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延安情】陕北插队经历让我们既“脱胎”又“换骨”

一次延安行，一生延安情。《中华魂》网开设“我的延安情”专栏，旨在通过您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让广大读者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欢迎来稿！——编者

（投稿邮箱：zhonghuahun1921@126.com ）

北京知青转乘汽车去陕北

1969年初，我们27000多名北京知青乘坐专列，从北京出发奔赴延安。经过两三天的路程，又经过在延安一个多月的生活、劳动，我们就几乎完成了“脱胎”的改造，从一路上拿糖果饼干喂狗，到每天饥饿难忍；从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城市学生，到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我们从“北京娃”变成了“农村娃”，只有经历过这种强烈落差的人才会有“脱胎”的感受。当年劳动之艰苦，使许多知青都落下了腰肌劳损等病根，尤其是女生。

而“换骨”的锻炼则是我们经过较长时间才慢慢体会，甚至到我们离开延安之后才慢慢体会。在延安艰苦的插队生活，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陕北人民的那种宽厚的心怀。刚去时，他们用十分怜悯的眼光看着我们，“这群娃骇不得”，然后给我们以很大的帮助。陕北民风、延安精神的熏陶，在当时我们并没有体会到，而是在离开延安后，越是时间久远越是感受深刻。知青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有几年插队生活这碗酒垫底，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也不怕了。

在农村插队四、五年后，大部分北京知青离开了延安，奔赴祖国各地，有的还走出了国门，但是我们不忘延安乡亲们的嘱托，勤奋工作，努力拼搏，有许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全国插队知青有1700多万，而延安只有27000多人，就产生了25位副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还有150位司局级干部，有的成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大学的校长、教授，中央企业的负责人，著名的作家等等。我想说的是在这个群体中，至今我们还没有听到有因腐败而落马的人，这也是个奇迹。不能不说这是延安精神这方水土，养育出了我们这批人。

离开延安后，大部分北京知青还是普通劳动者，有些甚至命运十分悲惨，但是他们都把延安记在心中，默默地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比如，下岗后创立北京第一家民营烤鸭店的张立群，如今利群烤鸭店享誉海内外；白手起家、创办了文博行业小有名气的华协公司的汤毅嵩等，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基石。

离开延安后，北京知青没有忘记延安，大家总想为那片热土做点什么。1998年，曾在延长县安沟公社插队的邵明路，后任香港光华集团公司董事长，个人捐资2000万元，修建了延长县交口光华中学，成为当时陕西全省最大的个人捐资助学项目。之后陆续有数十位北京知青捐助了几十所希望学校，还有的为村上拉高压线，修路、水上塬等扶贫项目。

近几年，知青们陆续退休，许多同志又重返延安，为延安的经济建设出力。延川县梁家河村知青王燕生，从外企高管岗位退休后，回到延川创立了“四苹果农业科技公司”，在延川县、延长县、宜川县推广科学种苹果，已经发展数千个苹果专业户，使梁家河成为延安市推广的苹果优质品牌。

延安县甘谷驿知青刘英群在北京市检察院处长位置退休后，几年前，返回甘谷驿，埋头种了红薯，历尽艰辛，创出优质红薯。现在每年大部分时间还在地里与农民一起挥汗如雨劳作。原来的知青模范丁爱笛，现在也在延安几个县推广经济价值较高的黑牡丹种植技术。洛川县知青马胜虎为洛川苹果创品牌，打开销路，十几年奔波。最近几年，大部分知青陆续回延安探亲，为延安建设出谋划策，添砖加瓦，因为大家始终忘不了这份浓浓的延安情。

1999年初，有几位北京知青找到我，说山东、山西、内蒙的知青都在搞三十周年活动，希望我出面组织延安知青搞一次纪念活动，我当时有些犹豫。因为我1月底有出访任务，但看到大家这么热情，就答应下来。没有想到之后20多年，我的工作调动了3次，但是这知青联谊会会长却成了我终生的职务。确定活动，时间定在1月23日上午，在我们公司下属的一个可容纳500人的餐厅举行。当时几乎每天晚上下班之后，筹备人员就聚在一起开会，有时会议开到晚上12点之后，当时定下了会务组李华松、蔡玉珠、任建华负责，宣传组王晓建负责，安全保卫组田援朝负责，李佐贤主持，我讲话。

当我把活动向延安市委、市政府汇报后，当时高宜新书记、王侠市长当即表示大力支持，并决定派出以副书记忽培元为团长的代表团参会。会议定在上午10时开始，早上8 时我到会场，见到会场停了几辆河南、河北牌照的车，一打听才知道他们是在郑州、石家庄工作的知青，听到消息，连夜赶来，到了上午9时，会场内外人头攒动，周边的交通已瘫痪，幸好朝阳交警大队队长陈铎也是我们延安插队知青，他赶到现场，实行交通管制，只有知青的车可以进入，其他车辆一律绕行。

因为人太多，我们临时决定搞两场，我当时在广场看到许多知青抱头痛哭，原来许多知青离开延安后再未见过面。两场活动后，我们工作人员与延安代表团一起会餐庆祝，忽培元高兴地唱起陕北民歌，随团而来的演员李海英也高歌一曲。吃完饭已临傍晚，会场周边大的小的几十个餐厅都被知青包了，都在畅谈浓浓的知青情。这次活动有2000多知青参加。这情景使我突然感到知青联谊会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可能要长期办下来了。这次联谊活动后，北京知青与延安方面的联系桥梁架起直至今日，市、县、公社的知青联谊会陆续建了起来。

工作调离延安的市委书记中，有两位书记至今被老百姓颂扬，其中一位就是王侠书记。王侠书记先当市长后任书记，前后在延安工作9年。老百姓为什么颂扬王书记，从王书记当市长开始，延安扎扎实实地开始了退耕还林、秀美山川工程，至今已20年。延安的面貌发生巨大变化，所有近两年回延安的同志都切实地感到这一点，与我们接壤的榆林与延安对比，可以发现惊人的区别，延安的农业结构变了，老百姓真正尝到了退耕还林的好处，这些都始于王侠当市长时。

王侠书记对知青也非常关心。1999年10月，北京知青李佐贤邀请延安歌舞团到北京慰问演出，在北展剧场演了3场，最后亏损8万元，因为剧场租费太贵。正巧当时高宜新书记和王侠市长到北京与知青座谈，当时有30多位知青参加。座谈会后，我与王侠书记说，希望能帮助解决演出亏损口8万元，当时王侠书记一口答应，没有多久，延安市文化局拨款解决了这个问题。

2004 年陕西省委宣传部、延安市委在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王侠书记非常重视知青这块，这个展览专门有一章节是描写北京知青的，这在全国是第一次在大型公开展览中出现上山下乡图片。我们20多位知青受邀参加开幕式，仪式前中央电视台记者找到我，要求知青参观时不要走散，专门有一组摄影要跟拍北京知青，仪式后有一个大型座谈会，指定5位同志发言。王侠书记专门又让我发言，其余4位都是贺敬之等老延安、老同志，可见王书记对知青的重视。活动结束后当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展览盛况。北京知青看展览画面，还播出了对我和李华松的专访，这些都表达了延安市领导对北京知青的重视。

2005年，经市委批准，延安电视台要录制一个《我是延安人》大型人物系列专题片，确定要拍50多个人物。第一部分是延安老革命家像陈慕华、刘力贞、谢绍明等，第二部分延安时期老文艺工作者，像贺敬之、华君武等，第三部分是北京知青，当时专题片主编石翠琴找到我，我推荐了20位北京知青，今天这20位大部分都来了。这个专题片在延安播出后反应非常强烈，陕西省电视台也播出了，由于知青距离当代比较近，所以知青专题片更受欢迎。

2008年北京召开奥运会前，我还在北京见到了时任延安市委书记李希和市长陈强，我向他们提出2009年初搞一个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4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李希书记让我汇报一个具体活动方案，要开会研究。奥运会后，我给延安市委写了一个活动方案，没想到引起延安市委的高度重视，市委专门召开常委会研究，决定由副书记王建军为总负责，市政府由常务副市长薛占海负责，落实如何支持我们办好40周年纪念活动。市委又专门给各县发文，要求各县对这个活动也要给予支持，市财政局拨出专款，市文化局专门组织专业文艺工作者编排慰问演出节目。

这次活动由于场地有限，先是由全市知青代表搞一次联谊会，然后各县再分头搞一次。我们还邀请了延安的老领导贾治邦、高宜新、张志清参加会议。会议前一天我到机场去接延安代表团。团长是市委副书记王建军、副团长是常务副市长薛占海，还有包括各县负责人、演出人员共有20多人，这次活动非常成功，最后共有5000多名知青参加了10余场活动，10多家海内外新闻单位做了报道，所有参加活动的知青都非常感动，充分体现了延安人民对知青的感情。

2012年初我退休后，被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政府聘为顾问。2013年延安知青办同刚主任给我打电话，说延安市老领导张志清和市级巡视员杨军宪，受市委委托要来鄂尔多斯找我，传达市委常委会关于知青工作的几项决定。张志清、杨军宪到鄂尔多斯后，传达了市委常委会决定：一是要编写一套知青丛书，二是要建立知青文化展览馆，三是要邀请100位知青回访延安。要求联谊会给予积极支持。

听完传达，我尽快回北京召开各县知青联谊会会议，当时大家觉得出书有可能，但是建立文化展览馆有些够呛。会后，我又专程去延安拜访新任市委书记姚引良，这就是前面讲的两位令延安深切怀念的第二位市委书记。当时他正在干一件大事，就是为了彻底解决延安老城区拥挤不堪，革命旧址无法保护，姚书记要劈山造地，要削平几十个山头，造出一个70平方公里的新城，这个工程进行到24平方公里的时候，姚书记调走，工程也停下来。今天延安老百姓交口同声称赞这是为延安人民子孙后代办的一件大好事。新城每亩地造价60多万，当时每亩地售价由最初的120万元，飙升到现在的500多万一亩，已盖楼房由最初每平方米3000元无人要，到现在每平方米1万元。我见到姚书记，他详细地讲了关于知青几件工作想法，口气十分坚定，一定要办！邀请100名知青往后拖一下，等延安新城建好后再请大家来。

延安北京知青丛书专门成立了十几位同志组成的编委会，进展顺利，2014 年出版，共计六册，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同时我们知青联谊会主编的《从黄土地走出的北京知青》也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2014年9月，姚书记、梁宏贤市长专程到北京召开“延安北京知青文化展览馆陈列大纲征求意见会”，有60多位北京知青参加了会议。之后，我和王晓建、彭红被聘为专家顾问组成员，最后就大纲修改召开了七、八次会议，同时在知青中广泛征集知青文物。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延安县知青汤毅嵩，他征集了几百件知青文物，然后专门用集装箱卡车运到延安，捐给知青博物馆。2016年9月，知青博物馆布展完毕，博物馆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展出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现在已在试展期间，这个博物馆寄托了延安人民对知青的深切怀念。

在纪念插队50周年的日子，我们深切怀念在插队期间因各种原因去世的80多位知青朋友。我们公社插队第一年就有三位知青遇难，银淑珍、王艳丽是秋收时下大雨，躲进玉米垛不幸被雷击中去世，时年只有20岁。我们同学赤脚医生张大力是去老乡家出诊，突遇恶犬落崖牺牲，时年20岁。当时公社举行追悼会，十分隆重，但是20多年过去，张大力亲属扫墓，才发现墓地已被迁走，常年无人照看已完全荒芜。后来我们想自己捐钱修个墓地，但是我想自己修还有一个长期管理问题，另外还想将银淑珍和王艳丽的墓地一并解决，为此我找到了当时延长县委书记薛天云。他指派副县长朱辽成负责此事，最后县政府决定在安沟林场划2亩地，修建陵园。我回北京又找到我们插队期间的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想请他题词。到他家后说明来意，他说：“我从来不题词，但是知青陵园我一定题词。你们小小年纪到陕北那么艰苦的地方，战天斗地我非常佩服。”三天后我去取题词，他已写好三幅，让我挑了一幅。这也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知青的感情。当时陵园的碑记是县政府写的，我以为不妥，不应提到个人，所以重新写了一个，三位去世知青的碑文是同学孙志光写的。我们又找到当时县里书法最好的贺玉山先生，请他写的碑文，并寻找到最好的大青石和最好的石匠刻字。

为已故北京知青敬献花篮

1997年清明节，我们20多位北京知青参加陵园落成典礼，当时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及十里八乡几百位乡亲拍着花圈及花馍馍、水果等祭品赶到陵园。我在致辞时，望着蓝蓝天空，望着黄土高坡，不禁泪流满面，他们不足20岁，从北京来到这里，却长眠于此。这是延安市设立的第一个知青陵园。

当年我们离开延安后，还有300名北京知青留在了延安。他们参加延安的经济建设，而延安市委市政府也给他们以最大的关怀，至今保留的知青办，定期为困难知青发放补贴。前年我回延安看电视节目，宝塔区专门拿出60套住房，为住房困难知青解决难题。在这里，我们也祝愿留在延安的知青朋友们晚年生活安康！

为了搞好这次纪念活动，我们专门编辑一本纪念画册，收录了160多张照片，尽可能全面展现我们的艰苦岁月，扬帆远航，热土激情。

50年过去了，我们从懵懵懂懂的少年，变成历尽沧桑的老人。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没有辜负延安人民的期望，我们无愧于时代，我们是延安精神的守望者与传承人。

延安北京知青联谊会会长 李连元先生

（作者：李连元，本文选编自李连元在2019年1月19日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五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