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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外交工作史前言

来源: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 2022-02-11 10:26:13

1945年2月,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克里米亚半岛签下了雅尔塔协议。他们没有把蒋介石政权放在眼里,更没有把延安当作一支力量。三年后,毛泽东率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来到河北的小山村西柏坡,在这里开始筹划指挥三大战役。

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挥笔写下:“天若有情天易老,人间正道是苍桑!”

三巨头目睹了命运之神怎样光顾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改变了中国面貌,而且大幅修正了他们划定的世界政治版图。

斯大林向中共中央表示:“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至于美国人,至今仍在徒劳地追究“谁丢失了中国?”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全部秘密都在延安。

本书将叙述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的外交工作史。这是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和中国革命的一个侧面。

中国革命之伟大足以影响世界格局。但是如果处理不好中国革命与世界的关系,这个革命是很难成功的。

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的外交工作史,在纵向上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1.苏维埃运动后期(1935—1937);

2.全民族抗战初期(1937—1941);

3.全民族抗战中期(1941—1944);

4.全民族抗战后期(1944—1945);

5.争取和平民主时期(1945—1946);

6.解放战争初、中期(1946—1948)。

本书的体例按六个时间段设立章节,根据中共中央重大涉外活动和事件厘定章节的标题。

在横向上,中共在延安的外交工作史可以分为联苏外交和对美英外交两大领域。

联苏外交是中共中央一贯坚持的原则。共产国际时期,联苏外交表现为从莫斯科到延安的党内上下级关系。中共中央在处理这一关系时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国际指示变通地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把苏联的国家关切与中国抗战与革命的利益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共产国际的解散为中共中央独立解决中国革命与世界问题铺平了道路。苏联出兵东北后利用日本战利品向中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最大援助。这个援助本不在斯大林外交政策与国际战略的议程中。它是中共中央通过自主决策和战略行动争取到的。

联苏是中共中央的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共的外交重点不会发生变化。在前三个阶段,中共中央外交战略的重点是联苏。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这一重点开始转向联合美英。

与苏联、共产国际仅在国家之间或大国之间划分敌友相比,中共的统战策略要灵活得多、细化得多。中共始终根据中国抗战与革命利益,区别对待西方列强,把日德与英美、英美过去的政策与现在的政策、西方国家的政府与人民、西方政府的顽固力量与友好力量,以及美与蒋等区分开来,故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矛盾,孤立最主要的敌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腐朽为神奇,极大地减少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外交阻力。

历史证明,在战后远东政治秩序的安排上,苏联的外交政策存在很大不足,美蒋是彻底的失败者,中国共产党成为最大赢家。

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外交工作始于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设有外交部,工作范围除了负责国际外交外,还包括处理苏维埃政权与国内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含义与统战工作相近。当需要专指国际关系时,中共中央的习惯用语是“国际战略”。但这不包括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党内上下级关系。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把苏区改为国民政府所辖的政治特区,并提出“抗日的外交”。它不再包括国内关系,仅指中共的国际主张和要求国民政府采取的外交方针与政策。

党中央在延安13年的外交工作是新中国之国家外交的前身。这个转变遵循了两条路径。一条是共产国际党内上下级关系向中苏平等关系的演变。季米特洛夫主政共产国际后,放弃了此前干预包办各国党内事务的政策。他只对中共中央作必要的策略指导和劝诫,不再插手中共自身组织,并努力协调苏联与中共的策略分歧,为中国革命积极争取苏援等。然而在受到共产国际同样对待的各国支部之间,鲜有政党像中共那样靠自身力量取得政权。这应归功于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坚持的独立自主和中国化的发展方向,以及正确处理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1950年2月,毛泽东同斯大林签署的新中苏条约体现了这一路径的成果。它取代了1945年两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

另一条路径是发展面向世界的“半独立外交”,直到上升为主权外交。“半独立外交”不仅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也颇有微言。中共中央先于国民党提出了“抗日外交”,为发展“半独立外交”争取了话语权。1935年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即邀请斯诺来访,随后敞开边区大门,对西方国家先民间往来,后官方接触。1938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着眼于长期性,不重在眼前的利益,而重在将来的增援”的方针。1941年皖南事变,中共中央首次开展对西方国家的官方外交,以此打击国民党的反共气焰。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使中共的外交重点转向了英美国家。1944年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中共中央就此提出发展“半独立外交”,与美军建立了短暂但是必要的合作关系。抓住这一机遇,中共中央于1945年5月争取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支持,成功派出中共代表董必武加入中国政府代表团,一起出席联合国创建大会。这是中共首次登上国际舞台。战后,美国政府决定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反人民的内战,由中共的盟友变为政治对手。但这已无法挽救蒋家王朝失败的命运了。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号令。1月19日,党中央发布《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庄严宣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它标志着新中国的主权外交即将到来。

抗日统一战线包括国内和国际两条战线。国内战线是基础,国际战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外交表现。党中央坚持两条战线同时作战,将两者密切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以国际统战工作成就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利用苏联和西方盟国力量约束国民党反动派,挽救危机不断的国共合作局面;另一方面通过“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坚定立场,通过开辟敌后战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增长,通过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民主建设的示范作用,来争取国际的同情、援助与合作。

在自身努力的基础上,寻求国际支持和援助,借助苏美之手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无疑是中国政府的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胜利。

然而这种胜利是不完全的。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付出的民族牺牲时间最长,死人最多,但在享有对日胜利权益方面只能扮演配角,屈居第三。日本政府可以向苏美低头服输,决不愿承认败于中国。国民党政府为换取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而被迫付出的代价,甚至不能从战败国日本方面获得相应补偿。苏美英主宰了胜利,将中国权益限制在雅尔塔体系之中。

抗战胜利是件好事,仍难遂中国人民的意愿。

中国共产党还有一种成功。它是从抗日战争中孕育出来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超越了抗战胜利,弥补了抗战胜利的不足和缺憾。在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上,在国内国际统一战线中,在处理与各类盟友的关系中,一句话,在强敌强友的环伺下,中共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越战越强,直到取得全国胜利。正是由于这个胜利,中国人民才站起来了,能够与昔日的盟国和敌国,苏联、英国、美国、日本等列强建立平等关系。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这个问题是清楚的。中国外交和中共外交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交朋友,“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交友问题上,国民党的国家外交和中共的外交所处的基本态势都是以弱寻强,以弱联强,求得外援。但是他们的选择是不同的。

国民党全民族抗战前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全民族抗战开始后又推行依赖外援的片面抗战路线,先依赖苏援,后依赖美援。巨额外援没有帮助国民党取得战场胜利,反而助长了它的腐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仍然深陷“弱国无外交”的困境。相反,中国共产党却取得了以弱联强的外交成功。

延安13年的全部外交经验可以归结为以弱联强的经验。

在国际统一战线中,特别是在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中,中共是弱小的一方。强大的盟友占有更多资源,拥有更多选择,代表了统一战线的整体利益和战略利益。强友可以把弱者置于羽翼之下予以保护,亦可能为了整体利益而牺牲局部利益的弱者。中共没有消极追随强友,被其牵着鼻子走,而是从结盟中获得了利益,最终使自己发展起来。

党中央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高举抗日民主的旗帜。中共中央1931年首倡抗日,1935年首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首倡国共合作,1937年首倡抗日外交,在全国人民和世界各国面前树立了坚决抗日决不妥协投降的形象。在高举抗日旗帜的同时,中共中央没有放弃民主的旗帜。或者说,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坚持了这面旗帜。中共中央主张的民主始于苏维埃工农民主。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要求。1937年国共合作开始后,中共中央又把民主与抗日相提并论,提出抗日民主的政纲,一方面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另一方面在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进行民主建设的尝试。1940年,中共中央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强调无产阶级在包括抗战在内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是革命的领导者。1945年,正当苏美英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作出远东政治安排的时候,中共七大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战后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目标。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由抗日民主的口号和政策转入了人民民主的口号和政策。如果说,抗日的旗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与要求,那么民主的旗帜便代表了人民革命的利益与要求。

武装斗争与统战工作相结合。大力发展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开辟敌后根据地,用军事实力和人民政权来支持强化中共的政治影响力,使其成为国际上不可忽略的力量。苏联政府把中共看作共产国际除苏共外最重要的力量,美国政府一度愿意与八路军新四军合作,就是因为中共拥有武装力量和根据地。正如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外援。中共中央汲取了西路军失败的教训,确立了自力更生的原则。该原则在中共经营抗日根据地和维持武装斗争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争取外援还是保卫苏联,都不能以损害中共根本力量为代价。

必须区分盟友。中共反对国民党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的政策。这种政府表面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毛泽东指出:“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

坚持联苏支苏。首先,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一致。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共中央把联苏视为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动摇的大局和原则。苏德条约、苏日条约使苏联一度受到西方舆论的责难,中共中央也有不同意见。战后斯大林不支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七大路线,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在中华民国体制下“共商建国”。在这些不利场合,中共中央顶着政治风险,坚持了联苏支苏的立场。其次,在全局性的国际问题和国际战略上,与苏联保持一致,服从苏联决策,不谋求苏联改变政策。从苏维埃运动的世界革命战略到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再到反对双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立避战政策,最后回到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共中央都服从和支持了苏联。最后,必须充分考虑苏联合理的战略关切。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对中共利益的损害极大,公开场合,中共还是颂扬这两个文件。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后,中共中央决定进军东北,对苏军在中国东北的行动,采取维护苏联外交责任的方针,强调为苏军坚持反对之事我必须照顾,不要使其在外交法律上为难。

在中国问题上,以中国革命利益为中心,坚持中国道路,对共产国际不恰当的主张趋利避害,为我所用,坚持走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中国化的道路。中国问题是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产生意见分歧的主要领域,包括抗日民主、国共合作、对蒋斗争、保卫苏联与配合作战、半独立外交、“托派”问题、整风运动、新疆问题等。这些问题怎么处理,对苏联的国际战略没有重大影响,但对中国革命生死攸关。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中共中央不仅坚持了自己的道路,并且有效地将与苏分歧控制在最小范围。共产国际多次批评中共不以工人阶级集中的敌占大城市为中心。中共中央承诺加强该项工作,相机提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欧战爆发后,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双方帝国主义战争中严守中立。中共中央表态赞成、执行,反对国民党加入英美战线。而在中国抗日战场,中共中央则变通地要求“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共产国际不赞成中共关于抗日民主和反顽斗争的主张,担心这么做可能导致国共破裂,逼蒋降日,认为只有在战胜日本后中国人民才能着手实现民主。中共中央理解这一点,向共产国际解释了自己的策略,指出这些策略对制止蒋介石反共降日、争取时局好转是有效的,从而取得莫斯科对中共反顽斗争的默许。延安整风只批判党内教条主义,并不苛求共产国际和苏联。在反托与新疆问题上,中共中央权衡利弊,采取了服从苏联安排的立场。

在对美英外交方面,中共中央最重要的经验有两条。一是通过民间外交推动官方外交;二是把西方的政府与人民,以及政府中的开明进步分子与顽固敌对分子区别开,培养了一批对中共友好的人士。

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弱国。在国内舞台上,相较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又是小党、弱党、在野党。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党,纵有伟大抱负和世界眼光,也没有可能直接改变或影响国际秩序。

中国共产党的选择是以中国革命为中心,以外交战略服从和服务于国内革命,通过改变中国来改变世界。雅尔塔协定损害了中国利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牺牲了人民革命的利益。中共中央没有直接反对两个条约,而是顺应国内外和平民主的形势要求,派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进军东北,以中共在东北的军事存在说服和推动斯大林转变政策。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并做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是中共中央首次独立发表关于国际关系和国际局势的主张。随着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进攻,人民革命的不断深入,最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中共在自己的土地上终于成长起来了,成为领导新中国进而影响世界的核心力量。(罗燕明)

(引自“一史两志”《外交工作史》前言,罗燕明、姜晓德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