅馆被捕，被押往执法处的城外分局。
16日凌晨1时，被捕后仅三小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于木桩上，身中六枪毙命。在临刑前，他对行刑士兵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同时方维也在城外被害。
张振武被捕后，同行的时功玖见事态严重，赶紧与共和党民社派联络。16日凌晨3时，他和孙武等匆匆赶到军政执法处试图营救。然而，陆建章淡然地告诉他们已经行刑，并出示了袁世凯处决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根据黎元洪的密电，由陆军总长段祺瑞副署。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孙武默然，刘成禺愕然说：“我不知竟死得这样快！”请张振武进京的民社派人士深感自己坑了朋友，心中无限悲愤。
陈宦是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功臣，他是耿伯钊在武昌经心书院的同学，二人关系密切。1911年被四川总督锡良聘用，官至新军二十镇统制。经耿伯钊等人介绍，在南京认识黄兴。辛亥革命之后有一段时间为黎元洪幕僚，1912—1915年在北京任袁世凯的智囊，得到袁世凯信任和重用。1915年5月至1916年4月担任四川总督。1916年5月22日，他在四川宣布独立，给袁世凯致命的一击。1916年后退出政坛，193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0岁。
近日查获乱党蒋翊武布告，语多狂悖，并有利用伪印，自称鄂豫招抚使情事，实属甘心叛逆，蒋翊武着褫去上将衔陆军中将，剥夺勋位，应由湖北、湖南、河南各都督严行拿办，并着各省都督一体饬属通缉，务获惩治，以肃法纪。
8月13日，湖南正式宣布取消独立。谭延闿给蒋翊武七万元经费，其中五万元用于遣散鄂招抚使署人员，蒋翊武自己留了两万元的出逃路费。8月29日上午，蒋翊武和随从覃连升一行三人进入广西全州，被十余名士兵围捕。9月3日，黎元洪请求袁世凯命令陆荣廷从速杀蒋。与杀张振武如出一辙，袁世凯顺水推舟，令将蒋翊武就地枪决。
至此，首义三武已去其二，只剩孙武尚在。耿丹就是经吴禄贞介绍，认识孙武并加入共进会。
孙武，原名葆仁，字尧钦，号梦飞，湖北夏口人，是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武昌起义的策划和执行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8岁时，孙武考入湖北武备学堂，与吴禄贞、傅慈祥等同学，毕业后任湖南新军教练。唐才常组织自立军，吴禄贞介绍他任岳州司令，事败避居乡间。其间，其先后参加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活动。季雨霖因日知会案获保释，约孙武一同北上。孙武到东北由同乡介绍与人相识，由其资助赴日学习军事，在日本东斌军事学校，和喻培伦、焦达峰、黄复生、熊越山等人学制炸弹。1908年，在日本东京，孙武和湖南浏阳人焦达峰等革命党人成立了革命组织共进会，孙武被推选为军事部长。1909年春，孙武回到武汉，联络会员。同年，他在香港《中国日报》社与冯自由、胡汉民、洪承点等相识，并正式加入同盟会。翌年春返武汉，一度停滞的共进会又恢复活动，并进一步开展革命活动。孙武与革命先驱孙文同姓异名，文武相袭，故假孙文之名开展革命活动。在武汉，仍然假孙文名义活动的士兵，提出“抬营主义”的主张。
1911年9月24日，共进会、文学社举行联合大会，同时商议起义计划。大会由孙武担任主席，决议举文学社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对起义步骤，分担任务，都作了具体规定。起义前，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制造炸弹时引起爆炸事故。起义成功后，孙武被推举为湖北军政府的军务部长，负责军事指挥工作。他提出首义应以武昌为重的主张，强调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并在起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孙武在革命成功后的政治生涯中遇到诸多挑战。他与黎元洪、黄兴等革命领袖之间存在矛盾，尤其是在权力分配和对革命方向的理解上产生了分歧。孙武倾向于支持黎元洪，这导致他与文学社成员的关系恶化，甚至引发了倒孙运动。此外，他在湖北军政府中未能有效推动革命成果的落实，进而被指责排挤同志和旧官僚，最终在1912年离职，转而活跃于北京政界。后一直依附北洋军阀，但不为北洋军阀重用。1922年，湖北督军兼省长萧耀南委任孙武为汉口地亩清查督办。1939年11月10日，孙武死于北京拈花寺。
抬营主义是清末湖北革命党人在新军内部长期渗透、积蓄力量，进而将成建制清军军队抬入革命阵营的战略思想与实践。其核心在于通过打入基层、发展组织，实现军事力量的建制转化，避免单纯依靠会党导致的零散失败，为武昌首义胜利奠定基础。抬营主义的创新在于从内部瓦解敌人，变敌方武装为己方力量，是革命党在多次起义失败后总结出的成熟军事策略，它改变了单纯依赖会党和华侨的模式，使武昌起义具备坚实的军事基础，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转折点。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7月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独立，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7月16日，岑春煊被举为讨袁军大元帅。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7月18日，上海、广东宣布独立，陈其美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陈炯明任广东讨袁军总司令。7月19日，福建宣布独立，许崇智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7月20日，浙江宣布独立，朱瑞任浙江讨袁军总司令。7月21日，湖南宣布独立，谭延闿任湖南讨袁军总司令。7月22日，孙中山发表宣言，号召全体国民一致讨袁。7月25日，湖南宣布取消独立。8月4日，四川宣布独立，熊克武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8月7日，安徽宣布取消独立。8月9日，福建宣布取消独立。8月11日，浙江宣布取消独立。8月13日，上海讨袁军失败。8月18日，江西讨袁军失败。9月1日，南京被北洋军攻陷，二次革命失败。
9月1日，张勋、雷奁春、徐宝珍攻占南京，大肆抢杀三日，何海鸣、韩恢出走，二次革命完全失败。
9月27日，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10月15日，北京总检察厅通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许崇智、陈炯明、谭人凤、张继、熊克武、钮永建、何海鸣、廖仲恺、朱执信、邓铿等。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起反袁斗争和二次革命，耿丹均积极参加，但这两场革命运动都以失败告终。反袁斗争和二次革命的失败，进一步表明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够强大，最终被历史所淘汰。这一阶级即便能获得某些局部斗争或阶段性斗争的胜利，也无法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只能交给更先进的代表——工人阶级政党。
正当江西局势紧张之时，上海发生了进攻制造局事件。这次事件由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会党领袖发动，1913年7月，革命因进攻上海制造局失利，湖南、广东、福建北援之师迟迟不发，讨袁军事遂告失败。耿伯钊于是亡命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暴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耿伯钊回国，被授予陆军中将、将军府参军，蛰居北京达十年之久。
1913年5月2日，袁世凯咨请参众两院迅速选举正式大总统。孙中山致各国政府，请其勿为袁世凯支付借款。5月3日，袁世凯明令痛诋第二次革命的密谋，要求制止对袁起事的革命党人。5月8日，各界人士在九江开会反对大借款，指责袁世凯、赵秉钧为宋教仁案罪犯。5月15日，袁世凯撤销黄兴的陆军上将头衔。5月17日，孙中山致书日本元老井上馨，请设法限制袁世凯之大借款，不许其充为战费，以保和平。5月21日，伦敦、柏林、巴黎、圣彼得堡、布鲁塞尔、东京等地募集对华善后借款。
宋教仁被害后，孙中山在汉口设立总机关——国民党交通部，并派宁调元、熊越山等至武汉协助策划反袁起义，将武汉经营为反袁基地。黄兴写信给在汉党人，推进这一活动。此前鄂军第八师师长季雨霖和第五混成旅旅长熊秉坤在军队中已组织有湖北军政改进团，这时与省参议员詹大悲等在德租界内联合设立讨袁临时鄂军机关部，制备了起义用的红旗、袖章，并拟定了口号。
6月23日晚，交通部下达命令，预定25日举火为号，在武昌南湖集结后进攻首义门，宣告独立，待机北伐。黎元洪侦知后，24日派兵查抄《民国日报》，逮捕图谋在湖北举事之革命党人萧大满等四十余名人士，25日黎元洪下令将逮捕的起义联络员就地处决。
26日黎元洪又会同德租界巡捕破坏起义机关，拘留了宁调元、熊越山等人，并于9月2日将这些人杀害。詹大悲、吴醒汉、蔡济民、季雨霖、蒋翊武、梁钟汉等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分别流亡上海、湖南。革命党人章裕昆等在湖北天门潜江起事，于6月30日失败。6月28日，革命党人在湖北仙桃镇起事不成。黎元洪又派鄂军第六师师长王安澜与援鄂军师长黎天才等，出兵镇压各起义官兵，强制解散熊秉坤建立的第五混成旅，黎元洪随后下令杀害被捕者，通缉在逃者。
同年7月，耿丹奔赴上海，参与沪军都督陈其美反袁军事行动。因沪军进攻上海制造局失利，湖南、广东、福建北援之师迟迟不发，耿丹秘密返鄂，策动湖北改进团东进。不料，一到武汉，其发现黎元洪已经请来北洋第二、第六师入鄂镇压革命。湖北军政改进团已于5月被破坏，许多革命党人遭到枪杀和通缉。此时，沪宁战事也因孤立无援，陷入全线沉寂。鄂督段芝贵侦知，布下天罗地网捉拿耿丹。耿丹乃绕道前往北京隐匿。
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人，所以要牺牲这批激进派，无非是想缓和来自袁世凯的压力，以便保住革命党人的地盘和实力。他们一度希望通过法庭和国会斗争来寻求转机，而革命党人在南北调和的局势中，已经陷入奄奄一息的境地。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袁，是为了捍卫革命果实。7月31日，袁世凯悬赏令国民党三日内宣布将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其美除名。袁世凯悬赏缉拿黄兴、陈其美、黄郛、李书城。8月5日，孙中山、胡汉民经过基隆前往日本。8月10日，袁世凯通缉国会议员居正、胡秉柯、田桐、白逾桓、刘英。
9月1日，张勋、雷震春、徐宝珍攻占南京，大肆抢杀三日，何海鸣、韩恢出走，二次革命完全失败。
9月27日，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10月15日，北京总检察厅通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许崇智、陈炯明、谭人凤、张继、熊克武、钮永建、何海鸣、廖仲恺、朱执信、邓铿等。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起反袁斗争和二次革命，耿丹均积极参加，但这两场革命运动都以失败告终。反袁斗争和二次革命的失败，进一步表明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够强大，最终被历史所淘汰。这一阶级即便能获得某些局部斗争或阶段性斗争的胜利，也无法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完成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只能交给更先进的代表——工人阶级政党。
经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耿丹的革命启蒙导师和长官有的被刺杀，如吴禄贞；有的归隐山林，如孙武和吴兆麟。经历反袁斗争和二次革命失败，耿丹充分认识到，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无法承担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