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近两万八千名16至20岁的北京知识青年，告别首都的繁华，发扬前辈“爬也要爬到延安去”的革命精神，乘坐 “知青专列”奔赴圣地延安，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这片贫瘠又富有的黄土地上。
半个世纪后，回望这段经历，他们愈发感到，劳动是对体力的磨砺，是对精神的洗礼，更是对书本知识的升华。只有双脚踏进泥泞的土地，才能找到自己的“根”；只有把根深扎在群众之中，才能寻到自己的“源”；只有亲身体会党领导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艰辛，才能铸就自己的“魂”，从而增强青春的志气、骨气、底气！
今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中华魂》网特别推出“北京知青延安情”专栏，让正值青春或曾经青春的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倾听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的青春故事，看他们如何在艰苦环境历练中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中接受一次精神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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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旧居
对于一个游子来说，家的概念包含着温暖、体贴与关怀；对于一个居无定所的人来说，家的概念包含着踏实与安宁。在汉字的组合中，由一个“宝盖头”搭建起的家，曾在多少人的心头泛起依恋和向往的情思，曾让多少在逆旅中奔波的天涯倦客回头怅望。
年轻时游走四方，到老了才真切地感受到，所谓的家国情怀是一种“惜身家亦惜土地，终怀父母之邦”的赤子之情。“我家在北京”，这是我回答别人问话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尽管首都北京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大的名头，可对我来说，这个地方首先是我的家。
具体说，北京崇文区广渠门内大街的那个四合院是我的家，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那个由6户人家组成的四合院，那个分内外两个院落的地方，让我的性情得到陶冶，人格得到培育。一个人怎能将自己童年居住过的地方忘记呢？一个人怎能将儿时听过的歌谣忘记呢？广渠门那个温馨的家给我最早的启蒙，是让我将“家”的概念积化成一种味觉、感触和记忆。
长大了，该走出家门了。我来到范仲淹当年在这里吟咏过“浊酒一杯家万里”的地方——陕北。由华北到西北，由平原到山区，当我翻过高耸险峻的宜君梁后，高天空旷、西风长啸的陕北就在眼前。
我来到插队的地方——延安地区宜君县哭泉公社东角生产队。我将从北京带来的一捆行囊放在陕北的土炕上，在打开行囊的那一瞬间，北京广渠门四合院里的那个家的气息还存留在我的行囊中。瞬间，北京老家的气息与陕北新家的气息得到一种融合。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已经有了一个新家。
我的这个新家不同于广渠门四合院的那种形制，它是由陕北的黄土制成的一种土坯垒成的家，寒俭、粗糙，只能算作是一个栖身之所吧。然而，人对家的感觉缘自于心灵的一种感应。华美精舍，倘没有人性的温暖，那只能是一个冰冷的建筑；草庵茅舍，但人住着踏实、安心，依然是人世间最好的住所。
陕北虽苦寒之地，但村民淳朴、厚道，他们对我们这些知青百般呵护和关爱，让我真切地体会到当年在知青中流行的那句歌谣：“我在陕北安了家，千里之外有妈妈。”此语非艺术之表达，乃是一种心声的袒露。
知青旧址
当然，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决非是来享安乐的。每天，启明星才刚刚退去，我就从土坯房中走出，扛上农具，上山劳作，真正体会到“披星戴月”是怎样的一个时间概念，“汗滴禾下土”是怎样的一种滋味。稼穑之苦、衣食之难，劳筋骨、苦心志，先贤的箴言、父母的训导，在我有了新家之后就全明白了。
“未及弱冠到陕北，转辗回京已有年；怅望边地夕阳坠，不知何处是乡关。”胡诌出的几句算不上诗的顺口溜，但却是我的真情表达。犹记当年，千寻思、万谋划，只要能回到北京，就算妥了，可岂能知晓：此心安处是故乡。刚回到北京时，心里空落落的，老是安定不下来。诚如西人在一首诗中所表达的那样：我常常满怀烦忧，但又不知忧从何来。经过时间的沉淀、梳理、反思，我渐渐懂得，我心灵的一角已经被一个地方所占领，那就是哭泉东角村那个用“板打墙”筑起的家。
家的南面是村里一个打麦场，旁边有一口水井，是我洗衣和冲凉经常驻足的地方。家门口有两棵排列整齐笔直的白杨树，前苏联歌曲“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那是我们亲爱的故乡”，是我那思想感情定格的坐标。我心灵的包裹寄存在那里已经取不回来了。那个给我欢乐给我愁苦的地方为何能让我魂牵梦绕？对此，我说不清、道不明，我似乎被这说不清道不明的“神物”给分了身——我的皮囊寄寓在这里，我的心魂还在遥远的陕北。
从那时起，我对精神家园似乎有了一个新的理解：让人精神向往的地方，便是能让人心灵得到安妥的地方。从我的人生履历来讲，在陕北那个“家”里，我呆的时间只是我人生的二十分之一，但我为什么能将这短暂的岁月如此怀念呢？转念又想：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答曰：青春。一个人将自己的青春永远留在一个地方，又焉能不对那个地方充满念想呢？
大凡在延安插过队的老知青们，都将圣地延安视为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在北京呆得时间长了，总想回第二故乡去看一看，看一看陕北高原的丽日蓝天，看一看那起伏的山恋，听一听那淳朴的乡音，喝一碗那甘甜的米酒。每次探访回来，心里能愉悦好长时间。
但长此奔波，也不是个办法，后来，我发现，在北京与延安两个“家”之间，还有一个被我们这些老知青喻为是“精神中转站”、“情感邮箱”的大家庭，这就是至今在中国的组织机构中，唯一保留的一个名叫“延安知青处”的机构。
有时，我给知青处打电话，朋友问：“知青处？知青处是个啥单位？”我知道，给这些年龄小我许多，没有插队经历的人讲这个单位是干啥的，需要费许多口舌。这个单位只有延安才会将他保留，只有我们这些老知青才会从这个名称中读到一种家的感觉、读到一种温馨和暖意。
知青姓名墙
当年，我们像一股大潮，一古脑地涌向陕北，但这潮水回落时就没有来潮时那么利落了。时至今日，还有300多名知青兄弟和姐妹生活在陕北的土地上，他们早已将知青处视为是自己的家。延安毕竟是革命老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讲究一个厚道。这么多年来，滞留在陕北黄土地上的知青受到延安各级的亲切关照。从生活补助到医疗保险，从解决住房到安排子女就业。
“有困难找知青处”，在这句寻常话语中，让人可以看得出，老知青们已经将知青处视为自己的家。有一次与一位“插友”在闲聊中，得知留在延安的知青在南泥湾创建了一个延安风华北京知青林，一些返回北京多年的老知青还抽空回去参与知青林的建设。
“风华”二字，勾起了我们这一代人对青春岁月的怀念。所谓的“情系陕北”，从另一个侧面来讲，寓意着知青们将生命的根扎在了陕北。风华知青林蔚然深秀，苍翠欲滴，大有杜甫“新松高千尺”的勃勃气象。这种寓意，象征着生命之树常青，也是对一代风华、对知青精神风貌的一种写照。
我与延安知青处的同刚主任很熟。有事没事就通个电话或发个短信与他呱拉上几句。同主任比我要小10多岁，但他在知青处一呆就是26年。这是一个有心人，对知青史非常熟悉，对知青文化也颇有研究；这又是一个热心人，在26年间，他与许多知青都保持着密切交往。知青们将他视为娘家人，遇上高兴的事，想与他来分享；遇上伤心事，也爱向他倾诉。
有着陕北人质朴厚道秉性的同主任，对每一位知青的事都很上心。他常说，他担当的是一个传递者的角色。延安各级对知青的关爱，知青们对延安的殷切关注，需要相互传递，需要一个纽带来系住这份结缘于艰苦岁月、弥漫着家的温暖的亲情。
陈立胜是一位留在延安的老知青，2014年除夕夜不幸去世。同刚闻讯后，于第一时间赶到立胜家中，并将此事向北京延安知青联谊会的李连元会长、王晓建副会长进行通告，紧接着又开始联系墓地，参与丧事的安排。
立胜夫妇均为知青，女儿又在外地工作。同刚主任将立胜身后的一切事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给立胜，这位在延安的黄土地上插队、工作、生活了45年的老知青办了一个简朴、隆重而又体面的葬礼。老知青的离世让同刚情不能已，赋诗作悼：“送君仙鹤岭绵延，茫茫雪山徒步难”。语出肺腑，读来令人柔肠寸断。
延安知青处，一个被老知青们时常念叨在嘴边、散发着家的温馨的名称，每每说起这个名称，我有一种看见母亲倚闾相望，呼唤游子归来的感觉。我想，这种感觉就是对回归家园的一种渴望。
一湾河水向东流，宝塔山下有家园。延安，我的家园，永远想您！
王寅生近照
王寅生，男，1969年在宜君县插队，后任延安钢铁公司宜君炼铁厂、轧钢厂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北京市礼花厂党委副书记、书记，国家新媒体产业基地高级政工师。
（本文选编自《北京知青情系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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