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强调，缅怀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总结党和人民探索实现民族复兴道路的宝贵经验，这对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值此五四运动107周年之际，《中华魂》网连续刊发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革命烈士耿丹的事迹。耿丹35年短暂而壮烈的一生，以热血为墨，以理想为纸，在民族觉醒和民族独立史册上谱写出不朽篇章，为新时代青年担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使命提供了鲜活范例！——编者
耿丹留学与北大岁月：经济学家和国际法学家的诞生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系。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和混战之中。在封建军阀专制统治下，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越陷越深。“二次革命”失败后，耿丹以武昌首义元勋的身份，被中华民国政府公费派往英国留学。身处中国近代第四次留学浪潮初期，他在实业救国、科教救国的大潮中继续寻求救国之路，成为中国近代中期突出的经济学家和国际法学家。
第一节 耿丹远渡英伦
近代以来，留学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兴起。论规模之宏大、人数之众多、地域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应当说以中国为最。我国近代比较正规意义上的留学教育发展中出现过五次颇有影响的留学浪潮，彰显了中华民族放眼全球的远大胸襟和善于学习的宝贵品格。中国近代出国留学的目的地，大多为美国、日本、苏俄和西欧。耿丹留学英国，处于第三次向第四次留学浪潮的过渡阶段，属于第四次留学浪潮早期。
一、中国近代五次出国留学浪潮
1.第一次留学浪潮
近代中国第一次留学浪潮，出现在洋务运动时期。1846年，香港马礼逊学堂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回国时，带容闳、黄胜、黄宽三名中国学生一起到美国留学。三名中国学生先后进入美国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就读。容闳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后返回中国投身于留学教育活动，开创中国留学先河。1872年至1875年，经容闳倡议，曾国藩、李鸿章联名奏请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10~15岁幼童到美国留学。留美幼童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
留学出发地选在上海，是因为留学前要有出国培训。清政府在各方面条件好的上海设立西学局，建立出洋预备学校。在领取护照前，留学生需改换西装，而上海有很多西装店，为这一要求提供了便利。
容闳设想，如果中国每年派遣一定数量的出国留学，坚持100年，则可以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古老的中国就可以变为美国一样的强盛国家。
留美幼童年龄小，很快就适应了美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他们努力学习，进步很快，得到了美国教师和同学好评。一位美国同学回忆道：“他们待人接物彬彬有礼，长于各项运动，天资又高，不但体育好，各门功课都好。我所见过的各国学生们，要数中国学生最出色了。”留美幼童陆续在美国的中学毕业后，至少有50人考进美国的大学。其中，22人考入耶鲁大学，8人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人考入哥伦比亚大学，2人考入哈佛大学。
部分留美幼童开始出现“西化”倾向。清政府在内部攻击和美国经济萧条带来的排华政策压力下，于1881年将幼童中途撤回。这些幼童归国后几乎被看作“政治犯”，不予重用。即便如此，留学生在美国期间接触、学习了许多西方文化，对推动中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涌现出詹天佑、唐绍仪、梁敦彦等杰出人物。
初步统计，在这批留美学生中，后来有工矿负责人9人，工程师6人，铁路局长3人；大学校长若干人，包括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蔡绍基；领事、代办以上者12人，外交次长、公使2人，外交总长1人；内阁总理1人；海军将领14人。
洋务派官僚还奏请派遣学生留英、法、德等欧洲诸国。从1876年起20年间，在李鸿章、张之洞等人奏请下，福建船政学堂先后选派出四批学生赴欧留学。洋务派官僚派遣的留欧学生，于1879年以后陆续学成回国，其带回的西方先进知识与实践能力，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其中，代表人物为刘步蟾、萨镇冰、邓世昌、严复、马建忠等。
2.第二次留学浪潮
近代中国第二次留学浪潮以留学日本为主流，始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止于辛亥革命前夕。清政府被日本这一蕞尔小国打败，举国震惊。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经验，便是对外大量派遣留学生。中国与日本情势相类，风俗相近，且离日本近，旅行费用较低，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渐成朝野共识。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首批留学生13名，此后陆续派遣日本留学。庚子事变后，各种官派、自费留日风起云涌。1905年留学生猛增到8000多人，估计清末十余年间，中国留日学生总数在2万人以上。在“留日热”的推进下，也出现少量留美生、留欧生。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中国人认可的获取知识、成就事业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浪潮中的留学日本者有许多后来成为国民党将领和政府要员。
1902年，中国共产党发起人李汉俊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耿丹之兄耿伯钊自费留学日本，与同在日本留学的李书城相互帮助，支持孙中山革命。1904年5月，李四光公费到日本留学，并参加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
1902年，邹容（1885—1905）东渡日本自费留学。1901年，邹容自四川出发，到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邹容在上海曾寄居于爱国学社，与章炳麟的写作，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该书约两万字，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指导思想。1903年6月，因《苏报》宣传《革命军》，章炳麟被捕入狱。邹容奋起投狱，与章炳麟共患难，1905年4月3日卒于狱中，年仅20岁。邹容短暂的一生，以推翻满清王朝、振兴中华为己任。他的《革命军》尽管有一定的时代局限，但却喊出了中华民族谋求革命独立之呼声，该书问世之后风行海内外，章炳麟称之为“义师先声”，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签令，追赠邹容为“大将军”。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题诗赞曰：“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1908年初，蒋介石（中正）东渡日本，公费留学，从1908年初到1910年冬在振武学校被分在炮兵专科。蒋介石在振武学校学习3年，后去高田实习，锻炼体魄和忍耐精神。日本振武学校创办于1900年，原名成城学校，1903年7月改名振武学校，又称东京振武学院，停办于1914年，是日本为中国专办的一所陆军预备学校，为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所属。初期修业1年3个月，后延长至3年。学校课程实际上是军事中学，对体操技击比较注重，毕业后可先下日本国内各日军联队实习18个月，再入正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从士官学校毕业后方能得到正式文凭。学校地址在东京都新宿区河田町，现址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
日本振武学校还有许多其他著名中国留学生，包括蔡锷（1900）、方声涛（1902）、吴玉章（1903）、黄慕松（1904）、厉尔康（1904）、王揖唐（1904）、唐继尧（1904）、程潜（1904）、赵恒惕（1904）、李烈钧（1904）、孙传芳（1904）、孙武（1906）、何成浚（1904）、阎锡山（1905）、尹昌衡（1905）、黄郭（1905）、那全（1908）、何应钦（1909）、张群（1908）、姜登选（1908）、杨宇霆（1908）、熙洽（1908）、臧式毅（1911）。
在此期间，在清政府奖励留学的推动下，各省和中央各部纷纷选派留学生赴欧，公费与自费比例约为7：3。公费生回国后皆身居要职，自费留法的群体也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902年，孙宝琦出任驻法大使，李石曾、张静江二人搭便车随同留法。李石曾时年21岁，是清末重臣李鸿藻的三儿，李鸿藻是孙宝琦的顶头上司。李石曾先入蒙城农业实验学校，毕业后进入巴黎巴斯德学院学习生物。李石曾在法国与父亲的门生吴稚晖来往密切。吴稚晖因受《苏报》案牵连，1903年与蔡元培流亡英国，后来又去法国。吴稚晖和李石曾一致认为，应当通过“苦学”与“俭学”的方式，让更多人实现出国留学的目标。1907年，吴稚晖与李石曾亲身实践俭学生活，将生活费缩减一半，还开办印字局和豆腐公司，组织在巴黎的自费生和华工以工兼学。张静江到法国后开办了通运公司，介绍中国学生自费赴法留学。
3.第三次留学浪潮
近代中国第三次留学浪潮，以美国政府利用庚子赔款资助中国留学生为标志，持续时间较长。随着中国学生留日浪潮日渐兴盛，美国感到有必要争夺中国留学资源，扩大对中国的影响力。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将1000多万美元的庚子赔款还给中国，作为中国留美学生的经费。翌年，清政府成立游美学务处，1909年、1910年和1911年分三批招考留学生。第一批录取金邦正、梅贻琦等47人，第二批录取赵元任、胡适等70人，第三批录取梅光迪、张福运等63人，共180名学生，年龄在20岁上下。1911年，作为留美预科的清华学堂正式成立。此后，留美虽一直是中国留学浪潮的主流之一，但留学浪潮的发展重心却逐渐向留法、留苏偏移，而留英、留德、留日等也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留美学生普遍素质高，学习刻苦，成绩优良，自治能力强，成立有各种社团，举办许多颇有意义的活动。他们是用科学精神浇铸的、令中华民族骄傲的有为青年。
4.第四次留学浪潮
近代中国第四次留学浪潮，以留法勤工俭学为标志。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成立后，全国参加新学的学生总数达到300万以上。到1916年，全国类似职业中专类专门学校76，实业学校84所。然而只有公立大学3所，私立大学7所。数百万早期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在受过教育后，很少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留学成了青年人对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在中等学校毕业以后，没有办法升学的人。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的黑暗局面，又迫使许多有头脑的青年人重新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出国留学自然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正是在这一时期，耿丹、李四光、王世杰等辛亥功臣被北洋政府（准确地说是北洋军阀控制下的中华民国政府）资助赴英国留学。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大旗，更新观念，吸收世界新文化，成为多数留学留学生的追求方向。五四之后，中国革命浪潮再度高涨，为献身革命而出国探求新知，这一行为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股热潮。这些因素相互交织，为第四次留学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虽然留美热度不减，但留法、留苏却不断升温。如果说留英留美生的追求目标主要是科学文化，那么留法勤工俭学生则侧重于政治领域。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中，不仅涌现出许多有为的职业革命家，而且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家，正是他们的努力，让社会主义在中国植根中国，为其甚伟。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后，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回国，联合蔡元培、吴玉章等在北京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刚刚结束在德国“半佣半丐”的留学生活。同年11月，第一批出国留法学生40余人从北京出发（四川有16人）。翌年6月，又有四十余人赴法留学。其目的是鼓励青年学生以节俭苦学的精神赴法留学，把西方的文明引入国内。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争结束早期劳动力奇缺，于是成为中国学生留学的首选地。袁世凯上台，“二次革命”失败后，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再次流亡法国，俭学运动表面中断，实则正在酝酿一次井喷式爆发。
之前成立的俭学会虽然可以使学生用较少的钱得到学习的机会，但仍然不能使家庭困难的青年实现留学愿望。李石曾在巴黎办的边工作边读书式的中国豆腐公司取得成功。于是，吴玉章和蔡元培等前去参观，并考察法国人造丝厂“以工兼学”模式。吴玉章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值得推广。随后，张竞生、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法国人欧乐于1916年6月在法国成立了法华教育会。
1916年袁世凯倒台后，流亡海外的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相继回国，开始在国内大张旗鼓地宣传、组织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全国先后建起了20余所留法预备学校和预备班。其中，1917年，保定市高阳县布里村成立第一所留法工艺学校。学校设有实习工厂，蔡和森就毕业于此校。1917年秋，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该班教学质量之高，教学设备之良，赴法人数之多，均为其他学校的预备班所不及。刘少奇、李维汉、李富春等湖南学生就先后毕业于此班。现在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就位于河北省保定市金台驿街原保定育德中学旧址。1918年，北京、长辛店设立高等法文专修馆，赵世炎、何长工等就毕业于此馆。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吴稚晖等早期留法学生主办留法俭学会和法华教育会的宗旨是：教育救国、科学救国。
毛泽东一直认为，“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毛泽东就是为了联系留法勤工俭学事宜，才走出湖南、奔向北京，最终走上了革命道路。他虽然没有赴法，但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始终抱以极大的热情，并给予支持。1918年8月19日，20多名湖南青年学子在毛泽东带领下来到北京，一个多月后，他们入读保定留法预备学校。贺培真、李富春、李维汉、欧阳钦、张昆弟等十多位湖南青年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学习，为期一年。他们主要学习机械制图和法语。留法勤工俭学生经过在国内的预备学习之后，自1919年起开始分批赴法。毛泽东专程到上海为第一批赴法学生送行。1920年6月，毛泽东找到恩师杨昌济的好友章士钊，为赴法勤工俭学和湖南革命运动筹措款项。
从1919年春第一批91人启程离沪，到1921年11月104名勤工俭学生被遣返回国，前后不到3年时间，先后有20批约2000名中国青年抵达法国。留法学生来自全国19个省份，以四川（511人）、湖南（356人）人数最多，包括蔡和森、向警予、邓小平、聂荣臻、陈毅、赵世炎、王若飞等。邓小平于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年16岁。这些学生怀揣着救亡图存的理想远赴普遍相信科学救国、产业救国。
第四次留学浪潮中，仍然有许多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和欧美其他国家。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4年，董必武自费东渡日本学习法律。1917年，周恩来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1920年11月，周恩来来到法国考察，很快就发现了勤工俭学生面临的问题。据留法学生何长工回忆，1919—1921年，俭学的学生病亡140多人。1921年1月16日，华法教育会声明不再对勤工俭学生发放每天5法郎的生活费，这更是将留法勤工俭学生逼人绝境。曾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陈延年、陈乔年等，在斗争中认清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发起人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面目，从此脱离了无政府主义派。
1921年春天，经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张申府、觉悟社成员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留法共产主义小组，同赵世炎、陈公培等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
1922年6月初，赵世炎从法国北部，周恩来从德国，刘伯坚从比利时纷纷赶来巴黎。他们和陈延年、陈乔年等18名勤工俭学生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连续秘密开会三天。会后，正式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大会选举赵世炎、周恩来、张伯简组成执行委员会。由于张伯简当时仍在德国，故先由李维汉代理。这一年，赵世炎21岁，周恩来24岁，李维汉26岁。
同年秋，周恩来与胡志明（时名阮爱国）在法国巴黎相识，两人因共同的革命理想与国际主义信念而结下深厚友谊。当时，胡志明已是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活跃于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两人常与李富春、蔡畅、陈延年、萧三等中法革命者聚会，探讨马克思列宁主义及殖民地解放问题，为日后中越两党合作奠定了基础。同年8月，朱德为寻求革命真理奔赴德国，10月在德国柏林与周恩来相见，后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遣返回国的李立三受毛泽东委派，到安源组织工人运动。从法国被遣返的104人，包括陈毅，正在陆续汇入革命洪流。
1923年2月17日，成立不到一年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布洛涅-比扬古镇（雷诺车厂所在地）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会议讨论了不久前赵世炎收到陈独秀从莫斯科寄来的信。信中提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希望赵世炎尽快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会上宣布，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12人将启程前往莫斯科。会议一致决定，周恩来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接替赵世炎，担任《少年》杂志主编。该杂志自1922年8月创刊，1924年2月改为《赤光》，一共出版了13期，成为团结欧洲华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1924年，邓小平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16日，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正式成立，国民党决定请中国共产党推荐适当的政治干部人选。7月15日，旅欧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周恩来返程回国，很快投入到黄埔军校的工作中，并于11月接任政治部主任。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逐渐东移苏联，但法国自由浪漫的生活和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仍然吸引一些中国年轻人前来留学。因为国内局势黑暗动荡，他们到欧洲来寻找新的人生方向，或者是因为反对国民党当局，出国避难，法国成为中国文艺青年留学的天堂。1925年，朱光潜以公费入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为了爱情而转到法国留学。1927年，巴金赴法，潜心写作，逐渐走上职业作家道路，第一次使用笔名巴金发表小说《灭亡》。傅雷受1927年大革命失败刺激，到法国专心读书，考入巴黎大学文科，不仅打下了扎实的翻译功底，还提高了美术和音乐鉴赏力。傅雷、朱光潜与刘海粟、庞薰琹等留法艺术青年，常在咖啡馆，高谈阔论，结下深厚友谊。这一时期留法美术生约150人，数量虽不多，但成材率极高，几乎人人归来都成为各自学派的宗师级人物，共同建立起现代中国美术教育体系。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共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对20世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当时之所以成为潮流，寻求救国之道是最为根本的动力。留法勤工俭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领导人和坚强的革命战士，包括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王若飞、赵世炎、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李立三等中国革命的先驱和新中国的缔造者。留法勤工俭学还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以此为转折点，爱国青年开始把探索民主与科学的真理付诸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伟大实践之中。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在中共早期历史、中国革命进程中影响很大，正因如此，对其的相关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并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为纪念这段珍贵的历史，央视专门拍摄了五集节目：《留法勤工俭学》。
5.第五次留学浪潮
近代中国第五次留学浪潮，是留学苏俄。“留苏热”的出现主要是政治革命的推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协助。在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及其驻中国代表的意见处理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领导人选也必须由共产国际确定，甚至包办相关事宜。马林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的建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共产国际高度重视为远东各国培养领导干部。1921年4月，苏俄在莫斯科成立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东方大学），设国内班和外国班，外国班分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伊朗班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效法苏俄，急切派革命青年赴俄学习。中国班学生有36人；截至1923年，增加至52人。学生有两个来源：一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送，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汪寿华等；二是从留法勤工俭学转道而来，如赵世炎、王若飞、刘伯坚、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李富春、蔡畅等。1921年，刘少奇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并将派青年去苏联学习作为培养革命人才的主要途径。1925年10月7日，为了培养中国革命干部，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代表联共（布）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入学。汪精卫是选拔委员会委员之一，鲍罗廷担任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在建立后，迅即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选拔学生。当时，广州已经建立国民革命政府，是全国的主要革命中心，故选拔的340名学生中有180名来自广州，其他50名来自上海，50名来自京、津地区，还有20名由鲍罗廷特别推荐，其中大多数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包括蒋经国等。1926年前后，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有1600多名。他们基本是学习革命理论和军事知识，而选派他们赴苏学习的初衷，正是为中国培养革命栋梁之材。
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幢4层楼房。托洛茨基主持了中山大学的开学典礼，他的演说受到学生赞誉。从1925年建立到1930年结束的五年时间里，中山大学先后有卡尔・拉狄克、米夫、威格尔三位校长。米夫是扶持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上台的重要人物。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停止选送学生留苏，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学生也撤回中国。1928年，东方大学中国班并入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直至1930年秋停办。
秦邦宪（博古）、杨尚昆、何子述等，曾是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助理人员。共产国际选拔他们到研究所工作，主要是为中共培养一批未来的领导人，使他们能忠于共产国际。陈韶禹（王明）、秦邦宪等在马列主义原理方面的演说才能，与在中山大学阅读翻译局翻译的大量马列原著不无关系。瞿秋白的二弟瞿昀白，曾是中山大学印刷所的中方负责人。1924年初秋，在莫斯科学习的陈延年接到回国通知。同年冬天，陈乔年回国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不久被任命为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领导陈乔年工作的是赵世炎。赵世炎回国后，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其工作在北方工人学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1925年7月，朱德由德国赴苏联东方大学研读马列主义，后学习军事。1926年初，邓小平由法国转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刘伯承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与左权一起进入著名的伏龙芝学院学习。1928年夏，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叶剑英、董必武一起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苏俄在莫斯科培养中国大批革命干部，以适应中国革命发展，造就了一批中国革命人才，包括刘少奇，这些留苏的革命人才，对进一步传播马列主义理论、推动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同时在这里学习的王明、博古等革命者，教条地搬用马列原理去解决中国革命出现的若干问题，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6.历史经验与特点
甲午战争以后，民间留学人数急剧增多。就留日学生而论，自费生大体占40%~50%。民国时期，民间留学更胜于前。据统计，在留美的1637名学生中，自费生为1075人。有“棉纺大王”之称的资本家穆藕初曾资助罗家伦等5人留学，有“烟草大王”之称的简照南曾连续3年资助37名学生留学，周恩来留学法国的经费来自南开大学“范孙奖学金”。近代中国留学总人数，累计超过10万人，其规模之宏大、影响之广泛、久远，均为同时代世界之最。一波又一波的留学浪潮时起时伏，但总体上呼啸向前。这是中华民族觉醒的表现，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端。
如此众多的留学生，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其一，崇高的爱国精神。李大钊、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一大批共产主义者留学报国，是成千上万留学生学成报国的典范。其二，杰出的专业成就。1926年，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舒新城便说过：中国高等教育界之人员，百分之九十以上为留学生。1931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收录教育界名人1103位，其中有留学背景的904人，占82%。“高等以上学校之科学教师，更无一非留学生。”1948年评选的第一批院士，最后入选81人，接受过留学教育的77人；没有留学经历而入选院士的仅4人，全在人文组。留学生翻译了大量外国著名政治和文学作品。例如，四川留法学生罗玉君翻译了都德的《娜拉女郎》和司汤达的《红与黑》。其三，从留学生到职业革命者群体的转变轨迹，与国内很多青年参加工读互助和新村活动、之后抛弃不切实际的空想、转而寻找改造社会现实路径的历程是相似的，由此呈现出近代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的历史必然性。赵世炎在法国北方劳动期间，感受到正确的理论指导和灵活的政治手段都很重要，认为“只会写写文章、空口说白话的书生”无法领导中国革命，“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必须是理论家兼实行家”。
作为优秀的留学生代表，耿丹恰恰体现了这三个鲜明特点，有着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杰出的专业成就，从有激情的资产阶级革命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职业革命家，最终为共产主义事业壮烈牺牲。
二、耿丹受中华民国派遣留学英国
1913年7月，鄂督段芝贵侦知耿丹从上海回到武汉，命令爪牙四处捉拿。为躲避抓捕，耿丹藏匿于北京。经同学黄冈人万耀煌介绍，耿丹与同乡女士、北京女师学生张笃和结婚。
作为辛亥革命元勋，耿丹同李四光和王世杰等一起被中华民国派去英国留学，赵师梅被派去美国，其他人则被派到法、德、比、日等国留学。同年冬，耿丹进入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9年学业期满，他以优异成绩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在留学期间，耿丹系统深入地研究国际政治经济问题，学习刻苦，博览群书，学会六国语言。他给爱人张笃和的信中，憧憬着祖国的政治清明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期望归国以后，他们能在“治事之暇，质疑问惑，篝灯对读”，尔后，能“偕隐于山明水秀之乡，读书自娱”。耿丹对祖国的热爱之笃、对爱人的感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中华民国成立后，为了奖励一批追随孙中山革命和对革命有功的人士，政府稽勋局决定选派一些有功之臣，尤其是辛亥元勋，赴国外学习，并享受全额公费奖学金。后因财政困难，选派了两批以后就停止了。1913年7月，临时稽勋局长冯自由被免职。袁世凯本来对官派革命党人出国留学很不满，但这是孙中山早已批准并坚决支持的，袁世凯不便发作，只好批准呈文，并很快派出了第一期稽勋留学生。1914年1月14日，稽勋局被裁撤。
第一期稽勋留学生共25人，分别是张竞生（广东）留法学文科；谭熙鸿（江苏）留法学习经济；杨杏佛（即杨铨，江西）留美学习实业；冯伟（广东）留英学习路矿；曾广智（广东）留美学习路矿；萧友梅（广东）留德学习教育学；饶如焚（广东）留日学习法科；邵逸周（安徽）留英学习矿学；刘式巷（安徽）留美学习机械工程；刘鞠可（广东）留美学习矿建工程；黄芸苏（广东）留美学习文学与群学；任鸿隽（四川）留美学习化学；赵昱（广东）留美学习政治学；邝辉、余森（广东）均留美学习机器；王夏（四川）留美学习经济；宋子文（江苏）留美学习机械工程；曾鲁光（云南）留日学习矿学；熊传第（江苏）留日学习文科；何超、何建南、邹卓然、彭砥、李文彬、何春田（广东）均留日学习文科。谭熙鸿、杨杏佛、萧友梅、刘鞠可、黄芸苏等人是任鸿隽在秘书处的同事，其他人也多为有功于辛亥革命的青年。其中还有一些对辛亥革命有功人士的子弟，如曾广劲的弟弟曾广智、冯自由的弟弟冯伟、邹鲁的族弟邹卓然等。1912年10月，财政部拨付资金到位，第一期稽勋留学生陆续由上海出发。
同年11月，经李四光等请求，黎元洪打电报给中央政府，力陈“李四光……等二十二员，劳勋卓著，精力富强，咨送西洋俾宏造就”。湖北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如果袁世凯不批准，对他还打着“拥护共和”旗号不利，于是他只好又批复同意，表示“鄂省首倡共和，非各省可比，所请将李四光等二十二员分期派遣出洋，应即照准，此外不得据以为例”。黎元洪念耿丹在武昌战事中两次将他找回，以致能够登上副总统宝座，遂批准尚未撤销通缉令的耿丹，同李四光、王世杰、赵师梅等一起，作为中华民国的第二批留学生。
1913年7月，第二期留学生正式出发，共计26人。由于湖北发动武昌首义，为建立中华民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稽勋局派出的这批留学生中，湖北占了12人。
由于资料残缺，情况复杂，稽勋局派出留学人员最终是否成行，官方数据存在差异。可以确定的是，真正以稽勋局名义派遣出国人员，第一批有25名，第二批有53名陆续出发，共计78名，其中77人有确切的资料。
经查湖北留学的12人中，11人在这77人名单中，分别是：王世杰（留学英、法，1913年秋出国）、王嘉猷（留学比利时）、李律（留美，文科）、胡干城（留德，1913年夏出国）、张承槱（留美，学法律，1913年出国）、赵实魁（赵学魁，又名赵师梅，1913年出国）、李四光（留英，学地质，1913年出国）、李西屏（留美，工矿专业，1913年出国）、李作栋（留学日、英，考察慰问，1913年初出国）、居励今（居正之弟，留法，1912年11月出国）、刘树杞（留美，化学工程博士，1913年初出国）。
两个批次稽勋留学前后出国的78人名单中，缺资料的1人应该就是湖北人耿丹。这个数目与冯自由《民元临时稽勋局小史》所说的80余名也较为接近。如果与领取公费名单相对照，可以发现有些人虽未列入选派名单，却出现在领取公费名单中；也有列入选派名单，但可能并未成行，或出现在其他机关公费名单中。
耿丹是中华民国派遣赴英留学的代表。他留学英国时，是近代中国出国留学第四次浪潮早期。清末留日风潮转向欧美，其中又以美、法为重心。稽勋留学生的出洋趋向也与此相符。赴美者大部分入大学读书，其余者则从事游历求学。第一批学生中留美 11 人，留日 9 人，留英、留法各 2 人，留德 1 人。第二批学生中赴法人中前三位的留学国家分别是美国（28 人）、日本（15 人）、法国（14 人），其余为英德等国。在专业方面，他们多攻读理工（22 人）或法政财经（14 人），这也较为契合民国初年倡行实业的潮流。稽勋留学生在回国后，一部分人继续在政府工作；一部分人选择从事科教工作，其中有 20 多人选择从事教育工作；一部分人选择从事工商业工作。
1912 年 11 月，工商部在北京召开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开中国 “工商界数千年来未有之盛举”。代表们在会上纷纷提出发展实业的各种计划和提案，并要求政府拟定保护工商业的法律，修改税则等。著名的民族资本家荣德生提出资送学生出国深造，学成回来当技师等提案，得到与会代表的支持。这次会议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实业的强烈愿望。在留学期间，稽勋留学生们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们普遍信奉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思想。
从已知的 78 名稽勋留学生获得的最高学历来看，获得博士学位者 9 人，硕士学位者 12 人，取得学士学位及其他证照者 9 人。稽勋留学生 1914 年起陆续归国。稽勋留学生毕业取得学位以后，不是为了找工作解决个人问题，而是希望以所学贡献社会，振兴中华。孙中山逝世后，因局势的变迁，原先参与协助革命者并未能汇集集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只能依附在其他政治势力之下。
耿丹在留学英国时，选择了政治经济学，其在英国苦学六年，带有中国近代第三次留学浪潮的时代烙印，相信科学、工业、教育救国，同时又具有第四次留学浪潮的职业革命家思想特征，他注重学习政治和国际关系，主张通过革命斗争救国救民。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 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后来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现代石油工业的伟大奠基人、成就卓著的教育家。李四光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为新中国发展立下不朽功勋。
李四光的父亲李卓侯为私塾先生，除了是李四光的授业恩师，还是林彪的启蒙导师。1904 年 5 月，李四公费赴日本求学，同年 12 月，结识了当时在东京法政大学学习的近代民主革命家宋教仁，经其介绍又认识在东京学习工艺化学的马君武，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并参加了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1910 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革命党人遭到其北洋势力的排挤与打压，逐渐被排挤出权力核心。
1913 年，李四光就读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后改学地质，并于 1919 年获硕士学位。1920 年，他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书，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同时还担任过北京大学评议会的评议员和理学院的庶务主任，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
1927 年 8 月，李四光赴南京，协助蔡元培等筹建中央研究院。自 1928 年，李四光长期担任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同年 8 月，国民政府决定建立国立武汉大学，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院长蔡元培任命李四光为武汉大学建设筹备委员会委员长；11 月，该委员会决议，以武昌城外东湖附近珞珈山一带为新校舍地址。经李四光与王世杰等多方奔走，新校舍落成。1932 年 5 月 26 日，李四光与蔡元培等参加武汉大学新校舍落成及开学典礼，并于同年担任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代理校长。
从 1952 年 8 月至 1967 年 10 月，李四光长期担任地质部部长，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国务院科教组组长等职。1954 年 12 月至 1971 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8 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 年他从英国带回一台伽马仪，为中国后续铀矿勘探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 年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在会议上，李四光和刘杰、钱三强一起做了工作汇报。李四光为中国铀矿资源的勘探与开发提供了重要地质科学支撑，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点评：李四光在旧社会走过的道路，尽管有些曲折和坎坷，但他毕生努力的方向和最终达到的高度，以及对祖国和人民做出的贡献，在当代中国科技界、知识界，的确是一面旗帜，无愧于党和人民。李四光作为革命先驱敢于向旧事物挑战的精神、作为教育家诲人不倦、孜孜追求的态度，作为事业家从人民需要出发的强烈责任感，以及作为在科学实践中贯穿的革命、育人、为人三者辩证统一的科学思想，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李四光中国地质学之父，他于 2009 年当选为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之一。武汉大学、吉林大学、湖北国土资源职业学院等建有李四光雕像。2023 年 6 月 29 日，为纪念中国地质学先驱李四光，李四光纪念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正式揭幕，彰显了中英在地质学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
王世杰，生于 1891 年，湖北崇阳人，字雪艇。1911 年武昌起义打响，其返回武汉任都督府秘书。革命成功后，受命组建国民党湖北支部，并担任组长。因袁世凯篡权，王世杰脱离鄂政府，在武昌创办经济杂志社，策划二次革命，并于 1913 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1920 年回国后，王世杰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武汉大学校长，国民党政府法制局局长、教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士。
在王世杰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大批留英同学纷纷前往珞珈山任教。据当时的一本《留英同学录》记载，在武汉的 31 名留英学生中，有 18 人任教于武汉大学。他们是：王星拱、皮宗石、任凯南、朱世溱、李剑农、周鲠生、邵逸周、俞忽、胡光廷、韦润珊、梁骝、郭霖、陈源、杨端六、袁昌英、刘道诚、戴铭巽、萨本炘。
1924 年，王世杰与周鲠生等在北京创办《现代评论》杂志。1932 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王世杰主张依靠国际联盟解决问题，支持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1938 年 6 月王世杰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2 月加入新政学系。1943 年随蒋介石到埃及，出席开罗会议，1945 年出席国民党六大，起草《对中共问题的决议》，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1945 年 10 月，其作为国民党代表之一，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代表举行重庆谈判。1946 年，王世杰出任第二、三届联合国大会的首席代表，1949 年去台湾，1981 年病逝，主要著作有《比较宪法》《中国奴隶制度》等。
赵师梅，名学魁，1894 年生于湖北省巴东县，1909 年考入武昌县华林湖北中等工业学堂，1910 年，经共进会的核心成员、巴东人邓玉麟介绍加入共进会，1911 年春，受共进会领导人刘公之命，与堂弟等三人一起为武昌首义绘制九角十八星铁血军旗。武昌首义前夕，赵师梅任秘密交通员，起义当天赶往南湖，通知炮队配合进攻督署。在起义过程中，原定领导人刘公、蒋翊武、孙武均不在武昌。首义的领导者们派人找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商讨对策。二十一协统黎元洪等旧军官、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旧立宪党人被革命党人找到，其中黎元洪由耿丹、张笃伦、万耀煌等策马请回，汤化龙由赵师梅、陈磊等寻得。这样，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湖北军政府就建立起来了。武昌首义后，清为扑灭革命，派北洋军南下。赵师梅参加了守卫战，还拍摄了一张戎装像，手臂中弹受伤。黄兴组建战时总司令部后，举荐赵师梅为总司令军需，并授予其甲等功勋。
1913 年，赵师梅作为首义功臣被孙中山保送到美国留学，入读美国费城海力大，专攻电机工程。1922 年获美国理海大学机械电机科工学硕士学位和最高奖学金 “威尔伯奖”。同年回国，在上海受到孙中山先生的亲切接见。自此，赵师梅淡泊名利，谨遵中山先生教诲，从事大学教育六十余载，他放下了 “工业救国” 的初衷，转而矢志 “教育救国”，他一方面筹办江汉大学，另一方面受聘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任讲师、还曾在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工学院（后改名武汉汽车工业大学，合并入武汉理工大学）任教，是中国第一批工科教授。赵师梅行事低调，生活俭朴，特别关心学生，在学校享有很高的声望。1984 年去世，享年 90 岁其生前曾任武汉市政协、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省电机工程协会顾问。
从亲手绘制 “铁血十八星旗” 飘扬在武昌城头，到临终前念念不忘 “奖掖学子” 的拳拳之心，赵师梅树立了追求真理、献身教育、甘为人梯、为人师表的崇高典范，堪称铁血丹心，一代师魂。
同李四光、王世杰和赵师梅一样，耿丹留学回国后最初也是到大学 —— 北京大学任教。但同李四光、赵师梅专攻理工科不一样，耿丹专攻政治经济学，获政治经济学博士学位。耿丹关注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帝国瓜分中国形势下，中国面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并寻求有利于中国的解决方案。
耿丹用英文撰写博士论文《国际投资论》，指出英、美、法、日财团在投资中国时，将调整新银行团协议内容，列强计划分摊从中国瓜分的利益。面对列强共同瓜分在中国攫取的所谓 “投资利益”，中国要有新的正当应对办法。耿丹在留学期间一直关注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瓜分时的现实政治和经济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和出路。他虽远在英伦，却一直心系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