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延安，见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峥嵘岁月和建立的千秋伟业。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实践铸就了延安精神，现在或曾经战斗、工作、生活在延安，以及到访过延安的人们与之结下的深情，就是延安精神的实际传承。
一次延安行，一生延安情。《中华魂》网开设“我的延安情”专栏，旨在通过您讲述亲身经历的故事，让广大读者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欢迎来稿！——编者
（投稿邮箱：zhonghuahun1921@126.com ）
1941年至1946年，我生活在延安王家坪，那里是第18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我的父亲担任朱总司令的参谋，母亲给朱总司令管理文件和办公用品。那时我正是学龄前儿童，我的学前教育就在延安进行。
警卫员教我做针线活
说起来可能不会有人相信，我的针线活是男人教的，而且是五大三粗的警卫战士教的。
我从小和首长的警卫员生活在一起，这些警卫员都是非常忠诚、可靠的聪明人。首长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时候，有的首长没有结婚，结了婚，夫人也不会在身边的。且不说首长的安全，首长的一切生活警卫员都要承担，这样一来警卫员就成了多面手，做饭、打扫卫生样样会干。有些警卫员针线活也很拿手，因为在战场上首长的衣服破了，是找不到女同志来修补的，只能由警卫员来修补。这些警卫员身上都带着针线包。
回到延安，有些首长也结了婚，补衣服的事就不该警卫员管了。可是有的首长的夫人是知识分子，针线活也不怎么样，我经常看见一些警卫员拿着首长夫人补过的衣服示众。几个警卫员一番比划，嘲笑，把原来的补丁拆了，重新补上，果然好看多了。警卫员的这一手好针线活，不仅让首长另眼看待，也让首长夫人汗颜。
警卫员不仅会补衣服，还会修改衣服，打草鞋。我小时候就穿过他们打的草鞋，这种草鞋是用布条打的，十分结实，有时候鞋的前面还会缀上一个红绣球，非常好看。
因为与警卫员生活在一起，我从小就不认为做针线活是女同志的事。他们有时候也会让我帮着穿个针，理个线。还说小孩子眼睛好，穿针、引线没有问题。渐渐地，我也会钉扣子，衣服破了也能胡乱缝两针，不要小看这几针，它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后来我不仅会自己补衣服，而且会自己做衣服。我的孩子出生之后，家里经济比较困难，我就自己做衣服。从出生到上大学之前，我的两个孩子80%的衣服都是我做的。
我的英语课
很多人都认为延安是一个穷乡僻壤，八路军大多数人都是土豹子，其实并非如此，当时有不少干部是从国外留学回来，上海等大城市来的人外语水平也不错，不少干部在说话中经常夹杂一些外语。
在延安比较流行的外语是俄语、英语，一些领导干部在做报告时也会夹杂一两句外语，开始很多人听不懂，天长日久大家都知道说什么了。从苏联回来的干部就经常把小资产阶级说成小布尔乔亚。
有些场合一句中文也不说，只说英语。我看过几场篮球赛，裁判判罚时只用英语，球出界叫“奥赛（out side ）”，走步叫“达包（double）”，队友传球叫“啪斯（pass）”。不管你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都得用英语。好在，就那么几句英文，球玩久了，大体上也能听明白了。
我当时很不理解，为什么不用中文来裁判，一位叔叔告诉我，篮球运动是从国外和上海等大城市带来的，他们在那里打篮球都是用英语裁判。他还告诉我,延安没有中文版本的裁判用语。
有一次,我跟着军委办公厅副秘书长赵品三到一个乐队去玩，我指着一台钢琴问他：“这是什么玩艺？”他告诉我这个叫“皮艾挠（piano）”,他又指着一把小提琴说这个叫“崴厄林（violin）”。我一头雾水，完全不明白。
我中学和大学都是学俄语的，直到工作以后才自学英语。自学的过程中，我觉得对英语并不陌生，我很快就搞清楚了“奥赛（out side ）”，就是出界的意思, “达包（double）”，就是二次运球或走步， “啪斯（pass）”就是传球。原来我学过英语，并在生活中应用过。
听毛主席讲为人民服务
2018年，作者回延安时在中共中央军委礼堂（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前留影，当年毛主席与警卫战士谈话就在这里
1945年春夏之交的一天，天气很好，我蹲在王家坪总部大礼堂旁边玩耍，一些警卫战士坐在长条板凳上，在大礼堂背阴处学习。我正玩得高兴，忽然听见一阵脚步声，抬头一看，是毛主席来了，我忙站起来。毛主席走过来和战士们谈起话来，一转眼看见了我，便转身说道：“这里还有一位小八路。”说着便伸出手来摸我的头。我却机敏地一闪，主席的手落空了。我听大人说过，小孩的头叫人摸了长不高个子。我想长大去当兵，个子长不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主席微微一笑便又与警卫战士谈起来了。我轻手轻脚走到主席身后，把手放在头上，然后又向主席身上比了比，啊呀！还不到主席的腰呢！我的这一动作引得警卫战士都笑起来了。
主席不时弯下腰，用手比划着和警卫战士谈话，好像谈得很热烈，我因为年龄小基本听不懂，有一句我听懂了，就是为人民服务。
当时延安最流行的两句话，一句是：为人民服务。另一句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两句话都是主席首先提出来的。
母亲当时也在场，后来听她说，这些警卫战士正在学习《论联合政府》，这是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主席问他们：“看得懂吗？”战士们回答：“行，还懂。”主席又提出几个问题与他们一起讨论。其中就有关于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见到主席。
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就特别注意《论联合政府》这篇文章，当读到“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一章时，我的眼前一亮：“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我猜想，这就是当年主席和警卫战士谈为人民服务的要点。几十年过去了，为人民服务仍然是我党高高举起的一面大旗，它既是我党奋斗的宗旨，也是我党行动的指南。我们高举为人民服务的大旗，走过了第一个100年，又走向第二个100年。我们正在这面大旗的指引下走上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大道。
打出了人生的第一枪
1946年初，我们从延安来到瓦窑堡，我们住在一个小村子里，住处可能是地主的院子里，朝东的两间小屋里我们家住，朝南的大屋住着军委的监听电台，其中一个叫宁文俊的参谋和我非常熟悉，我们在延安时就认识，经常叫我去他的屋子里玩，有时还一起听国民党中央电台的胡言乱语，那些谎言我都能听出来，偶尔评论两句，引得这些参谋们一阵大笑：“国民党电台的谎言连小孩都骗不了。”
作者在延安军事学院花园与母亲的合影
2月23日上午，母亲找来一碗白面，在锅里煎了一个鸡蛋，把鸡蛋切碎和韭菜伴在一起，和了面，包起饺子来了，一共包了十几个。中午，母亲把煮好的饺子端到我的面前，郑重地对我说：“今天是你五周岁生日，包几个饺子祝贺一下。” 望着这十几个饺子，我没有动手，心里想：“这几个饺子怎么够大家吃？”母亲笑着对我说：“饺子是给你吃的，我们到食堂打饭。”
我吃完饺子，非常高兴，我知道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高高兴兴在院子里玩，正好遇到了宁参谋。他看见我面带喜色便问道：“今天怎么这么高兴？”我回答：“今天是我的生日！”宁参谋忙拱手祝贺：“恭喜大寿！我应该给你送点礼呀！”说着转身回到屋里。不一会儿宁参谋两手空空出来了，他什么也没有找到。那时大家除了被褥和饭碗，什么多余的东西都没有。宁参谋向我张开两手，摇了摇头，这让他十分无奈。但是他不甘心，又转身回到屋里，出来时，一手拎着勃朗宁手枪，另一只手攥着一颗子弹。他终于找到了为我祝寿的办法：“鸣枪为你祝寿!”他把子弹压入弹仓，平举手枪，瞄了瞄前面的断墙残壁，那是日本鬼子飞机轰炸瓦窑堡残留下来的。可是，又把手收回来，对我说：“这一枪你打吧！是学会打枪的时候了！”他向我讲解了如何瞄准，如何扣扳机等动作，然后把手枪交给我，我两手握枪，枪口指向断墙，用力扣扳机，不知道是过于紧张，还是力气太小，枪没有响。我想看一看子弹为什么没有射出去，宁参谋一把把枪拿过去，枪是不能这样摆弄的。宁参谋回身到屋里，取出一条绳子，把绳子穿过扳机孔，做了一个扣，又找来许多石块，把手枪压在石块下面，枪口对着土墙。然后把绳子的一头递到我手上，对我说：“用力拉绳子！枪就会响了！”我用力拉动绳子，“呯”的一声枪响了，对面的土墙升起了一缕尘烟。
我打出了人生的第一枪。那些叔叔、阿姨都指望我长大上前线杀敌，当一名神枪手。等我到了可以上前线的年龄，中国已经没有什么仗可打了。不过我在民兵训练中射击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炕围上的图画教我学历史
1946年底胡宗南加紧准备进攻延安，延安的机关学校开始了大搬家。我父亲在八路军总部工作，本应上前线，不幸得了重病，只好随中央后委家属大队撤往山西。那时我军没有空军，也没有防空武器，白天就成了国民党的天下。我们只能昼伏夜行，开始了长途行军。
一天，我们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山村，上级指示要在那里休整几天。我们一家人被安排在一个地主的院子里住下。经过一夜的行军，我太疲倦了，到了住所倒在炕上便睡。下午醒来才发现，炕周围的墙上画了很多画，父亲告诉我这就是炕围子。那时一般有钱人在炕周围的三面墙上用油漆画上各种人物或山水，以表示有文化素养。
我当时年龄小，看不懂这些画，只觉得很新奇，便问父亲。父亲从头到尾把炕围子上的画仔细看了一遍，笑着对我说，这是历史故事。我一听说画里边有故事，便央告父亲一一给我讲来。
炕围子上共有20多幅图画，其中“司马光砸大缸”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幅，因为大多数画都是画大人的，只有这一幅是画小孩的。我现在仍然记得在图的右上方有一口大水缸，一个小孩的两条腿伸到水缸外，身子已经没在水缸里了。另一个小孩举着一块石头准备向缸砸去。几个小孩四散逃去。父亲指着举石头的小孩说：“这就是司马光，他小时候就很聪明，砸破了水缸，救出了落入水缸的小朋友。长大以后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写了一本很有名的史书叫《资治通鉴》。”我不知道什么书是《资治通鉴》，但是司马光的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父亲是一位军人，对历史特别是军事史很清楚。他很耐心地给我讲解每一幅图画。第二天正在讲解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来了，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投下了炸弹，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几乎把窗子振下来。我们赶紧跑出来，就地卧倒。待飞机走了我们又回到屋里，父亲继续给我讲画。
花了3天的时间父亲把炕围子上的画讲了一遍。他告诉我，这里的故事大都取自二十四史，说等我长大了自己去看。
第四天我们离开了这个山村，又开始了行军。几年后进了北京，我上了小学。一个学期开始的时候发了很多课本，其中有一本中国历史课本，我翻开一看炕围子上图画里讲的故事课本里都有。我感到非常兴奋，一口气把课本看完。历史课本上说的那些事就像是在昨天发生的一样。
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所有的历史课成绩都非常好（大学我学理工），无论是课堂提问还是期末考试，历史从来没有难倒过我。其实，我从来都没有认真复习过历史，历届的历史课老师都觉得很奇怪，我也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才恍然大悟，山村里炕围子上的24史图画给我种下了热爱历史的种子。
大车上的课堂
胡宗南要进攻延安，大约1946年底，大部分没有战斗力的人都提前离开了延安，几千人的队伍分数路向山西、河北转移。每当傍晚时分，人们就按分配好的班组依次上马车，马车在黑暗中缓缓行走，这便是我学习的最好课堂。老同志便给车上的人讲起革命经历和故事，一些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叔叔阿姨有时也会给大家讲一些有关的科学知识。
他们讲的故事大都是自己的经历。一些经过长征的老同志，经常会回忆当时的情况，特别是过雪山、草地的情景，说起当年的事虽然很苦，没有一个人叫苦，语言中充满了自豪，讲到战友牺牲时悲伤难忍，不住地摸着我的头再三嘱咐我一定不要忘了这些同志，长大以后为他们报仇。黑暗中我默默地点头，他感到了我的承诺，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头。
我早就知道过草地时，有人用皮带充饥，皮带怎么能吃呢?我问一位长征老干部，他告诉我，皮带要先用火烧一下，然后切碎了，再放在锅里煮。
一些叔叔阿姨也会给大家讲一些有关的科学知识。我记得有一个上过大学的叔叔给我们讲过有关原子弹的知识，他讲了半天，几乎没有人听得懂。现在想起来可能是讲了原子、中子等，那时候的人没有几个懂这些东西。他觉得大家听不懂，便不再讲原理了，只说原子弹是一种威力很大的炸弹，比一般炸弹的威力大几千倍，这样一来大家都明白了，哪个人没有见过国民党的飞机扔炸弹。但是这么大威力的炸弹，大家还是想象不出来。我好奇地问道：“飞机扔原子弹时我躲进防空洞，就炸不着我了。”那个叔叔笑着说：“一般的防空洞是挡不住原子弹的。不过我们也不用害怕，国民党反动派是没有原子弹的。”
行军一般都是在晚上，坐在大车上看星星也是我的一门功课。大地一片漆黑，天上的星星就显得格外清晰，我仰望天空，无数星星映入我的眼帘。母亲指着有一点像一把勺子 的星座对我说：“你看那个像一把勺子的星座就是北斗七星。”我辨认了一会，的确像一把勺子。这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星座。
大车不停地摇晃着，我渐渐睡去了，一觉醒来，天色已经微微发白，一颗明亮的星星出现在东方天空，母亲指着它说：“快看，这是启明星。”旁边的一个阿姨说：“它也叫太白金星。”
延安渐渐地远离我而去，留在我心中的是童年的记忆，这不仅是美好的回忆，也是我最好的学前教育。有了这种教育，我会立场坚定，永远不忘初心；有了这种教育，我会意志坚定，克服各种困难。我的学前教育奠定了我一生的发展方向。
（作者：王恒）
责任编辑：林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