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耿丹留英学成后回到祖国。他先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系讲师，家住北京西城区铜井大院文昌阁七号。1920年年底，应辛亥革命友人邀约，耿丹返回湖北。耿丹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与爱人张笃和一起建立了家庭，两人夫妻恩爱，感情融洽。耿丹取“楚之雄”“汉之英”而得“耿楚英”，赠予张笃和，以示勉励。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耿丹家里的常客有李四光、王世杰和沈从文等。他还结识了同校文学教授陈独秀、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彼此相交甚笃。陈独秀、李大钊主持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组织和领导了北京五四爱国运动。耿丹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蔡元培是校长。而1916年12月26日签署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的人，正是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因辛亥革命期间耿丹护卫黎元洪及革命有功，黎元洪后来亦多次关照耿丹。耿丹了解到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遭到北洋政府残酷镇压，内心无比惯懑，因此对于北洋政府拟聘他为法制局参事一事，他坚辞。

耿丹经常同陈独秀和李大钊探讨革命问题并著文针砭时弊，揭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和中国人民必然爆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客观规律，分析近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关系和西方外交政治时局，他密切关注国内外政治局势，一直不忘斗争，寻找救国救民之路，随时准备再次投身于更大的革命洪流之中。

1919年年底，耿丹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一号(民国八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上发表《中国与新旧银行团》的长篇论文，探讨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文章分析深刻，论证精确，很有煽动力。 文章发表后，曾激起全国各界爱国志士的强烈共鸣，也遭到帝国主义分子和反革命政府的仇视。

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耿丹不仅限于教学，还积极参与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 针对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发表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相关论文。耿丹系多产学者，其研究成果足以引起学界轰动。在短短不到半年时间，耿丹除发表长篇学术论文《中国与新旧银行团》之外，还连续在《世界大势》杂志发表另外三篇专业学术论文: 《新银行团与国际关系》《英法外交政策与欧洲政局之影响》《威尔逊与威尔逊主义》。这种研究治学的工作效率，在当时并不多见。在北京大学教学期间，耿丹关注中国社会的根本政治与经济问题，他视野广阔，认识深刻。他的研究问题意识尤为强烈，研究范畴横跨国际投资、金融、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等多学科领域，既针砭时弊，又致力于寻求救国救民之策。

通过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学者探讨各种思潮和革命问题，耿丹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后来，耿丹以湖北代表身份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该会活动，成为该会最早的湖北代表之一。

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岁月是耿丹学术生涯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他通过教学和研究传播先进的救国思想，为国家培养了人才，也为自己未来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虽然耿丹在北京大学工作不足两年，但北京大学一直以其为骄傲。耿丹精神成为北京大学的宝贵财富。北京大学校史馆英烈馆专门列有“耿丹”的人物简介(216字)和照片。“人物简介”内容如下:

耿丹(1892-1927)湖北安陆人。少年即蓄“控倾清廷、复兴民族”大志。 辛亥武昌首义时任革命军政府禁卫军团长。后赴英国留学，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身处异邦，心怀祖国。1919年6月，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与陈独秀、李大钊过从甚密，开始倾向马克思主义。1920年年底，回武汉任教。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因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通缉。192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8月11日，被敌人残酷杀害。

1993年北京大学建校95周年之际，在苍松翠柏掩映的静园，树立了巍峨庄严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题写碑名。革命烈士纪念碑彰显了北大的光荣革命传统:反帝、爱国、追求真理，鼓励人们踏着烈士的足迹，永远前进。革命烈士纪念碑之上的英烈名单共96人。耿丹名列北大英烈68人之中: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张太雷、何孟雄、范鸿劼、郝克勤、 王仲强、王中秀、张仲超、李家珍、黄克仁、孙炳文、杨景山、姚彦、邓文辉、张挹兰(女)、耿丹、彭树群、安幸生、颜蔚圃、袁玉冰、杨超、高仁山、张世兴、 李芬(女)、汪群、李子洲、黄日葵、王德三、张经辰、杜自生、王青士、段楠、 谭寿林、刘雪亮、刘天章、任国桢、黄绍谷、王复生、张甲洲、夏次叔、王正朔、 陈伯衡、安廷庚、闵毓华、郭钦光、李却非、贾纤青、黄显声、王振华、韩麟符、 申政、李光汉、肖扬、赵梅生、魏克仁、贺建华、朱克靖、刘亚生、陈大鹃、江文焕、乔光鑑、严家驩、郑长璋、肖保璜、钱壮飞、苏振民。耿丹的名字排在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英烈名单第二列之首。

第三节  经济学家和国际法学家的诞生

耿丹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关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关系，多次发表论文，包括《欧美政治潮流论》。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国际投资论》，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伦敦大学经济科博士学位。1919年回国后，耿丹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讲师期间，发表系列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法学专业论文，因在政治经济学和法学领域成就突出，耿丹被誉为经济学家。其实，他还是国际法学家。

一、《国际投资论》和《中国与新旧银行团》

在撰写博士论文期间，耿丹发挥自己的外语优势，博览群书。他的博士论文《国际投资论》选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问题导向，根源在于他早年在武汉参加辛亥革命时，目睹了中国已出现的严重国际政治和涉外经济问题。1904 年，湖北商民和湖南、广东商民提出从美国美华合兴公司手中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诉求，掀起收回路权运动。1905年，以汉口大商人蔡辅卿为首的各行业商人联合开展抵制美货的斗争。1909年，由湖北留日学生首先发难，湖北议局和立宪派积极投入，广大工人、学生和商民踊跃参与，掀起声势浩大的抵制铁路借款，保卫川汉、粤汉铁路主权的保路运动，将当时全国正在发展的收回路权运动推向高潮。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立宪派还以湖北议局为舞台，开展旨在实行君主立宪的请愿活动。1911年，由于清政府强行将已由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再次通过出卖筑路权向帝国主义贷款，湖北各界人民再次投入保路斗争，成为湘、鄂、 粤、川四省人民保路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着，一场结束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伟大革命从湖北发端。这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武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是清王朝反动统治在华中的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发展迅速的地区之一。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这一地区尤其激烈。

耿丹于1919年12月1日在《新青年》杂志第七卷第一号上发表长篇论文《中国与新旧银行团》，署名为英国伦敦大学经济科博士，揭露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并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和中国人民爆发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必然规律，同时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国际国内根源，做了科学的说明。该论文是其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增删而成。

论文内容如下:“今年五月十七日，英美法财团代表，会于巴黎。关于投资中国，有组织新银行团之协议。其时不佞适在英伦，即闻列强有利益公摊(APooling of Interests)之说，意谓凡旧行团员，因投资中国所已得之利益及特权，均让渡于新银行团。此后投资中国，悉由新银行团员比例分担之，将以免一国利益之独占。 国际竞争之冲突也。由此可知列强对待中国之政策，将有变迁。中国之前途，将受极大之影响矣。美国倡新银行团之组织甚力。英法两国已接近于美之主张，为无条件之加入。日本独提出:(一)满蒙除外，(二)五百万元以下投资自由之两条件。 其第二条件，或能得英美法财团之承认，惟第一条件与新银行团组织之精神不符。 日美相持，迄未解决。日本外交当局，颇主张无条件加入。屈于军阀之权威，未能贯彻其主张。虽目前新银行团，有陷于搁浅之势，然其成立，究为迟早及日本加入与否之问题也。吾人于此所宜研究者；(一)银行团与列强对待中国政策之关系； (二)新旧银行团之比较、及与中国之利害；(三)中国对待新银行团之正当办法。 不佞既于拙作英文国际投资论(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in Chima)中所阐述，兹复增删前作，辑为此篇，以质国人。”

耿丹指出，鸦片战争后，首先是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闯入中国，接着德国德华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德国东方汇理银行、沙俄道胜银行相继入侵，相互争夺贷款优先权，先后签订了“俄法借款”“英法借款”“英法续借款”等协议，从而分别撰取了中国的海关、盐税等特权。其后美国花旗银行挤人中国市场，向清政府提出“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外交主张，结果与英、法、德三国银行联合，成立四国银行团，共同垄断中国贷款，分享在华一切权益。后来，沙俄加入，成立五国银行团， 1913年五国银行团与北洋政府签订了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约，从此全面地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大权。袁世凯利用这笔巨资，扩大北洋军队以培植嫡系，同时解散南方各省军队以剪除异己，从而建立起强大的北洋军阀统治体系。

关于中国对待新银行团的正当办法，耿丹认为:“既确认新银行团之组织，与中国前途有相当之利益，今将进而论中国对待新银行团之正当办法。然于未入本论之先，宜有数言以去国内反对新银行团者之感焉。愚亦根本上反对银行团之一人， 固无问其所新旧；诚以银行团之投资，恃外交为后盾，垄断利权，条件苛刻，有干涉内政之嫌，启国际共同管理之渐。曷若脱其挟制，自由借款，利用竞争，就轻避重之为愈；但此非所能言于今日中国也。夫借款之自由竞争，徒有势力之债务国言之，竞争之结果，可减轻过当之条件，债权国亦不至借此为要挟种种权利之具；然积弱如我国，列强自由贷款之竞争，汇丰银行伦敦总理阿狄斯(Sir Charles Addis) 于《国际评论》(International Review)著文，已反复说明此旨矣。且以腐败如今日之政局，使借款一任自由之竞争，则野心国必利用之，与我权阀相勾结；若最近数年之借款，虽吾国人有善忘之病，彼英美则方切戒惧之心也。今国库空虚，政府已罗掘俱穷，若使国人终无改良行政机关之能力，则将来裁兵改革币制、发展交通、 振兴实业诸端，终不能不惟新银行团是赖，其与中国前途关系若是之密切，则吾人对待新银行团，固不宜仅取消极承认态度，概可知矣。新银行团既引为缓和远东危局之良剂，国际联盟亦当引为控制外国财团在中国活动之枢纽；笔者之积极办法， 意即在斯。”

“今先介绍白莱斯福氏《国际联盟论》中之主张，再伸鄙见。白氏之言曰，以中国地大物博，足供资本家之发展，英美法固不能坐视日本之独占，而无所奋斗。 今惟一之问题，为解决之途，出于划分势力范围乎？抑实行顺应国际主义之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政策乎？依前之法，终招武人割据之中国之瓜分。依后之法，则中国之命运生机，得以保全。极危险之列强冲突，得以避免。且可试验国际联盟下国际主义建设政策之能力也。以腐弱分裂之中国，道德未可恃之财团。使外交界不加干涉，一任中国政府直接与财团相授受，事实上有所不能。惟一之策，在奖助英美及日本资本家，组织国际财团，发展中国之银行路矿，而以中国之全境为其活动范围，庶免列强徒事于割据。其一切问题发生于中国政府及国际财政团者，取决于国际联盟所能设立之国际信用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后此数年之内，国际信用委员会正有创造之必要。与会之会员，以通达财政而又能信任其以公诚待遇中国者组织之。凡有关系之国，如英美法日，皆得列席，有管理外国资本在中国活动之全权，而负保全中国及避免国际冲突之使命。白氏此论，作于民国六年，或有过于信仰国际联盟之处。然国际联盟，非仅恃理想所创造，实顺应二十世纪之国际政局而发生。笃信正义之士，当拥护之，且当善导之，以缓和国际之冲突。白氏于欧战前，著《金铁战争》一书，曾主张于海牙平和会，设信用局(Credit Bureau), 使贫弱之邦，得向信用局自由佣聘财政专家，助其改革金融，维持利权。庶不致因雇外员而启战争，借外资而招亡国。今建议于国际联盟设国际信用委员会，固本其一致之主张。诚以财团道德之未可全恃，政府不可放任，须监督之，驱策之，以入于和平正义之正轨也。”

“不佞外观世界大势，内察国内现状，以为国际信用委员会之设置，实可能而必要。而中国更当有通达财政之代表，参列其间，积极举行监督新银行团之实。其受理之事务，约略如次:(一)新银行团与中国政府之交涉，必须公开，盖强有力之财团，与贫弱之邦，秘密交涉，利在彼而不在我。(二)新银行团之贷款，不能违背中国宪法之所规定，即国库有负担之契约，必经中国国会议决通过也。(三)借款之条件，必须公平。而公平之标准，为使中国在欧美市场自由借款所能得之条件。 (四)借款之用途，必须确实。否则新银行团诱以振兴实业之虚名，而我有紊乱财政之实祸矣。(五)国际法上之“褚媾论”(The Drago Doctrine),必须遵守，即非经海牙或国际联盟之判定，债权国不得以武力胁债务国责任之履行也。以上所述，皆不佞所认为中国对待新银行团之正当法。是否有当，仍以质诸海内之高明。”

耿丹就国际银行团贷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主张在国际联盟下设立国际信用委员会，对银行团贷款实施监督。他是国内至今唯一系统讨论过德拉戈原则的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法学家，其所谓“褚媾论”，今又译为德拉戈原则，理论基础源自著名的卡尔沃主义(CalvoDoctrine),主张欧洲国家无权以武力干涉、强迫美洲债务国偿还拖欠欧洲国家国民的债务。这一原则最初由阿根廷外交部长路易斯·德拉戈(Luis Maria Drago)1902年12月29日在致阿根廷驻美国公使的信中提出，用以反对欧洲列强以索债为名对美洲债务国进行武装干涉。该原则认为，这种武力干涉将危及南美国家的安全与和平。这一国际法原则旨在反对外国以武力追讨债务。提出这一原则的背景，是欧洲列强在1902年对委内瑞拉实施了海军封锁， 以迫使该国偿还债务。德拉戈认为，这种武力干预不仅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美洲国家的主权原则。德拉戈提出的这一原则得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广泛支持。

德拉戈原则进一步拓展了卡尔沃主义思想，明确禁止任何国家以武力追讨债务。 两者共同构成国际法中关于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重要理论基础。德拉戈原则在1907年被纳入《海牙和平公约》修正案，即“德拉戈一波特公约”(Drago-Porte Convention)。该公约规定，只有在债务国拒绝仲裁或未能达成和解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武力催讨债务。尽管如此，美国在实践巾并未完全遵守这一原则，而是通过门罗主义和罗斯福修正案(Roosevelt Corollary)扩大了其在拉丁美洲的干预范围。

德拉戈原则对国际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推动了国际仲裁机制的建立，还促进了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重视。1948年，美洲国家组织(OAS)在《美洲国家组织宪章》第18条中明确规定，任何国家不得干涉他国的“内部和外部事务”，这可以视为德拉戈原则的延续和发展。

德拉戈原则是国际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反映了拉丁美洲国家在维护主权和反对帝国主义十预方面的努力。尽管美国在实践中对这一原则进行了调整，但德拉戈原则仍然在国际法和外交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美、法三国与日本集会巴黎，协议组织新银行团。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加之英、美、法三国之间争吵不休，这个新银行团始终没有达成一致。耿丹强调，日本在民国六、七两年独占中国贷款，共计二亿元，同英美法德旧银行团对中国的贷款一样，“彼戴经济借款之假面，我负兴办实业之虚名”。其目的仍是企图保持在中国的特权，变中国为其附属的殖民地，“国不可不注意也”。所以在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上，当战胜国决定将德国在华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军阀政府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时，激起中国人民的一致反抗，随之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

耿丹在论文《国际投资论》《中国与新旧银行团》中旁征博引，分析深刻，论证确凿，很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其论文《中国与新旧银行团》的发表，激起全国各界爱国之士的强烈共鸣，也引起了帝国主义分子和北洋政府的极端仇视。

二、《新银行团与国际关系》

1919年下半年，耿丹连续在《世界大势》杂志发表三篇论文:《新银行团与国际关系》《英法外交政策与欧洲政局之影响》和《威尔逊与威尔逊主义》，完全展现出多产学者的优秀品格。论文主题广泛，涵盖国际贷款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 欧洲外交政策及其影响、美国威尔逊主义。

《新银行团与国际关系》主要探讨新银行团国际贷款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系。

新银行团乃对于旧银行团而言，旧银行团始于前清宣统二年，由英、美、德、 法四国组成。至民国元年，日俄二国加人。至民国二年，美国以其有干涉我国政治之嫌，宣告脱离。于是由英、法、德、俄、日五国组织之，五国相约不得单独对中国贷款。对于中国的一切投资，必先经银行团承认，方得实行。其后英国以为对于各国约束过甚以乃倡议将借款分为两种:(一)政治借款，凡属消费之借款，皆包括之。有如政费军费等，则遵前约，非经银团承认不可。(二)经济借款，凡属生产之借款，皆包括之。有如铁路实业等，则不必遵守前约，各国可以自由投资。自是以后，英、法、德、俄困于欧洲，无力东顾。而我国政变频仍，内乱与外债实发生连带关系。日本乃利用经济借款之名，单独对中国进行贷款操作。如高徐济顺两路之借款，即其例也。夫日本未尝不知此等借款之将虚于政争也，徒以侵略政策攸关，遂不顾银团之约束而行之结果，日本在我国之势力，较之各国均占优势。美国忌日本势力之日大也，乃于民国七年十月向英法日政府提议组织新银行团。其主旨之所在，不唯今后一切借款皆须归其承受。即前此各国对我贷款所得之优先权利， 亦均须让与之，以打破列强在我国之势力范围。经数次之疏通，英法皆已赞同。独日本始则完全反对，既乃提出满蒙除外为其加入之条件。盖新银行团之组织，既在打破势力范围。而势力范围之大，又首推日本，则其反对也固宜。顾日本之经济实力远不如美，与之竞争已属大难，且英法均已赞同新银行团之计划，则势不能不加人。是不啻将既得之权利，分让各国。损失独为过巨。故降而要求满蒙除外以为加人之条件。迨九年三月，美国银行团代表拉门德氏东渡与日本当局为数度之协商， 承认日本要求之一部。日本虽终以未能垄断满蒙全部为憾，然新银行团终在东京宣告成立矣。今吾人观察日本所以不能完全贯彻其主张者，其故有二。

(一)外交上之原因，此又可分为两方面说明。

(甲)日本对俄德方面。日本之必以满蒙除外为其加入之条件者，固为保持其在我国之权利起见，然详考其所以必主张“满蒙除外”之初衷，不特此也。实将以为侵入西伯利亚之地步尔。西伯利亚人其势力范围后，进而联俄，俄亦不得不俯首就之。由俄再及于德，然后其势力可以逾英美。俄德固为英法之仇，美实为英法之友。日本初以为一旦与俄德相接，近则可假其力以抗英美，使英美有俄德之忧，而无暇计及远东。于是日本可以横行于太平洋之两岸矣。然国际政局之变化瞬息万端，今则全俄已将统一于过激派，而过激派与日本之国体，实不兼容。一旦接近， 恐联俄之功未奏，而国内革命之军已兴。此日本联俄之不得不中道变计者也。且日军之在西伯利亚者，与俄人感情日恶。虽欲冒险联系之，亦非易事。加以德自战败之后，亦欲联俄以为扰乱英美法之计。英美皆富于资本，非今后之德国可与抗衡。 然资本之大敌，社会主义也。故德人亦欲联俄之过激派，以阶级战争主义扰乱各国，则今后德俄之联络，比较为易，而日本将退避之不遑矣。

(乙)日本对于英美法方面。自均势之说倡后，各国对我不能谓其无所顾忌， 况新银行团设立之主旨，即为打破势力范围。若日本必欲逆之而自固其势力，则各国忌之必甚，于是将陷于孤立之地位，故不得不变计也。

(二)经济上之原因。

德国既已失其新银行团团员之地位，俄国内乱未已，无从加入；英法则正注全力于国内财政之整理及经济之恢复。今后在远东具经济之竞争力者，唯日美而已夫日本非富有之国也，虽以欧战之影响，富力较增，然尚不及美国远甚，且日本对我之贷款也，向系转借于美。若我国直接借款于美，则非有九二以下之折扣六厘以上之利息，确实可靠之担保，再加之贷款所办之事业需用材料之优先权不为功。而日本借款之于美，则但付四厘之利息，其债票即可以超过额面。故日之对我之贷款也，条件不廉于美，而向美转借，又若是之廉，以坐收居间利益。今则美已有投资中国不复假手于日人之觉悟矣。

新银行团与日美之关系之错杂已如上述。今进而略述其对于我国之利弊焉。利之所在，人易知之。即减轻日本对于我国经济上之压迫，以维持国际势力在远东之衡也。然托拉斯者，经济界之怪物也。某种事业有之，则不得不受其支配。今使有一金钱托拉斯凌驾中国之上，则其权威将比之其他托拉斯为更重。诚以畴昔各国尚可自由投资于我国，亦可籍各国竞争投资之结果，对于要求之条件避重就轻，略有选择之余地。今则列国对我之贷款，均取一致之行动。我国若不借款，则已；如欲借款，虽条件异常苛刻，亦非屈服于其指定条件之下不可，而远东之政局，中国之前途，且将操纵于银行团中少数资本家之手，此其危害之大更未易言也。

三、《英法外交政策与欧洲政局之影响》

耿丹在论文《英法外交政策与欧洲政局之影响》1中主要探讨欧洲外交政策及其政局的影响。在我国，耿丹最早从理论上系统阐述《巴黎和约》体现的强权和霸权色彩，认为世界走向和平的道路是修改或废除《巴黎和约》。原文如下:《英法外交政策与欧洲政局之影响》原文

自巴黎和约缔结以后，欧洲政局益趋扰攘，影响之恶，及于世界。此缘于和约自身者半，缘于英法外交政策之渐趋冲突者亦半。英国学者坎斯(Keynes)有云: 使和约内主要经济条文代表一种智慧之理想，其为法国及克雷蒙之理想无疑。因此，国际联盟之事业，及民族自决之原理，英法外交家咸利用之，为一巧妙之公式。使战胜国之利益得以尽量发展，及战胜国间权利之平衡，得以重新支配一次， 强权大振，正义不伸。此缘于巴黎和约者也。就战后之法国对德国政策而言，确在打消1870年以后德国所成就之实力，及破坏其经济组织以预防其新势力之养成。 庶法国得以进握欧洲大陆之霸权，同时法国更致力于劳俄之防范，思举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诸国而属其支配之下，以巩固其主宰欧洲之计划。然英国外交之传统政策，则以维持欧洲均势为鹄的。霸权之属德属法皆在排斥之列。东欧中欧南区之治安，遂徒供二大国政策之牺牲。此缘于英法外交政策之冲突者也。然欲了解英法外交政策渐逾离异之因，又需溯源于巴黎和会焉。请申其说如次。

法国生存于德国威胁之下，三十有余载。其对德政策采用强权主义之动机，虽因报仇，亦由恐惧，乃以割议领土之方法，减少德之人口。复以索取巨额赔款及大量煤铁取偿之方法，减少德之富力，以德之损失补法之增益。庶数十百年之内，是以维持法国于不败之地。德不能振，则欧洲之霸权返于法矣。法国政策之主眼，既在于重新支配法德在欧洲大陆上之势力。威尔逊之十四条遂视以为迁缓而莫切于实用。英国外交素称机警，乃亦举德国殖民地、军舰、商船之大部分，据而有之，以毁其商业上之劲敌。英法既相勾结，美国在和会之势力顿孤单，克雷蒙梭蔑弃威尔逊主义之结果。所得者不过阿、洛二州之失地，及虚无渺茫之赔款。而路易乔治利用克雷蒙梭所得之战利品，则不啻举诸实益以纳之怀抱之中。英法联合之精神，始受顿挫。嗣以法国法郎在英美市场之贬值，与英国煤炭出口之涨价，法人不满于英之声浪，遂盈报纸皆然也。

法国争执最力者，莫过于赔款矣。以法国希望之奢，和约中至无确数之规定， 而战后法国之经济改造，一似全惟赔款是赖。然英国之舆论，则渐与美同，极以法国政策为非。以为协约国欲解决其改造问题，莫过于减轻德国之赔款，视其力而定其额。一以德国能负担而不害于生产为原则。盖英之立国，全在商业。畴昔商业上之劲敌为德，今既不复有竞争之力，则以德国生产之迅速恢复为有利英国政府。鉴于国内企业之衰颓，失业之日众，亦暗有袒德之倾向。英法态度之相异，实由其利害之不同也。

和约中德国之负担，既久无确数。德国及欧洲之经济改造，咸受影响。直至最近巴黎会议，乃有赔款条件之规定，计总额为二千二百六十万万金马克，分四十二年偿清，更明载德国不履行条件之罚则。嗣德国于伦敦会议提出修正案，未见容纳。自3月7日，协约国军队已开始占领德国莱茵河右岸各地，并强制征收德国边境关税矣。惟德国政府，既不抵抗亦不屈从，一任其威吓。而观其隙，盖就法国而言，诚不惜以武力压迫德人，使其俯首听命。然英国对于强制方法之执行，则无所图利。故当英国财政总长提出[赔款取偿法]案于国会时，自由党及工党议员群表示反对之意。而伦敦《泰晤士报》驻德访员之报告，尤足代表英人心理。其言日: “协约国驻莱因区域之专门委员，现已处于困难之地位。彼等对于伦敦会议不细查事实而轻率通过之决议，欲实地执行，颇非易事。税率过高，则不啻将莱因河右岸完全封锁，税率过低，则一撮之土，实无补于法国之债台，而英国商务之利益，无论如何，必受影响，可以断言。”《泰晤士报》素主张联法，其论调亦如此，可知英国实已陷于进退维谷之境。则首愿转变者，厥为英国。英国之工党及商界，固不以法国政策为然。此英国大部分舆论对于英法貌合神离之协约关系，有不如公然废弃之主张也。而英国政府政策之取舍，亦素以笃信实利主义著闻于世。英国学者罗伯特·戴尔(Robert Dell)批评英国首相之外交政策有云:“路易乔治始赴法议和， 原拟以十四条为本而助威尔逊，嗣为其选举宣言及周围资本家所束缚，乃并利用威尔逊及克雷蒙梭之弱点，满载和会之精华以归。此大机会家嗣见援助波兰之失当， 遂委过于同僚，见步趋法国对德政策之非计，亦暗存袒德之心。”则推英国首相机会主义之所至，能始终采用法国武力取偿主义以损伤英国商务之利益与否，诚属疑问也。

对德方面英法外交政策之渐趋离异，已如上述。而其积极冲突之点，则尚不止此。德奥之合并，大不利于法国，和约明文禁止。其出于法国之匠心，可以断言。 然使法德之势力太相悬殊，亦为英国之所不欲。而欧战以后，欧洲政局之中心，移于巴黎。法乃一面驱策匈牙利及原隶奥国之诸小邦以抗德奥，一面操纵波兰、罗马尼亚等国以与俄抗。迩来俄波之战，波兰实恃法国以为后盾。英国政府向以兵士及金钱援助波兰者，今已不复接济矣。对俄通商，法实力之阻。故英俄通商之议，屡兴屡辍。然英今已特立独行，舍法而与俄缔结通商条约矣。盖法国外交政策，固在吸引中欧、南欧、东欧之诸小邦以与德、俄、抗，且因此而将莱茵河以东之欧洲全部，卷入其控制范围之内，以恢复其普法战争以前欧陆上强国之地位，此则与英国维持均势之传统政策，极相背驰者也。

霸权之独占难，均势之维持亦不易。使德国屈服于法国利刃之下而受其干涉， 则欧洲将无宁日。使俄国被限制于法国之封锁政策而断绝通商，世界经济亦将群受窘迫。使欧洲诸小邦而常供强国政策之牺牲，休养生息直将无望。使权力平衡之事而可恃，则维也纳会议及柏林会议之世局，更不至有此次巴黎会议之变更。故霸权与均势之为物，要皆和平之障碍。战争之导线，根本救济之方，莫若修正巴黎和约，去其强权主义之色彩，建设真正之国际联盟，厉行民族自决、裁兵及自由贸易诸大端，以为和平之保障。然此诚未易言之于今日之世界政局也。

四、《威尔逊与威尔逊主义》

耿丹在论文《威尔逊与威尔逊主义》中主要分析威尔逊其人及其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理念与信仰，展现了耿丹作为国际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严格来讲， 威尔逊主义不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些愿望、信念和标准的集合，以及由此重建国际秩序的计划，具体体现在1918年1月8日对国会发表的“十四点计划”演说中、该计划主要强调下列目标的实现: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恢复比利时主权、撤出俄罗斯领十以及建立国际联盟。

原文如下:

二十世纪初期之人物，一为德国前皇威廉第二，代表军国主义；一为美国前任总统威尔逊氏，代表自由主义。取径不同，而失败则一。威廉苟延性命于荷兰，因军国主义之运用，至威廉而登峰造极，其失败也。人鲜惜之者。至吾人对于威尔逊氏，独有无限之同情，因吾人不徒为其个人惜，且为威尔逊主义(Wilsonism)惜也。当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间，同盟国与协约国一致承受威氏之十四信条，以为休战媾和之根据，此为威氏发挥自由主义尽致之时。盖十四信条，虽仅代表威氏个人之意见，然自欧战开始以后，凡笃信正义公理之人，固莫不抱有此等类似之理想。而十四信条，则使此等理想，成为切实可行之形式。威氏此时，可谓集自由主义之大成。及至外交家毕集于巴黎，其最后规定之条件与十四信条之精神，完全不相符合。向之对于和约抱一种高尚之希望者，始知十八十九世纪之思想，仍流行于现代。即威氏惨淡经营之国际联盟，视为和会唯一之成绩者，今日亦在若有若无之间，而失败于和会之影响。至共和党之哈尔丁，代为白宫之主人翁，威氏政治生涯之运命，识者已知其取决于和会矣。惟吾人细推威氏所以失败之原因，缘于威氏个人措置之失宜者半，缘于自由主义本身之腹背受敌者，亦半。罗素谓增进现代纷乱之原动力有二:一为实业主义，一为国家主义。每种之中，又有两种之变形；实业主义中有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中有帝国主义与威氏所主张之自决主义(Self-determination)。由是以观，自由主义实超乎阶级战争主义及侵略主义之外， 思以国际协调主义及劳资协调主义，措世界国家于平和之域。然一方避去革命，必不能满足共产派之要求。他方为促进进步，必不能抵抗战后反常心理中反革命派之势力。其彷徨中道，进退失据，无往而不受敌，则时势使之然也，若威氏个人措置失宜之处。如对于菲麦及山东问题，不求贯彻其主张。十四信条无具体之成案，行政用人，有独裁之嫌疑。前美国国务卿兰孙氏最近发表之和会大事记(The Peace Conference),已将威氏之弱点，暴露无遗。然自林肯格兰斯顿以后，继自由主义之正统者，仍推威氏。所真足为威氏病者，威氏以智识界之领袖，抉美国之重，乃受制于克雷蒙梭及鲁易乔治，以其理想，迁就事实。究其极于事实无补，而离理想日远。世人群以理想家咎威氏，吾人则独咎其当时信道之不笃耳。至威尔逊主义，则自有其价值，必不因威氏个人之失败，而失其指导人类社会之力。盖正义与公理(Justice and Public Right)要为支配人生最后之原则。美国学者耶尔吾特有云:“人世可悲之事，无有过于不信观念及理想之力者。考历史上之事实，促进人类社会进化之主因，常存于社会的理想及舆论。吾人非徒迷信观念活动之说者。然观念及理想，在文明初期，即有指导社会之力，要无可疑。”最近各国名人改造世界宣言， 亦有云:“自中欧诸国请求媾和，及与协约国间战争停止以来，已有两年有余矣。 然而世界尚未臻于和平，各地生活情状，均未复原。且人口繁庶之市镇，亦未能从事工业之恢复。此种情形，吾辈最为失望。盖非仅因此种情形之自身，堪为悼叹， 亦因吾人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间，抱有合于情理之高尚希望故也.今者世界已误入歧路，欲救助之，唯有整其步伐，就前人曾经研究所树之标识，渐趋于可通和平之途。盖世界文明今显有毁坏之虞，欲续持之，必须回复与十四信条相一致之政策，及此等信条所包含之普遍世界理想。”此诚两年来痛苦经验之呼吁，其为返乎威尔逊主义(Back to Wilsonism)之先声乎。

正如耿丹所言，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英、法操纵会议进程，强烈反对美国旨在建立世界霸权的政策纲领。所议定的和约条款大多不符合“十四点计划”的初衷，新创立的国际联盟也成为推行英、法两国政策的工具。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拒不加入国际联盟，这一系列举动标志着“十四点计划”的失败。

结果也正如耿丹所料想，尽管“十四点计划”未能实现其初衷，但它代表了新兴的美国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构想。它所提出的民族自决、裁减军备和杜绝秘密外交等，也反映了时代的需求，同世界人民的正义呼声有某种一致性，受到了欧洲民众的欢迎。“十四点计划”虽然未能得到欧洲盟友的认同，但由于战后欧洲的重建均须仰仗美国，协约国最终还是同意以“十四点计”划作为对德和谈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