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延安，见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和建立的千秋伟业。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实践铸就了延安精神，现在或曾经战斗、工作、生活在延安，以及到访过延安的人们与之结下的深情，就是延安精神的实际传承。
一次延安行，一生延安情。《中华魂》网开设“我的延安情”专栏，旨在通过您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让广大读者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欢迎来稿！——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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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南下前夕，刘兆伦于延安王家坪桃园留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迅速燃遍全国，危逼香港。当时正在香港南华中学高中三年级读书，家父在马来西亚柔佛经商。我是独子，家父要我远离战火回到他身边，可我却要投身战火，希望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学习，学好本领上前线抗击日本救中国。
我用父亲汇给我的旅费和张夫、朱毅等5位同学一起奔赴延安。通过张夫的亲戚——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饶彰风介绍到广州八路军办事处，云广英主任接待了我们，并给我们开了介绍信。我们很高兴地乘火车北上，在风雪天经武汉、郑州到达西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云甫和熊荆天大姐接待了我们，他们说：“因为现在要去延安的青年太多了，抗大和陕北公学因为窑洞挖不及，没地方住，暂停招生，暂时不能去延安。”他们介绍我们到也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泾阳安吴堡青年干部训练班（简称“青训班”）去，我们愉快地服从了。
我们乘汽车到三原，再雇驴车到达泾阳安吴堡。安吴堡位于西安西北50多公里，咸阳以北45公里，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战时革命青年纷纷奔向延安的需要，在蒋管区设的一个桥头堡，也是各地青年到延安的一个“转运站”。青训班自1938年春从延安迁至安吴堡，共举办了多期训练班，毕业学员1.3万多人，培养了大批青年干部。
我是1938年1月28日到青训班四期八队，2月正式编入五期一大队学习，结业后留班工作。先后在七期二连、八期儿童连任协理员，党支部书记，后到生活指导处任秘书干事，1939年1月又到本科一队学习，直到7月离开安吴堡到延安。
青训班的班主任是冯文彬，副主任是胡乔木，我们的大队长是李田夫。当时到延安的各地男女青年络绎不绝，从上海来的李导等3个大学生就是和我们同时到达的。1938年是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潮时期，交通顺畅，到青训班来的学员每天都有，每月都有几百甚至上千的同学入学和毕业。学员大多20岁左右，也有更大一些或小一点的。
在五期一队，我是小字辈的，当时还不满18岁。石济时、田领峰三四十岁是老大哥，章泽、高沂、金紫光、华山、李之华等大多数则比我大几岁，在七期二连的学员还有15岁的青年工人，八期儿童连则都是十四五岁以下的小弟弟和小妹妹。安徽来的孩子剧团，有小哥哥带着小妹妹，有的小学员晚上还尿床。在连队工作的李国瑞、樊镜秋、李岚和我是大哥哥大姐姐，早上起床时都要关心他们：“昨晚谁‘画地图’了没有？”帮他们把尿湿的被毯悄悄地拿去晾晒。这些“画地图”的青少年后来全都成长为革命战士，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青训班按来班先后分为若干期，初时每期二到三周，1938年后为两个月，亦有更长时间的。1939年，由于日寇扩大侵略，中国大片国土沦陷，铁路交通线被占，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封锁、卡堵，学员来源大量减少，青训班就着重培养青年工作骨干。由关中陕北公学来的大批青年学员、延安抗大来的学员和青训班干部组成本科一队和预科一队，进行较长时间、较长系统的提高学习。
青训班实行的是抗大式的战时体制，学员编成班、排、连，过严格的军事生活。政治课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革命三民主义、民众运动、青年运动等。军事课有游击战、步兵操练、夜间站岗放哨、紧急集合、夜行军、野营演习等。军事教员黄春霆、李东潮、朱致平等都是长征老红军，言传身教。
青训班的文娱活动丰富多彩。连队设有救亡室、学生会、墙报板，班部有俱乐部，连队早晚都教唱革命歌曲。上大课开大会时，连队间相互拉歌比赛，非常热闹。每逢节日或送别，常常演出歌舞、戏曲、相声、口技、秦腔、京戏，五花八门，在广场搭上戏台，在明亮的汽灯下演出丰富多彩的节目，令人难忘。
青训班的生活很艰苦。睡觉没有床，把稻草铺在地上就是床，同学们按班组睡在一起，褥毯同铺、毯被同盖。没有课室、礼堂，广场、大庙和柏树林坟地就是上大课、听大报告的课堂和礼堂，没有桌椅就席地而坐，有的拿块砖头当垫椅，膝盖就是桌子。
青训班经费很困难，我们每人按两个月学习时间，交12元伙食费；后来工作了，每月给我们1元生活津贴。吃的是小米，一天两干一稀，会餐才有馒头和米饭；日常吃青菜、萝卜、土豆、粉条一锅烩的汤菜，会餐才有肉吃。干部和学员都吃一样的大锅饭菜，学员按班组围在地上集体吃，干部唯一的特殊则是可以打回去宿舍兼办公室的地方吃。1939年春，为了克服困难，我们还组织远征队到亮马台开荒种地，同学们穿的是自带的衣服，来自国外、大城市的学生、大中专学生、华侨子弟等“洋包子”穿得较好，来自农村、工厂的“土包子”学员穿得较差，五花八门。但是大家日夜相处，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人。不管是炊事员还是勤杂人员都与学员互称同志，对班主任冯文彬、胡乔木、刘瑞龙等，我们也称同志。
毕业最难忘的是，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青训班地处蒋管区，因此党的活动是秘密进行的。五期一大队支部书记是罗毅，公开名称是指导员。他找我个别谈话，了解到我是个纯洁青年，在家乡大埔百侯中学读初中时，受陶行知先生委派去的晓庄师范老师的启蒙教育，有了进步思想，在香港读书时又看了不少进步书刊，觉悟更提高了，虽未满18岁，但有强烈加入组织的要求。于是他让我填了表，由他和大队长田夫介绍，于1938年3月18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仪式是在安吴堡古城楼上，由他们监誓我举手宣誓被编入支部，候补期是3个月，参加组织生活。入党后，我多次在夜晚到一小屋里，在油灯下听党课，一个个悄悄地进去、出来，熟人见了面也守纪律，不说话不打招呼。4月25日，我提前转正，被派到七期二连任支部书记、协理员。我积极地发展党员，分别和指导员廖习仗、连长李里做介绍人，先后发展了一批新党员，领导宣誓。
“你们先去了，我们就跟上。再会吧，在前线上！”唱着这首歌，我们把一批批同学送上前线。1939年初，我们欢送6个西北青年战地工作团上前线，大家情不自禁地欢呼告别。7月，鉴于国民党掀起新一轮的反共高潮，青训班环境更恶劣了，组织上决定我们本科一班全体及预科班部分学员由田夫、杨诚带领奔赴延安。我们晓行夜宿，经旬邑、甘泉等地，大家一路上欢天喜地，欢声笑语，日行百余里。原野上荞麦红花盛开，像在欢迎我们这些热血青年。当看到延安宝塔时，大家热泪盈眶，欢呼雀跃，向往已久的延安终于到了。我和大多数同学进入中央党校三十八班青年学习班，开始了新的生活。
8月1日，在延安南门外，我和同学们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并聆听主席为追悼“平江修案”死难烈士的讲话。中央党校校长是陈云同态。后为邓发，谢觉哉同志为副校长。在党校除学习外，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我们还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到蟠龙区参加征粮、扩兵、办学习班等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提高，1941年3月毕业，我被分配到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校长是我们青训班的老领导冯文彬，教导主任则是后来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同志。8月，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停办，我被分配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工作，任党总支常委兼初中部政治教员，院长是令人尊敬的革命老人徐特立，副院长是陈康白。1942年整风运动时，我任教干学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1944年改任院部秘书，1945年1月改任教干科副科长。
在自然科学院，由于我还身兼初中部的政治教员，年轻的我就成了初中部的小老师。当年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为国家的各级领导和专用人才，例如叶选平、李鹏、彭士禄等。多年以后，在广州工作的自然科学院学员常在一起聚会，在选平同志的安排下，当同学们聚在一起共同回忆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一起分享胜利后的成果，当他们还像当年那样尊称我为老师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自豪和喜悦。
尽管当年延安的物质极度匮乏，但我们的生活却丰富多彩。我们从南方到延安的同学大多会游泳，在从上海来的李导同学的倡议下，1942年为参加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组织了一支游泳队，取名“飞鱼”。
1942年9月，刘兆伦在延安游泳比赛中获男子蛙泳冠军。图为飞鱼游泳队合影
运动会的游泳项目在清凉山下的延河中进行，我获得了蛙泳冠军，冠军奖品是朱德总司令亲手颁发的一顶草帽。事后黄华同志的爱人何理良（飞鱼队员）问我为什么游得这么快，我笑着告诉了她诀窍——因为我的泳道是在延河的中间，水流急，顺流而下能不快吗？
延安的生活是供给制，不论职务高低，官兵一律平等。我们对革命前辈们无比敬仰，但他们却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们去看望同学陈友群，他时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一到朱老总处，总司令立即热情接待，与我们亲切交谈，没有一点架子，就像一位慈祥的家长，关心我们的生活、学习，嘘寒问暖。当同学们聊到开心处唱起歌曲，朱老总立即取出胡琴为我们伴奏，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在陕北生活了7年多，初衷是学本领上前线打鬼子，结果未能如愿，“精兵简政”我要求下基层下乡也未获准，一直在学校学习、工作。1945年四五月间，中央决定将两广及湘鄂干部集中学习后随军南下，开辟根据地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终于有机会上前线打仗了。
1945年6月13日——中共七大结束后的第二天，这是个难忘的日子，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等中央领导到机场检阅我们南下队伍，为我们送行并作了重要指示。
毛主席指示：“我送给你们的礼物就是，记住，小能胜大，不怕一切艰难困苦。如果我们的政策正确，就能无敌于天下。经常责备自己就能胜利。两个耳朵，一个听地方上的，一个听部队上的；一个听首长的，一个听士兵的。我们一定会胜利，问题在于敢不敢胜利。将来大地方见！”
朱总司令指示：“信心要有，雄心要大，革命是为百姓好，不是为个人。革命成功了，百姓有了出路，才是好的。人人有出路，我们的出路就在里面。拥政爱民，我们建的政权，我们要拥护它，这样它的威信就高了。不能军阀主义，群众是母亲。”
叶参谋长指示：“到一处学一处，做什么学什么，团结是胜利之本，彼此了解才能团结。主动团结人，灵魂相见，精诚无间。”
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送别指示，语重心长，简洁有力，含义深刻，通俗易懂，句句真理！我铭记在心，终生不忘，成为我成长、工作和为人处世的指针，成为激励我前进的动力！
一同出发南下的有：警一旅编为第二支队，第三五九旅的一部分编为第三支队。司令员是文年生，政委是张启龙。我被编入广东干部队二队，指导员是方华，大队长是云广英，政委是伍晋南。与1938年到延安相比，我在延安这座大熔炉里锻炼成长，再也不是稚气未脱的毛头青少年。我已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干部，成为能为党分忧的可用之才。这一切都是在延安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为我提供的机会，再见了延安——我的第二故乡，我成长的摇篮！
我今已耄耋之年，当年在延安的首长和战友大多离我而去，谨以此文纪念当年的首长和战友，为你们对我的成长所付出的心血深表敬意和感谢！
图3：1983年9月，刘兆伦重返延安
刘兆伦，1920年7月出生，广东大埔人。1938年1月参加革命工作，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安吴青年训练班、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曾任安吴青训班、延安泽东青年干校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延安自然科学院政治教员、教干科副科长；1945年随军南下，任干部队副指导员；日本投降后，北上东北，任吉林省和龙县县长、代书记，全国政协第一届筹委会人事室秘书兼科长。1950年后，历任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副局长；广东省水利厅副厅长、厅长、党组书记，兼任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院长、珠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厅长、党委书记，兼任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院院长；广东省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79年后，任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水利部副部长。1985年后退居二线，1994年离休。
（作者：刘兆伦，本文选编自《延安情结》，刘小力根据刘兆伦回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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