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广州国民革命政府挥师北伐，耿丹与董必武等同志一起，紧张地投入到湖北各界群众的组织动员工作中。他成功策动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倒戈配合北伐军进入武汉，为北伐军攻占武汉做出了较大贡献。在国共合作开展北伐革命的洪流中，耿丹再次申请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国民战争期间，耿丹在共产党人推动下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工作，加入共产党后，他的革命工作更有成效。
1927年中国共产党五大之后，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湖北、湖南、江西都发生了查封革命团体、逮捕工农领袖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在此期间，耿丹被国民党各反动派系阴谋杀害。
第一节 耿丹正式人党
一、正式入党及介绍人
1926年，随着北伐的顺利推进，耿丹随董必武、李汉俊赴湖南慰问北伐军，并成功策动了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倒戈。这些活动表明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在大革命洪流中，耿丹再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经李国瑄、宛希俨介绍、董必武、吴玉章批准，11月11日，耿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13日，国民政府军委参谋长、共产党员林伯渠在九江大东旅社约见了耿丹。
巧合的是，耿丹的人党介绍人李国瑄也是吴玉章的人党介绍人。1925年4月，玉章在北京由李国瑄、童庸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李大钊批准。随后，李国瑄协助吴玉章在北京的工作。吴玉章写信给杨公，要求Y.C团组织解散，1个别成员按中共中央规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五四运动期间，李国瑄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之一参与了反基督教同盟以及李大钊、王世杰、周鲠生、马叙伦、黄侃和邓中夏等发起的民权运动大同盟的活动。
李国瑄，湖北武昌金口镇人，十九世纪末，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1918年，以优异成绩考人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他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其堂兄李求实是革命烈士，早期共产党员。1923年初，李国瑄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长，同年12月，被北京地委选派为代表，与邓颖超、李裕智、于树德等人一起参加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护送邓颖超到广州与周恩来完婚。会后，李国瑄回到北京，担任中共北方地委组织部长兼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
1926年11月中旬，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国民革命势力向长江流域扩展，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作出迁都的决定，拟将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从广州北迁武汉，标志着武汉作为国民革命中心的开端。11月16日，中国国民党派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徐谦、陈友仁及顾问鲍罗廷自广州启程北上，拟经江西赴武汉，筹备迁都。11月2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正式决定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从广州迁到武汉。11月28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自12月1日起。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停收文件，5日停止办公，政府工作人员分批去武汉。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正式成立，暂时执行最高职权。联席会议的成立，标志着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历史进入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时期。1927年1月1日，联席会议宣布国民政府正式开始在汉口办公，并发布命令:“确定国都，以武昌、汉口、汉阳三城为一大区域作为京兆区，定名武汉”1首次实现三镇行政统一管理。同年4月16日，武汉市政府成立，直隶武汉国民政府。这一调整打破了历史上三镇分治的格局，为现代武汉城市版图奠定了基础。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宣布“分共”，标志着大革命最终失败；9月，国民政府迁至南京。武汉作为首都，不足一年。
在此背景下，全国革命活动汇集武汉，李国瑄在1926年11月初被中共中央派往武汉，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国共合作。11月底，他参与拟定国民党《湖北目前最低政纲》。他同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左派董必武和邓演达等一起努力，迫使蒋介石同意迁都武汉。1927年1月21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联合组建武汉市政府，武汉市党部推举詹大悲、李国瑄，再加上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等单位推举的其他人，共11人为武汉市政府委员。4月16日，李国瑄等宣誓就职。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国瑄立即组织汉口特别市党部召开会议，谴责蒋介石背叛国民革命的行径。随后，李国瑄组织中共党员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继续推动国民革命，维护党的权威。同年5月，他组织革命群众，支持平定夏斗寅叛乱。针对汪精卫的右倾活动，李国瑄参加武汉市政府会议、主持汉口特别市党部会议，再次予以揭露和批判，坚持国共两党合作。7月15日，闻悉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公开分裂国共合作后，他与苏兆征一起辞去武汉市政府委员职务。8月，根据中央安排离开武汉到达上海。10月，入苏联中山大学特别班，同班同学有徐特立、叶剑英、吴玉章、林伯渠等30多人。抗战爆发后，他在苏联杳无音信，至今不知所踪。
耿丹的另一位人党介绍人宛希俨(1903-1928),字畏如，湖北黄梅县人。自幼随父读书，14岁入武昌启黄中学。1921年考人南京东南大学。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东南大学和南京党支部书记。“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后调武汉，任中共武汉地委宣传部长，协助董必武创办《楚光日报》，任主编。1926年先后筹备召开国民党汉口特别市第一、二次代表大会，并任大会执行主席、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常委和宣传部长。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中共中央军委机要处主任秘书和警卫团政治指导员，与叶挺、贺龙、李富春等联系密切，并任《民国日报》主编，他在该报刊发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927年汉口“一三”惨案发生，宛希俨和李国瑄一面以汉口特别市党部代表身份出面调停，一面在《民国日报》上连篇披露惨案真相。“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们以《民国日报》为阵地，揭露蒋介石、许克祥、夏斗寅等人的反革命罪行。
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大屠杀后，中共中央决定到南昌组织武装起义。宛希俨服从革命需要，与爱人黄慕兰和警卫团部分战士以及部分中央工作人员离开武汉奔赴南昌，出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并于7月28日与刘伯承、聂荣臻等密商武装起义有关事宜，会后布置准备。根据中共组织决定，宛希俨不公开参加起义，而是与陈潭秋一起留在南昌坚持地下斗争，恢复江西省委和各县党组织。
其实，在北伐战争后期，邓演达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曾明确主张向东征讨蒋介石，主要是因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严重破坏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邓演达认为，蒋介石的行为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必须予以坚决反对。周恩来认为，只有通过武力手段才能有效遏制蒋介石的反动势力，保护革命成果。周恩来与邓演达合作密切，两人曾在农民运动中共同工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周恩来曾表示:“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和我合作。”这表明了周恩来对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的信任。尽管邓演达和周恩来等人主张向东征讨蒋介石，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内部右派势力强大，以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形势的误判，最终未能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相反，蒋介石利用其军事优势，逐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最终建立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国民政府。尽管如此，邓演达和周恩来的立场与行动仍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耿丹从资产阶级革命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时代意义
1911年，辛亥革命的枪声打破了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桎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曙光一度照亮华夏大地。然而，革命果实最终被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下迅速崩塌。彼时，无数怀揣救国理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并未因挫折而沉沦，耿丹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他的革命生涯与思想转变，不仅是个人追求进步的历程，更折射出中国近现代史中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的艰难与觉醒。
耿丹继续探索革命道路，他深知唯有继续高举革命旗帜，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在“二次革命”爆发前，耿丹已积极投身于革命党人组织的党团活动。1913年7月，“二次革命”正式爆发，耿丹毅然奔赴上海，投身于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反袁军事行动。后来，革命党人进攻上海制造局失利，湖南、广东、福建北援之师又迟迟不发。对此，耿丹并未气馁，他敏锐地意识到，若想打破困境，必须寻求新的突破口。经过深思熟虑，耿丹决定秘密返回湖北，策动当地的“湖北改进团”起兵东进，为沪军缓解压力。然而，当他历经艰险抵达武汉后，眼前的景象却让他陷入绝境--黎元洪早已倒向袁世凯，开始镇压革命力量。此前积极筹备反袁行动的“湖北改进团”已在5月遭到严重破坏，大批革命党人惨遭枪杀，湖北革命形势已彻底恶化，“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
面对北洋军阀的通缉、搜捕以及白色恐怖，耿丹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了等待新的革命时机，他不得不辗转绕道，前往北京隐匿，继续关注中国革命的发展动向。“二次革命”的失败，让耿丹进一步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软弱与局限性。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内部派系林立、意见不一，在强大的北洋军阀面前难以形成统一的战斗力；同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理想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单纯依靠资产阶级的力量，根本无法彻底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联合统治。
此后十余年间，耿丹远渡英伦求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后又返回武昌继续从事革命斗争，期间从未放弃对革命真理的追求。他亲眼见证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闹剧，目睹了张勋复辟的短暂丑态，也经历了北洋军阀混战的混乱局面。资产阶级革命的一次次失败，让他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为迷茫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指明了新的方向。耿丹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思想潮流的重要意义，他开始主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阅读《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经典著作，深人思考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他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依靠广大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力量，必须建立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具有严密组织性和革命性的政党，而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一个政党。
作为国民党员，耿丹长期与共产党人一起战斗。经过长期的思想探索与实践考验，他多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北伐革命洪流中，他再次向党提出申请，最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耿丹个人思想质的飞跃，更是他在总结中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做出的正确选择。入党后，耿丹以全新的精神面貌与思想境界投入到革命洪流之中。他深知，旧军队是封建势力与军阀割据的重要支柱，要实现革命的胜利，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旧军队，建立一支真正属于人民的革命武装。为此，他积极投身于军队改造工作，深入士兵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思想，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努力将旧军队转变成为人民服务、为革命奋斗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与组织能力，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耿丹的一生，是中国近现代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道路的缩影。从最初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试图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到革命屡次失败后反思总结，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耿丹的思想转变深刻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剧烈变革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无法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重任，唯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唯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
第二节 耿丹的第十五军岁月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响了反对旧军阀的战斗。很快，北伐军从广东打到湖南，又从湖南进入湖北。在进攻湖北和攻打武汉的过程中，革命军争取了旧军阀刘佐龙(当时归顺在吴佩孚手下为师长)作为内应，很快攻下武汉以南地区及武汉城，吴佩孚兵败北逃。刘佐龙在革命军进人武汉以后，将自己的一个师扩充为一个军。同年9月10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正式任命刘佐龙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为了巩固武汉的革命势力，反对蒋介石的分裂阴谋，同时牵制刘佐龙，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任命革命积极性高、政治主张明确且与刘佐龙辛亥革命时期共过事的耿丹到第十五军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及第十五军副军长。
一、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制度
国民革命军早期，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不少，且是其中的政治骨干。因此，国民革命军也被称为革命的军队。军队中建立了一套过去不曾有的政治工作制度。该制度起源于黄埔军校和教导团的组建时期，后来逐渐在各军中推广。各军先是建立政治部，后来又建立党代表制。
1.建立党代表制
1925年5月25日，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一)在军校及军队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签署，由校长或军队长官执行；军中党的决议，其执行亦须遵照此程序；(二)所有一切军校及军队中之法令规则，经党代表签署者完全有效。
1925年国民革命军刚建立时，廖仲恺任军校及各军党代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军事决议案》指出:注意政治训练，使革命军队完全受革命教育，并宣明定党代表职权。于是决定在各军设置党代表。此后，国民党中央相继任命各军的党代表，逐步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队伍。
由于前后两个时间段都设立了党代表，于是先期各军设立的党代表就更名为“总党代表”。在总党代表之下，第1~8军设立的党代表称副党代表，第8军以下的各军仍称党代表。同时，各军副党代表多半兼任政治部主任。第8军以下的各军党代表兼任政治部主任。
1926年3月颁布的《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规定:党代表不仅拥有行政及经济的权力，而且拥有监督作战命令执行的权力。这就使党代表与军事指挥官享有平等的权力。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为了避免党代表与军事长官之间发生冲突，设置了一些限制条件，强调党代表在行使行政和监督权力时应慎重，一般不干预纯属军事性质的问题。党代表主要是开展政治教育和动员士兵。
事实上，在军队中实行党代表制难免产生冲突。究其原因，新任命的党代表大多是刚出从军校中毕业的年轻军官，一出校门，就可以与军事长官平起平坐，这就使得军事长官在情感上难以接受。不过，随着战争的推进，党代表在军中动员士兵和发动群众的作用日益凸显，其地位也就逐步被接受和认可。
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被修正，明确建立党代表目的是传播国民革命的精神，提高战斗力，巩固纪律，以及开展三民主义教育。条例对党代表的职权作了规定:党代表在军队中是中国国民党的代表，对于军队中的政治行为，对党负完全责任。同时，党代表辅助部队长官巩固提升革命的军纪。党代表作为军队中党部的指导人，负责开展各种政治文化工作，指导军队中一切普通组织的工作，以及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工作。党代表的权力与军队长官相同。他所发出的命令，凡是部属人员一律要执行。党代表会同指挥官有审查军队行政的权利。党代表不干涉指挥官的行政命令，但须副署。党代表认为指挥官的命令危害国民革命时，应立即报告上级党代表。如果指挥官发动变乱或叛党，党代表得有自己的意见，并设法阻止其行为。同时，报告上级党代表、中央军人部及军事委员会主席。
党代表的具体任务是:熟悉所属部队中各长官及该部队中一切日常生活情形，研究并考察官兵的思想及心理。在工作中，要设法解决所发现的各种问题，排除各种障碍，如果一时间解决或排除不了，要报告上级党代表。党代表应按上级党代表的意见，指导其政治工作。党代表应注意该部队的经济生活，核查兵、工能否按时领到给养，以及给养的性质是否清洁适宜。教导士兵节约使用国家的物力，关注报纸、杂志的发放与分配是否恰当。在战争时，党代表须以自己无畏勇敢的精神感化官兵，为官兵树立典范。
对于党代表与地方的关系，要求党代表在行军时，随时约束士兵行为，禁止其骚扰民众，并向士兵阐释革命军人的宗旨，以解除人民受帝国主义者、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凡是军队所驻之地，党代表须与该地党部及民众团体建立紧密联系，推动人民能与军队协作。
关于任免党代表的条件和办法:党代表应该是人党一年以上的中国国民党党员，曾致力于国民革命，并且在政治态度及严守纪律方面要合格。连级相当组织的党代表，由军人部任免，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备案；团、营及相当组织或介于师、团间的各军事组织的党代表，由军人部提出，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免，但遇紧急时，得由上级党代表先行派员代理或停职，然后呈报军人部，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师至最高级军事组的党代表，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免。
各军党代表起初由政治训练部提名，呈请国民党中央委派。自1926年7月国民党中央军人部成立后，即规定各军党代表一律由该部任命。从前由中央委派的党代表，也须由该部加以委派。
2.培训政治工作人员
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人员的培养，采用了多种途径与方法。黄埔军校设有高级政治训练班，周恩来曾经亲自担任班主任。学员经过一个月的学习后，被分配到各个党、政、军单位任职。1925年冬，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在广州成立，为各军培养了一批政治工作人员。
谭延阁的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后，为安置富余军官，决定创办政治讲习班，集中训练这些多余人员。该讲习班由国民党中央直接主办，湖南政治研究会具体领导讲习班的工作。湖南政治研究会由当时在广州的湘籍高级领导人员组成，研究会在受托主持讲习班之后，即推定谭延闿、程潜、陈嘉祐、鲁涤平和在广州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林伯渠、李富春7人为理事，组成理事会，以谭延闿为理事会主席，李富春为班主任。因此，政治讲习班实际上由李富春具体负责领导。教学内容由政治和军事两部分课程组成，以政治课程为主。共产党人毛泽东、萧楚女、恽代英、邓中夏、张太雷、熊锐、高语罕等都在政治课程中担任过教师。北伐前夕，政治讲习班为了适应革命形势需要，提前结业。
此时，湖南的唐生智已经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将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把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的学生和69名政治讲习班学员集中起来训练后，派往唐生智的部队工作。
湖南地当南北要冲，是北伐军出兵的必经之路，因此给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调去50名学员，给刚成立不久的第六军调去30名，其他方面调去14名，尚剩187名。由于北伐即将誓师，6月25日，谭延闿在国民党中央三十七次常委会上提议，将全部毕业生调人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员特别训练班，会议决议照准。
总政治部也开办了宣传队训练班。1926年6月下旬，在邓演达主持下，在黄埔军校政治科、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农民运动讲习所挑选人员，培养宣传队员600~800名。在广东大学进行训练，聘请邓演达、周恩来、恽代英、陈启修等为教官。队员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后，被派到唐生智部、程潜部、谭延闿部以及贺耀组部、杨森部做政治工作。
3.建立总政治部
为了开展军队的政治工作，早在1925年7月，国民革命军便组织了政治训练部，该部门暂时隶属于军事委员会。1926年3月19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政治训练部组织大纲》。北伐前夕，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考虑到北伐开始后政治工作的重心将转移到前线，拟定了改组政治训练部的办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军事部，决定关于军队中政治训练的计划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执行；军事部设置政治训练委员会，其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同指定，开会时由军事部长主持。7月19日，军事部(又称军人部)正式成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兼任军事部长。军事部内设总务科宣传科、组织科，下设政治训练委员会。
为了准备北伐，7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建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其组织大纲规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要秉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意旨，接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人部及宣传部的指挥。政治部要把党的主义、政府的策略、世界的文化教育、社会潮流等灌输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所属各将士，以达到纠正其思想，提高其地位，改良其生活的目的。
政治部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督率各军、各独立师及各军事机关政治部、宣传委员会，处理一切政治工作事宜。政治部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另设编审委员会。
7月间，蒋介石委任命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在组建总政治部时，尽量吸收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进步知识分子作为总政治部的骨干。他邀请孙文、郭沫若、郭冠杰、李民治、季方、杨逸棠等数十人参加总政治部的工作，委派孙炳文为总政治部秘书长，郭沫若为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10月中旬，蒋介石委任郭冠杰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在总政治部工作的共产党人有:孙炳文、郭冠杰(总务科长)、季刚(党务科长)、朱代杰(宣传科副科长)、纪德甫(俄文翻译)、胡公冕(宣传大队长)、周恩寿(宣传队长)、李鹤龄(组织股长)等。国民革命军北伐前敌总指挥部也设有政治部。
总政治部成立并开展工作后，政治工作制度便逐步在国民革命军中推广。随着北伐战争由南向北迅速推进，国民革命军不断进行扩编。伴随着军队的扩大，军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也随之推行起来。除了原有1~8军的政治工作人员不断调整和补充，新改编的军队也派上了政治工作人员。此时，新编军队的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有:第九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安健，第十军政治部代主任甘乃光，独立第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因，袁祖铭左翼总指挥部党代表吕超，第十四军党代表熊式辉，第十六军党代表杜韩甫，第二十五军党代表熊逸滨，第十七军党代表孙祥夫，第三十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常恒芳，第十五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耿丹，第三十军政治部主任赫文苏，第三十军党代表申梦奇，第八军政治部主任黄日葵。
二、耿丹在第十五军任职及其所做的工作
1926年，刘佐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后，为了更好地帮助刘佐龙建军并规范其行为，国民政府按照程序任命耿丹为十五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作为第十五军的党代表及政治部主任，耿丹在其职责范围内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5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在共产党推动下，派耿丹到第十五军任职，以限制刘佐龙与蒋介石之间的密谋活动。加入共产党后，耿丹的革命工作更有成效，为国民革命的推进做出了重要贡献。
1.召开政治工作会议
定期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传达精神、强调纪律、解决问题、落实行动，是耿丹必须所做的工作。1927年3月23日上午9时，他召集第十五军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在军政治部开全体会议。除开赴前线的第二师及三师10团，四师15、16两团外、参加大会的有70余人。耿丹为大会主席，主持会议。
会议议程有:1.宣布开会；2.耿丹恭读《总理遗嘱》；3.耿丹说明开会理由；4.耿丹宣读最近党务的工作报告；5.耿丹说明政治工作报告的弊端；6.焦其恺报告最近军事与政治报告；7.李鼎山报告第三师政治部工作报告；8.陈子仁报告第四师政治部工作报告；9.各团营指导员报告其政治工作；10.耿丹主持讨论，听了各种报告后的意见及建议；11.耿丹主持讨论了以下事项:党员训练问题案；政治指导员的职权案；官长训练问题案；政治工作人员考核案。经过讨论，均形成具体的方案。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晚上10点。
2.推进基层组织建设
军队政治工作的落实，要依靠人来执行。因此，不断加强基础组织建设，也是耿丹开展政治工作中重要的一环。例如，为了推进第十五军第三师党部的建设工作，耿丹经常要求加快速度，有序推进。在他的督促下，第三师党部的筹备工作激进。1927年3月26日，第十五军三师党部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各团党部代表11人，军党代表耿丹主席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委员会的组织、筹备经费、具体计划等项事宜，核定筹备经费800元，并确定师党部须于4月10日以前成立。
同时，政治部经常涉及人员的更换，耿丹都在第一时间内进行调整补充。1927年7月，第十五军四师政治部主任缪象初因病辞职，军政治部主任耿丹经过考察，立即委任陈子仁为四师政治部主任。陈子仁原任该师政治部秘书、四师师党部常务委员，平日对党务政治工作非常尽力。
3.诫勉官兵不得违规
在大革命时期，时局动荡不安，政府之间、军队之间、军队与百姓之间，时常会发生冲突。面对复杂的社会局面，耿丹对第十五军官兵严加管束，要求其不得越矩。
1927年5月，针对第十五军中有官兵与工农群众发生冲突，耿丹专门召开会议对官兵进行训话。他在诫勉会上说:听说第十五军少数不法的士兵竟有损本军以往的光荣，在青天白日旗帜下，与武汉的工农群众发生冲突多达三四十次。为推动国民革命整体进程，化解当时的危机，他专门发出一道训令，训诫本军官长士兵同志，其大意如下:
国民革命的目的在于解放大多数民众，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工群众，是国民革命的基础力量，也是领导国民革命的主力军。本党总理基于客观事实的要求制定了农工政策。农工阶级因不堪乡村封建势力及城市剥削阶级压迫的苦，投身军队，以谋求个人最低生活的保障--士兵即武装农工之化身，而工农就是士兵的本来面目。
本军部队从辛亥革命以来，政府一向以爱护人民著称，不幸在此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少数官兵经常有与工农纠纷的事件发生，有损革命军的声誉，以后如何保证过去的光荣。此次湖北总工会不介意与本军少数官兵前次的误会，非常有诚意地向我军全体士兵详细解释了湖北工农与本军士兵关系的密切。凡是我们的士兵，应该幡然悔悟，本着农工兵联合的精神，与工农群众继续团结前进，接受他们的忠告，对于过去的过失加以补救。将来“武力为民众的武力”的口号也可如期实行。如果不顾党的政策，粗暴对待农工群众，是自绝于党，自绝于群众。但党纪军法严明，不可能姑息少数违法官兵。
4.耿丹就任第十五军副军长
根据国民政府第247号命令，耿丹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副军长。耿丹就任第十五军副军长宣誓典礼仪式于1927年5月15日正午12时在第十五军军部查家墩举行。就职宣誓典礼事先约请汪精卫、谭延闿到场致辞。典礼还邀请了各界代表参加。第十五军所属各部、各级党部、各师政治部均致电庆贺。第十五军副军长耿丹为革命中坚分子，是军事政治人才。在汉口查家墩宣誓就职仪式上，耿丹表示，目前帝国主义残暴横行，新旧军阀相互勾结。他将努力报效党国，遵照中央的意志，遵照总理的遗训，清除革命前途中的一切障碍，作为亲爱民众的前锋，努力前行。
耿丹曾长期留学海外，思想十分活跃，加上年纪轻轻就身兼三职，是名副其实的年轻有为。这些都引起了刘佐龙的不满，一度产生了除掉耿丹的想法。刘佐龙的想法被各怀鬼胎的两个军阀蒋介石、唐生智1加以利用，耿丹作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副军长，在国民党旧军阀、右派军阀和湘系军阀三股反动势力阴谋勾结中壮烈牺牲。
一、刘佐龙第十五军的建立
1.刘佐龙其人及其旧班底
刘佐龙，湖北沔阳人，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北伐军进入湖北以前，刘为鄂军暂编第二师师长(归属北洋军阀中的吴佩孚)，全部兵力有步兵4个团和炮兵1个营，共12000人。士兵大多数是从湖北沔阳、天门、安陆、云梦、孝感等地招来的农家子弟，能够吃苦耐劳，军事素质比较高。军官多是湖北籍人士，在旧军队中，可以说是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该师刚成立时，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是典型的地方旧式军阀做派。
刘佐龙的部队虽然隶属于北洋军阀系统，但常常遭到北洋军阀的歧视，因此也不满直系军阀在湖北的统治，进而主张“保境安民、鄂人治鄂”。这就为北伐军争取刘佐龙进攻湖北及武汉提供了机会。
2.刘佐龙在耿丹的策反下作北伐内应
北伐军的西路军进攻湖南时，在共产党及工人和农民的大力配合下，很快就占领了湖南全省。北伐军一路向北，攻下湖南的岳州后，又攻下湖北咸宁的汀泗桥、贺胜桥，逼近武汉。
1926年9月，北伐军开始进攻武昌城，同时也打响了攻取阳(汉阳)、夏(汉口)的战斗。吴佩孚在汉口查家墩设立指挥部，准备与北伐军决一死战。吴佩孚派高汝桐师、刘佐龙师及杜锡钓水上游击队作为防守阳、夏的主力。高汝桐师把守汉口、汉阳龟山和兵工厂等地。刘佐龙师主力把守蔡甸和汉川。担任进攻阳、夏的北伐军为唐生智第八军的三个师和夏斗寅鄂军第一师。9月1日，北伐军占领了新滩口、侏儒山，向蔡甸挺进。9月3日，第八军第一师到达汉阳附近，与刘佐龙师防地相连。刘佐龙的部队长驻江汉平原及阳、夏两镇。
为了争取刘佐龙，作战双方都进行了拉拢工作。争取刘佐龙师起义反戈，是革命军能否迅速攻克汉阳、汉口最重要的一环。于是，北伐军在人鄂前夕，就对刘佐龙进行了策反工作。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董必武对刘佐龙做了争取工作，安排共产党员龚培元和国民党左派耿丹深入刘部，策动刘佐龙起义。龚培元是董必武的学生，由董必武介绍加入共产党。北伐开始后，他以总政治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湖北从事秘密工作。当时重点做了刘佐龙师第八团团长严敬的争取工作(严为刘佐龙的亲信)。9月1日，龚在严的陪伴下，直接会晤刘佐龙。龚劝刘认清前途，附义反戈。
1926年7月10日，北伐军攻克长沙后，耿丹作为教育界的代表，随董必武、李汉俊组织的湖北省各界欢迎北伐军代表团赴湖南慰问。8月9日到达衡阳，12日抵长沙。在长沙，他见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知道对蒋介石应采取的态度。蒋介石主张对鄂暂时采取守势，将主力移向江西采取攻势，声称旨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实际是为他定都南昌暗作准备。在群众大会上，董必武、耿丹先后发表讲话，表达湖北人民对北伐军的欢迎，以及吴佩孚部队在武汉的部署情况，敦请北伐军迅速前进，直抵武汉。在长沙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大部分人不同意蒋介石先赣后鄂的意见，主张乘吴佩孚南北奔命之时，用速战速决的战术直捣武汉，扩大战果。会议遂决定先攻武汉，对赣采取监视态度。当时，北伐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争取刘佐龙倒戈，配合北伐军人城，需要有人策动。因为耿丹曾与刘佐龙都在黎元洪手下任职，双方熟悉并有一定交情。刘佐龙驻守在安陆时，与耿丹多有联系，耿丹本是安陆人，遇事好商量。经邓演达与恽代英等商议，决定派耿丹回汉策动刘佐龙部。耿丹主动接受了这一任务，回汉后立即做刘佐龙的策反工作。
耿丹的爱人张笃和当时正在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妇女部工作，耿丹通过她进行往返联络。耿丹与刘佐龙进行了多次谈判，劝刘弃暗投明，以自己的义举造福桑梓。刘佐龙最终答应在北伐军抵达武汉时响应配合，但条件是攻下武汉后，所部由师扩充为军，由他出任军长。刘的要求得到应允。
北伐军在与刘佐龙联络时，吴佩孚一无所知。吴佩孚深知刘佐龙对他防守武汉的重要性，为了争取刘佐龙，遂提升刘为湖北省省长，派他驻防汉阳、蔡甸。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实力，一度在直系大军压境的情况下，表面上对吴献殷勤、恭顺，以获取吴的信任。
刘佐龙表示，一旦北伐大军进抵长江出口和汉水蔡甸，就立即率部接应北伐军。当第八军何键师和夏斗寅师进抵蔡甸和汉阳城郊时，相约以驻防在兵工厂和龟山脚下的刘佐龙第八团及炮兵一营为内应，对汉阳形成会攻局势。此时，吴佩孚突然改变主张，令刘佐龙师让出汉阳兵工厂，由其嫡系部队高汝桐师接防。吴的决定使刘佐龙意识到吴对他有些不信任，于是趁机举行起义。刘一方面安排其弟刘鼎甲团迎击高汝桐师，协助北伐军夺取龟山和兵工厂，另一方面下令炮轰查家墩吴佩孚司令部。9月6日，北伐军占领汉阳后，唐生智令刘佐龙师一部防守汉阳和龟山，并担任沿江警戒，刘师的另一部协同第八师强渡汉水，进取汉口。7日，北伐军占领汉口。
3.刘佐龙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
北伐军迅速攻下汉阳、汉口，与耿丹策反刘佐龙，推动其配合革命军有很大关系。为了兑现承诺，国民政府决定任命刘佐龙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
1926年9月10日，蒋介石在给谭延闿的电报中说:此次北伐军攻克汉阳，占领汉口，当然有政府的极大威望、将士们的英勇奋斗。然而，如果不是第三独立师师长刘佐龙诚心归顺党国，协同迎击逆军，有这么迅速的进度是不可能的。当今在湖北境内，逆军余毒未除，隐患很多。刘佐龙系湖北人，所领导的部队长期驻扎在湖北省，熟悉省内情况，尤其要加以使用。为了便于军事指挥，准备提拔刘佐龙为第十五军军长。
9月15日，国民政府批准蒋介石的提议，委任刘佐龙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刘最后收编了剩余的士卒，将部队扩充为三个师，辖二、三、四师约12000人，分驻汉阳、荆州、襄阳等地。因为此事，刘对蒋介石异常恭顺。
二、刘佐龙与耿丹积怨的不断加深
耿丹生性爽直，敏锐而好学，年少时毕业于湖北陆军小学。武昌光复后与刘佐龙同在黎元洪部下为团长。此后团改编为旅，黎元洪原准备让耿丹为旅长，后因为耿丹年纪尚轻，怕刘佐龙不服，改为刘担任。因为此事，刘佐龙恐怕耿丹有看法，从那时起，对耿丹就有了戒备之心。
二次革命后，耿丹因为有革命的嫌疑被迫去职，政府下令通缉他。但黎元洪一向知道耿丹努力革命，不久取消了通缉令，送他赴英国留学。耿丹在英国留学6年，1919年回国任北京大学讲师。后北洋政府拟聘他为法制局参事，他坚辞，而是返回武汉担任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他与当时的国民党湖北省委委员李书城、孔庚等都是好朋友。
1926年9月革命军攻下武汉，刘佐龙所以倒戈相向，皆因耿丹从中做了很多工作。
1926年，耿丹随董必武、李汉俊赴长沙慰问北伐军后回到武汉，在策动刘佐龙倒戈的同时，将主要精力放在协助董必武、李汉俊、张国恩等从事省、市党政机构的筹建工作上。9月23日，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在李汉俊的提议下，成立了湖北省教育讨论会，聘请共产党员董必武、钱介磐和耿丹、邓初民等九人为会员，负责改造及振兴全省教育事业。北伐军光复武昌后，又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董必武、张国焘为常务委员，耿丹、李汉俊、何羽道等为执行委员。11月11日，耿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人党后，耿丹十分关注部队的政治方向，坚持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部队，他带领部队积极参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积极协助汉口工人收回英租界，并在租界里设立特别第三区，行使原租界管辖权，任命进步的黄埔学生担任政治部科长和师、团、营政治工作干部，用革命理论和良好作风教育和影响部队。一些旧官僚军阀作风严重，随意打骂工农群众，甚至辱骂政治工作干部，耿丹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
11月12日，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张复初为常务委员，李国瑄为秘书长，李午云为组织部长，宛希俨为宣传部长，丁觉群为工人部长，耿丹为青年部长，黄慕兰为妇女部长。省、市党政机关建立后，耿丹为发动武汉群众接应北伐军入城、开展全省工农运动、迎接国民政府莅汉办公及收回英租界等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武汉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耿丹身兼数职，各项工作都完成得非常出色。
1927年3月，汉口市妇女工读学校成立。4月28日，学校召开第一次会议，推刘清扬、张笃和任正副主任，制订计划章程。她们为工读学校聘请教师，寻找校舍，乐此不疲。5月10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张笃和报告计划及筹备组织大纲、办事细则，参会人员当场展开讨论，对内容加以修订并表决通过。会议决议工读学校总务主任仍由张笃和兼任，并配备了文书、教育、庶务、会计等各股主任，规定了办公时间及地点。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来，武汉军民义愤填膺，而刘佐龙却暗中与蒋方信使往还，伺机倒戈，破坏革命。面对这种情势，武汉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为增强革命战斗力，以防紧急时之不测，对党政军各方面人事都做了调查。5月初，军事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呈请任命耿丹为第十五军副军长，会议讨论通过并得到国民政府的允许，以牵制刘佐龙的举动。命令下达以后，刘佐龙极其不高兴。耿丹去见刘佐龙，刘拒而不见，只是嘱咐其尽快就职。从这个时候起，刘佐龙就有杀掉耿丹的心思了。
耿丹对刘佐龙早有警觉。他得到驻防宜昌的独立十四师政治部代主任李伯刚的报告，说该师师长夏斗寅有异动之势。夏等与刘佐龙部勾结，要刘在夏部攻抵武汉时作内应。1927年5月，湖北、湖南的反革命势力向革命开刀。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背叛革命，向武汉进犯。夏首先赶走政治部主任包惠僧，拘押李伯刚(李原名书渠)，捕杀了不少共产党人。5月15日下午2时，适逢林伯渠参加耿丹兼任副军长就职典礼，耿丹将此情况作了汇报。5月16日，林伯渠在军委会上报告夏部抵咸宁、蒲圻间，商讨对付办法，决定由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一千余名学生，加上第四军新兵团和教导营，组成中央独立师，由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区司令叶挺统一指挥，阻击叛军。5月17日，叶师又开进纸坊，与敌激战。结果，夏斗寅部全线崩溃，狼狈逃跑。击败夏斗寅的进攻使刘龙不敢轻举妄动，蒋介石大失所望，武汉转危为安。5月23日，耿丹与林伯渠欢聚于东坡楼。
其时，中国共产党正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会代表听取了平定夏斗寅叛乱经过的报告，讨论了夏斗寅叛乱后的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通过了《关于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告夏斗寅部下的士兵》两个文件，从而戳穿了夏斗寅、刘佐龙散布的种种谣言，澄清了社会上的思想迷雾，稳定了军心和民心。耿丹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了夏斗寅、刘佐龙的各种情况，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叛变。耿丹遵照党中央指示，即时发表公开声明，愤然辞去所兼各职。7月24日晚22时，耿丹在湖北省党部后楼何羽道宿舍出席一个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及退出省党部的其他共产党员何羽道、钱介磐等人。会议讨论了国共分裂后的政治形势，商定要立即组织力量到鄂东地区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同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
耿丹原本与贺龙关系极好，与唐生智也认识。刘佐龙任第十五军军长，贺龙就通过唐生智向蒋介石总司令举荐耿丹为第十五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蒋介石立刻答应并加以委任。耿丹加入第十五军后，对唐生智十分感激，刘佐龙知道耿丹倾向于唐生智，且自从贺龙加入共产党，在江西举兵声讨武汉后，刘佐龙认为耿丹是贺龙的挚友，又被贺龙推荐，故而推断耿丹一定会被免职。
耿丹作为第十五军的党代表是上将军衔，政治部主任是少将军衔，而后来又任副军长，中将军衔。如果这三个头衔都在领章上表现出来的话，那就是金版六颗星了。刘佐龙对此十分不悦。思想不同、政见相左，使他们的矛盾不断升级。这一矛盾被蒋介石、唐生智加以利用，最终导致耿丹被国民党三大反动派系阴谋联合杀害。
蒋介石在北伐时，一直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想要侵占革命胜利果实的野心使他的欲望越来越大。然而，他的打算与唐生智发生了冲突。湖南、湖北很快变成了唐生智的势力范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武汉各重要机关的职员，多半为清一色的湖南人。自宁汉合流以后，湖北新成立的省政府委员厅长为唐的部下李品仙、叶琪、王琪等，分别占4席。其他军委会中，各处长、局长、科长、秘书，武汉卫戍司令部也全部为唐生智所占据。省下各县的知县，十人中湖南人就占了五六个。湖北人皆敢怒而不敢言，孔庚、李书城等虽然不满意，但也无能为力，对唐生智的发号施令只好听之任之。换言之，湖北人此时是陷入了19层地狱。
蒋介石发现湖北被唐生智所占，决定东移。1927年1月11日，蒋介石到达武汉。1月12日，武汉军民举行盛大欢迎集会，希望蒋顾全大局，放弃迁都南昌的计划，收回这一无理要求，尽早让迁都来汉的国民党党政大员莅汉办公。蒋介石居心叵测，暗中收买夏斗寅、何键、刘佐龙等两湖旧军人密谋反共，分裂革命统一战线。4月12日，蒋介石完成系列反革命部署后在上海发动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不久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国民政府。蒋介石为了对付武汉国民政府及牵制唐生智，与在湖北具有一定影响的刘佐龙多有沟通，刘佐龙暗中与蒋介石派来的特务频繁接触，伺机倒戈，破坏革命。面对这种形势，武汉国民政府为了监视刘佐龙，控制第十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任命已是共产党员的耿丹兼任第十五军副军长。在第十五军，耿丹时刻关注着刘的动向。
刘佐龙与蒋介石相互沟通，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宁汉分裂以后，刘佐龙表面虽然没有表示什么，但暗中经常不满武汉政府的举动。尤其痛恨共产党的持操纵。刘佐龙与夏斗寅、袁祖铭、彭汉章交情其好。5月17日，驻军宜昌的夏斗寅，在蒋介石的挑拨下，勾结四川军阀杨森，乘国民革命军向北进行二次北伐、武汉相对空虚之机，偷袭武汉国民政府。吴佩孚也在做白日梦，企图趁此机会推翻武汉国民政府。在这一行动中，刘佐龙打算再次重演先期内应的闹剧，准备在夏斗寅进攻武汉时作内应。耿丹提前知道此事，立即向军委参谋长林伯渠作了汇报。
军委得知消息后，立即做好了应对准备，将可以作战的力量都利用起来了。当时杨森叫范哈儿带了一师人进犯仙桃镇。武汉的军事委员会就派了第十五军协同鲁涤平的第六军开赴鄂西作战。事实上，第十五军在武汉只有四团人，一个是第9团、一个是第11团、一个是独立团，还有一个是炮兵团。为了便于指挥，由第十五军派了第3师师长王桂荣来统帅全队，在鲁迪平的指挥下迎击川军。武汉的社会治安工作由工人纠察队负责。同时将武汉国民政府的警卫团、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驻校学员及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组织起来。这支以学生为主组成的军队在武昌油坊岭一带击溃了夏斗寅部队，武汉得以转危为安。
刘佐龙、唐生智和蒋介石三大军阀，虽然各有各的算计，但在杀害共产党员耿丹、反对工农革命上却达成共识。夏斗寅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失败以后，刘佐龙异常愤慨，痛恨耿丹，伺机报复。随着北伐军的占领湖北，湖北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主推下开展得如火如茶。刘佐龙在沔阳的亲友，在农民运动中遭到打击，心怀不满。一次，在全军营以上政治工作干部大会上，刘佐龙大骂工农运动过火，糟得很。耿丹当面对刘予以驳斥，认为工农群众起来反帝反封建是正大光明、天经地义的事，开展工农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同时，耿丹在军队中向士兵了解情况时，听说刘佐龙经常克扣士兵薪饷。针对此事，耿丹毫不含糊，对刘提出劝告并进行批评。这两件事情的发生使刘佐龙十分痛恨耿丹，开始寻找报复时机。
此时，唐生智已经明了刘佐龙的心思，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将刘佐龙与耿丹之间的矛盾推向了极端。唐生智早就知道刘佐龙暗暗支持蒋介石，对他不满。早就在寻找机会解决刘佐龙，好收编第十五军为自己的势力所替代。酝酿至今，于是就唆使刘佐龙枪毙耿丹，再将刘佐龙逮捕，趁机改编第十五军。
8月1日，蒋介石为挟制唐生智，以反共为条件，诱其叛变。党中央为化解革命危机，在举行南昌起义的同时，对唐生智及其部属进行了争取工作。8月9日，蒋介石又利用刘佐龙痛恨耿丹“告密”一事，派遣特务，唆使刘佐龙杀害耿丹，同时牵制唐生智，破坏国共合作和革命统一战线。
刘佐龙杀害耿丹，确实是受唐生智的指使。其实刘佐龙之所以投靠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唐生智在武汉的专横不满，特别是对杀害他的两个好朋友袁祖铭逮捕彭汉章尤为不满。在武汉政府时代，唐生智很想操纵一切，他想培植清一色的第八军势力，独揽武汉政府大权。当时在武汉的鄂系军队就是刘佐龙的第十五军。所以，唐生智总想消灭第十五军的实力，所顾忌的是第十五军的党代表耿丹。因为耿丹在党内很有影响力，他除了是十五军的党代表，还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员，兼任第十五军的副军长和第十五军政治部主任。
至于刘佐龙，唐生智是无所谓的。唐认为刘“每日一榻横陈，短笛无腔信口吹”。唐生智只知道革命军会师武汉时，刘的不抵抗多少有些功劳。也是因为耿丹的关系，刘才背叛了吴佩孚，由一个师团扩充成为第十五军，并且挂了革命军的旗帜。武汉政府成立以后，刘佐龙看到耿丹比他活跃，堂堂乎一个军长，反而被他压制，这不能不使刘有所顾忌。自然，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唐生智就在二人之间借机挑拨离间。
杨森进攻湖北时，没有让刘佐龙带兵迎击川军。他也乐得在武汉逍遥自在，不负军事上的责任。有一天晚上，唐生智又来到刘佐龙的私人公馆。他们都是当时的军政要人，时常交往密切。这本不为奇，他们谈话时的方式是呈两条垂直线横躺在一个榻上。
下面是唐生智与刘佐龙别有用心的一番对话:
唐说:老刘，听说你的部队在前方作战成绩很好。
刘说:大概是唐总指挥得到前方的战报特地来吃我的豆腐。不要笑话我啦，第十五军又不是我的，就是打了胜仗，功劳也轮不到我的头上。刘佐龙不等唐生智说完，表示出一副消极的态度。
怎么？不是你的部队吗？唐生智故意发出疑问。
唐说:说来又是党代表(指耿丹)的监军有方，政治工作做得踏实，论功行赏说不定又会给他一个头衔。我们军人总不及他们会运用脑筋，我们拼死拼活赶不上他们的三句话。
唐生智说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
老刘，你有胆量没有？
刘说:怎么啦？
唐说:你如果有胆量的话，就说他是共产党，干脆你给他一个枪毙。刘说:他不是共产党吧？
唐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论是与不是，就说他煽动军心。现在国共分家，他的政治工作人员还在下层高唱着“联俄、联共”。
刘说:就算是事实，也得要汇报中央，私自这样做，未免有些过分。唐说:你这人未免太迁腐，难怪他们说你是昏庸老朽。反正中政会、军委会都是我们出席，你在会议上提出报告，我在会议上请求枪决，这件事不是一会儿就解决了吗？
刘佐龙有些明白了，但并没有说出什么。
第二天(11日)，刘的部下某副官忽然向刘佐龙告密，说耿副军长与唐生智近日往来密切，有不利于军长的举动，形势已迫在眉睫，应该早做准备。刘佐龙正在饮酒，听到此话后大怒，立即命令卫兵打电话到政治部，请耿丹副军长来查家墩司令部商量重要军事。
下午4时许，耿丹到查家墩刘佐龙司令部见刘。寥寥数语后，刘佐龙就指使人把耿丹给绑了。
毕竟刘佐龙胆小，绑了耿丹以后还打了一次电话给唐生智，问他怎样处置，也可以说是向他请示。
唐生智火上浇油道:绑也绑了，绑了不杀，就是弄巧成拙。于是，耿丹的生命就在这短促的时间内宣告终止了。
三、国共分裂与耿丹遇害的具体细节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大批优秀中华儿女倒在反革命的血雨腥风之中。第十五军副军长兼政治部主任耿丹遵照党中央指示，辞去在该军的职务，准备到鄂东地区去发动农民起义。
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不愿放弃这个机会。1927年8月11日下午1时，刘佐龙亲自打电话请耿丹前往议事。耿丹当即带着警卫罗前泽及车夫喻某某等前往查家墩第十五军军部。到达军部后，耿丹的警卫及车夫被刘佐龙的副官刘智锁闭在一楼空房内、耿丹独自上二楼。
一到二楼，刘佐龙就对耿丹吼道:你当副军长应当干些什么事情？你不应说本军长是反革命、更不应当对士兵说设法加响的话。
耿丹回答说:我在第十五军的工作完全是按照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并军长的命令执行，并无其他行为，昭昭在人耳目，刘军长请详细调查。
刘佐龙说:什么叫作国民政府？我还要调查什么东西，绑出去枪毙了再说。
耿丹说:既然要枪毙我，为什么不详细调查证据，为什么不呈请军事委员会，听候命令。
刘佐龙说:哈哈，什么叫作军事委员会，什么叫作确切证据，本军长一概不知道。你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我要枪毙你就得了，快拉出去去枪毙。
不一会，刘佐龙下令鸣枪。耿丹就在查家墩左侧被阴谋杀害。
随即，耿丹的警卫及车夫三人被放了出来。他们当即寻找耿丹的尸体，不知下落。再三恳求军部认识的卫兵，耿丹的警卫及车夫才知道刘佐龙已将耿丹的尸体秘密藏在他处，刘佐龙此举企图抵赖，推卸责任。
耿丹的警卫及车夫沿着卫兵指引藏尸的地方过去，发现耿丹满身是血，身中4枪。一枪打到下颚，一枪打到颈子，一枪打中胸间，一枪打到背部。所有武装带指挥鞭、军帽、鞋袜、结婚戒指、眼镜、手表等物品均被搜刮而去，仅穿着贴身的衣服一件，上面插着“犯官耿丹煽惑军心着即枪决”的标牌。在烈日炎炎下，惨不忍睹。当晚9时，耿丹的卫兵及家属用汽车将其遗体运回家中，爱人张笃和见到户体后几乎气绝。
刘佐龙借机向武汉政府举报耿丹，称其行为涉嫌危害军政大局，此事随即引起官方关注。此后，军委会及政府方面均派人到耿丹的住宅查看实情。军事委员会特派员徐权、总政治部特派员区觉到耿丹住处核查情况，并专门听取了刘佐龙对耿丹的言辞陈述。
四、耿丹的爱人张笃和控告刘佐龙
耿丹被刘佐龙擅自杀害后，其妻张笃和特向军事裁判厅提起诉讼，认为刘佐龙背叛党国、劣迹昭著，倚仗权势，滥杀无辜，请求依法对刘佐龙予以惩治。申诉理由如下:
耿丹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副军长，尽忠党国，海内外皆知。耿丹是应刘佐龙的邀请到司令部谈话，到达后即被抓起来，枪决在司令部。耿丹有什么罪状？因为什么事由？无党部及政府的命令，也不依照法定程序，呈请政府审判。
刘佐龙一个军长，在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所在地、竟敢枪杀党代表、竟敢枪杀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员、竞敢枪杀副军长、竞敢枪杀政治部主任。他眼中有没有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他现在可以任意枪杀党代表，将来就可以任意枪杀国民党首领；现在可以任意枪杀党部特派员，将来就可以任意枪杀国民党一切党员；现在可以任意枪杀副军长，将来就可以任意枪杀军事长官；现在可以枪杀政治部主任，将来就可以枪杀政治人员。其劣迹昭然若揭，如不依法进行惩治，则国民军的前途就不堪设想了。
请求军事厅立即将背叛党国劣迹昭彰的反动派刘佐龙，依据事实予以判刑，以维护国法、整饬党纪军纪。让死者瞑目、生者感恩，这也是国民革命成功所依托的关键所在。
五、刘佐龙被抓及第十五军改编
耿丹被刘佐龙枪毙后，一时间舆论哗然，社会各界一致认为刘目无法纪，太不合法。在收到张笃和的控告信后，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决议，将刘佐龙免职，捉拿归案。军事委员会革命军事裁判所所长(也称厅长)周鳌山，会同湖北省政府委员孔庚、李书城、李品仙、叶琪组成军法会审，查明理由。
刘佐龙在枪毙耿丹之后，8月12日还坦然地到武昌列席湖北省政府委员会会议。当天刘佐龙随身带着盒子炮卫兵8人，专门坐轮渡过江出席省政府委员会会议，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耀武扬威地跨进军委会的大门。一问才知道，相关人物还没有到。心想时间还早，乐得走上楼去，先在会议旁边的一间休息室里坐坐。谁知在这休息的时间，8个卫兵在楼下被解除了武装。军事厅长叶琪拿出免去刘佐龙职务的命令，并将其捆绑关在常委员会室。
命令的大致意思是:湖北省政府委员兼第十五军军长刘佐龙，擅自枪毙该军副军长兼政治部主任耿丹，目无法纪，着即免职，并由军委会革命军事裁判所长周鳌山会同省政府委员孔庚、李书城、李品仙、叶琪组成军法会审，核查事情真相。
同时，军事委员会处置第十五军的命令也已经到达。给湖北省政府及卫戍司令李品仙的命令，由主席团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程潜署名。其要点是对第十五军进行裁撤。该军第三、第四两个师改编为湖北省防军第一师、第二师，由湖北省政府军事厅节制调遣。同时任命王桂荣为第一师师长、陈尧鑑为第二师师长。原来该军的独立团编入省防军第二师，在军事厅未接收以前，所有该师部队一概由王师长、陈师长在原防地带进行整编，迅速造册，呈报给军事厅。第十五军在武汉的各零星部队，由陈尧鑑遵照李品仙卫成司令及叶琪厅长的命令负责进行整编合并。第十五军在武汉的军部及其部队由李司令严格按要求进行整编，在外的各部队由湖北省政府军事厅长叶琪整编。
为防止第十五军发生内乱，8月15日，江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程潜致电第十五军说，耿丹案件仅跟刘佐龙个人犯罪有关，应通过审判裁定。所部改编为省防军，均在原防地整编，不动一官一兵，家眷在武汉的一律加以保护，希望所在防地官兵安心工作，不因私人感情而伤害公益。
刘佐龙原为北洋军在湖北的暂编第二师师长，投靠革命军后改编为第十五军，有二、三、四，三个师。第二师师长由刘佐龙的弟弟刘鼎甲担任，在汉阳首先同情革命军(北伐军)，防守在武汉下游，后被蒋介石命令缴械解散。刘鼎甲曾经一个人返回武汉，已经毫无实力。第三、第四两个师，在上个月奉命全部开往襄河一带分别驻防。该两师已改为湖北省防军。该军在汉口的零星部队按照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由李司令、叶厅长总负责处理。宪兵营已划归卫戍司令部管辖。其他部队由第十五军程汝怀旅长及第八军二师高瑜团长与叶厅长分别管理。工兵营则奔赴仙桃镇驻防。该军原在查家墩及忠信里所设的两个军部由李司令派员接管。
据查，刘佐龙，字汉山，湖北沔阳人，原任三、四两师长，其麾下部将王桂荣为黄陂人，陈尧鑑为湘乡人，此二人均为第十五军核心将领。
六、张笃和驳斥刘佐龙对耿丹的诬陷
刘佐龙在关押期间，通过《大汉报》于8月16日登载了所谓的“声明广告”。说耿丹来军部是要求发放军饷，想通过军饷事件来煽动军心等。张笃和认为刘的声明实际上是捏造罪状和供词，目的是欺骗党国、愚弄民众，以混淆视听。所以，张笃和进行了特别郑重的说明，对刘的声明逐条进行了驳斥。
驳斥一:刘佐龙的声明说，前第十五军政治部主任耿丹于11月下午来司令部，要求发放军饷等。据查，实际上当日下午是刘佐龙打电话要求耿丹来查家墩司令部。当时从模范区到查家墩一带，沿途皆有卫兵把守，如临大敌。事实已经十分清楚。耿丹到达军部后，其随从卫兵就被拘禁在一楼的房间。如果是耿丹要求发放军饷，为什么一路有卫兵把守戒严，为什么等到进门以后卫兵就被监禁？这就是刘佐龙想掩盖其诱杀耿丹的行为而捏造的事实，不能不进行申辩。这是其一。
驳斥二:所谓通过军饷事件来煽动军心。刘佐龙的原文也只是说在政治部的宣传大纲上，该军的军饷每月由军事委员会供给，军费35万元。实际上是军饷没发足额，这事路人皆知。所谓供给与发足是不同的。每月供给35万元，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刘佐龙自己也承认。不过只领到了20余万元。怎么污蔑说是造谣煽动军心？该军每月实际领到20余万元，而政治部几个月没有见到一分钱。即使要求发放军饷，也是补发多月的拖欠，怎么就是捏造事实？政治部改组，工作人员自愿裁撤，裁撤多余的人员，怎么说是潜逃一空？这是不能不进行申辩的第二点。
驳斥三:刘佐龙说，耿丹图谋不轨等。所谓的图谋不轨，那又是指什么事情？这是不能不进行声明的第三点。
驳斥四:说耿丹“难保暗中勾引”等，难道这也是一种罪吗？这就是没话找话说，这是不能不进行申辩的第四点。
驳斥五:供词一看就知道是所谓的一系列捏造。但因为对刘佐龙根本就不是合法的审讯，怎么捏造事实就成了他个人的事情。这是不能不进行申辩的第五点。
驳斥六:刘佐龙被免职拿问之后，才感到惊慌失措，意识到自己的糊涂及罪不可恕。于是在那捏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散布一些污蔑耿丹人格的言论，意图抵赖，更重要是想欺骗党国，愚弄民众，实在是可恨。理应加重处罚。好在相关事宜已经在会审，民众皆拭目以待。
七、刘佐龙被保释而躲藏
刘佐龙因为擅自杀害耿丹被革职。原准备组织特别审判，依法定罪，后因何建、李品仙为刘说情，胡宗铎、袁济安也有致电李品仙、叶琪，请给予特别的维护。而刘佐龙的旧部，王桂荣、陈光鑑两个师长也一再为刘求情，13日晚间，唐生智回到武汉。第二天即发电回复:王师长、陈师长，请允许转请政府依照法律保释。
好像刘的生命，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了。
唐生智在电报中说:沙洋王师长、仙桃镇陈师长、汉口省防军第二师程副师长，唐生智昨日回汉，一切如旧。去年汉阳之战，前军长刘佐龙首先响应，功劳很大。此次该军改编，请恪守遵命。虽然有各将士深明大义，而刘前军长平日效忠之功也特别多。关于耿丹一案，当转请政府依法保释，希望诸位兄弟放心，并妥善办理改编事宜为要。
就这样，因为有唐生智的干预，刘佐龙就悄悄地给溜走了，逃往日本租界志强里2号。唐生智之所以打招呼，一是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二是据耿丹夫人张笃和说，刘克扣军饷、剥削民财在200万元以上，刘被抓以后贿赂唐生智数十万元。
为了告慰英灵，1928年1月3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通缉刘佐龙。2月1日，军事委员会又发布撤销对刘佐龙的通缉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于本月1日决议，将此前通缉的刘佐龙一案撤销，并通知淞沪卫戍司令部。查军事委员会此前受到程潜总司令转呈的耿丹的遗孀张笃和的申冤书，此前将刘佐龙通缉拿办等事宜，均有明确的通缉令在案。
耿丹被杀害一案，终究不了了之。后刘佐龙在日租界作寓公，晚年信佛，学看风水，1936年病逝。
八、大革命失败前后反动派杀害的耿丹诸多亲密战友
大革命失败前后，中国共产党许多优秀党员、耿丹的亲密战友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包括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被杀害)、李汉俊、詹大悲、夏明翰以及耿丹的人党介绍人宛希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董必武没有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吓倒，他根据党的指示，积极地把在武汉地区公开活动较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疏散、转移出去。1927年，董必武与宋庆龄、邓寅达、林祖涵、吴玉章、柳亚子、毛泽东、邓颖超等二十二人联名在8月1日的《南昌日报》上发表《中央委员宣言》，谴责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号召革命同志集中革命势力为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解决土地问题而奋斗。11月，黄安、麻城人民根据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鄂东特委领导下，以董必武的名义发布文告、散发传单，举行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建立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和第一支革命军队。12月17日，李汉俊、詹大悲等在武汉被捕，并当即遭到残杀。
1928年3月20日，夏明翰在武汉汉口余记里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8岁。湖北省委常委夏明翰身陷牢狱坚贞不屈，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下“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的豪言壮语。他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铮铮誓言，生动表达了共产党员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的革命信仰。
南昌起义前夕，宛希俨与刘伯承、聂荣臻等人商议起义事宜。起义后，他与陈潭秋和黄慕兰等根据党的决定，转入地下斗争。1928年2月，宛希俨奉命到赣南兼任中共赣南特委书记。2月13日启程前，他来到医院，向刚刚生产的妻子黄慕兰告别。他们在《汉口民国日报》工作时相识，两人志同道合，经董必武介绍在武汉结婚。来江西后，黄慕兰任省委秘书兼交通员。革命伴侣即将分离，宛希俨告诉妻子:“我奉中共中央指示调到赣南特委工作，如果此行顺利，就来接你们母子上山；如有万一，你要服从党的安排，把孩子送回黄梅老家，交给祖父祖母抚养，长大成人好继续革命。”同年3月下旬，中共赣南特委机关遭到破坏，宛希俨等2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不幸被捕。在狱中，宛希俨经受种种酷刑折磨，保持了一名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崇高气节。1928年4月4日，宛希俨在赣州城内卫府里英勇就义，年仅25岁。
耿丹人党介绍人宛希俨的妻子黄慕兰，是耿丹妻子张笃和的同事和好友。黄慕兰(1907-2016)生于湖南浏阳书香门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女革命家和地下工作者。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大革命时期，黄慕兰与张笃和一起投身妇女运动，成为终身彼此信任的好友。黄慕兰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成为早期妇女运动的领袖之一。她曾担任汉口妇女部部长，与宋庆龄、何香凝等革命先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国共分裂后，她成功营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并探知向忠发叛变的消息并及时上报，从而使中共中央避免了灾难性损失。黄慕兰还参与了“七君子事件”的营救等多项重大行动，被周恩来誉为“党的百科全书”，后人称其为“最美红色女特工”，其革命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深受后人敬仰。她的传奇一生不仅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