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生态环境
陕甘宁边区包括了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的东南部区域。陕甘宁边区的大致区划北至横山、白于山、秦长城一线；西临贺兰山、六盘山；东临黄河西岸与山西隔河相望；南界一般以凤翔、耀县、韩城联线以北的山地与关中平原分界。
边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面积约为13万平方公里，大部分位于黄土高原之上，平均海拔约在一千米以上的高度。陕甘宁边区地貌是岩石孤山或风沙地形，处于黄土塬、梁、峁、沟壑为主体的黄土高原。边区长城沿线的主要气候为温带半干旱气候，其余地区则多为暖温带半干旱气候。总体来说，边区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主要以黄土高原的地貌气候特征为代表，其中以陕北延安地区最具有代表性，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地貌特征。
黄土高原在水力、风力、重力侵蚀作用和人为破坏下，由于面状侵蚀、沟蚀、潜蚀（或称地下侵蚀）、泥流、块体运动和挖掘、运移土体等，造成陷穴、盲沟、天然桥、土柱、碟形洼地等土地流失现象，称为“假喀斯特”现象。强烈的沟谷侵蚀或地下水浸泡软化土体，使上方土体随水向下坡移动，形成泥流，对黄土地貌的侵蚀过程十分迅速，甚至一次暴雨就能冲刷成一条数百米长的侵蚀沟。黄河每年输送到下游的大量泥沙中，有90％以上来自黄土高原。基于此，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极具特色，地形十分复杂，从高空望去，群山连绵，千沟万壑。
陕甘宁边区气候特征也具有特殊性。首先是干旱少雨。平均年降水量为400—800毫米，甚至个别地区的降雨量只有十几毫米，因此，大部分地区的人畜饮水都需要依赖地下水。但由于土厚水深，凿井十分艰难并且耗资巨大，一般农户无法承担。由于干旱少雨，对农作物的生长是一个十分不利因素，仅靠种植性农业不足以养家糊口，人们只好靠山吃山，利用边沟牧草，放牧牛羊。因此，陕甘宁边区一直是一个农牧兼营的经济结构地区。
其次是水源匮乏。虽然流经陕甘宁边区的河流众多，但多为内流河，缺少常年径流，同时由于黄土高原的特殊地貌，不少河流经常变换流域或深浅不定。例如朔水，源于定边县东南长春梁东麓，穿过毛乌素沙地，在清涧河口入河，由于其深浅不定，因而被称为“无定河”；再如洛河，发源于白于山地，在历史时期，时而入黄河，时而入渭河，很不稳定。据文献记载，明成化以前，洛河入渭。成化年间因朝邑河岸崩溃，洛河由赵渡镇东流入黄河。明隆庆年间，因大庆关崩溃，复入渭，其后又入黄。1933年，因黄河突然东滚，洛河游移于黄河和渭水之间，入黄入渭不定。清代嘉庆年间，有人写《七笔勾》，对陕甘地区的生态环境有所描写，尽管有夸大之词，但基本上也还说得是实情：“万里遨游，百日山河无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抽，山花无锦绣，狂风骤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二、中共中央到达前陕甘宁边区的工农业生产发展水平
中共中央到达前，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用毛泽东的经典概括来说就是：“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是贫穷愚昧与疾病”。
陕甘宁边区因为其自然地理环境，全年降水少，并且昼夜温差大，自然灾害频发，加上生产技术低下，尤其是在苛重的封建地主地租剥削下，自古以来陕甘宁地区的农业发展就极为缓慢，基本是“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型的农业耕作模式，农业生产的粮食，一般仅仅够维持农民自身的生活，有的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例如安定县“地皆黄土，风烈霜早，气候苦寒，所种二麦，只十分之一二，秋禾以菜谷为主，其余均为杂粮，丰收之岁，仅能糊口。”葭州：“农业勤苦，地多硗瘠，所产亩三斗辄称丰年。”米脂 “峰崖委蛇，田难以顷亩计，农者但以牛力为率，自晨至午，名一垧，或从土作垧。数垧不能当川原一二亩之入”。米脂的这种耕作制度与计亩单位在陕北地区具有普遍意义，肤施、延川、延长大抵如此。
陕甘宁边区在红军到达前，农业耕作制度也非常简单。府谷县“二月惊蛰后农事间有动者……春分后，农人耕种二麦、豌豆，无稻田……三月黑豆、豇豆、绿豆、麻子、瓜菜下种……四月菜秀、瓜生，谷、高粱下种……五月芒种后种菜及荞麦、燕麦。六月……小暑后获大麦。大暑后小麦、豌豆收。七月……豇豆、绿豆、小豆皆登，麻子收，瓜始熟……八月秋分时糜黍登，荞麦收。寒露后谷、高粱又雁麦、黑豆皆收。九月禾事毕。”榆林是“榆塞极边，地通沙漠，寒早暑迟，三月而冰未浮，四月而花始发，九月地冻，而冬无种植，土工不兴。麦成在六月之候。”这里的粮食种植为一年一熟制，耕作制度粗放，作物种植以秋粮为主，所种小麦为春小麦，春种秋收，年收获量十分有限。这是清代陕北地区的普遍现象。清前中期陕北粮食作物以杂粮为主。安定县“地皆沙土、风烈霜早，气候苦寒，所种二麦，只十分之一二，秋禾以菜谷为主，其余均系杂粮。”靖边县“地势则山多水少，民食以秋禾为主”。甘泉县谷物品种有粟、包谷、糜、荞麦、高粱与豆类，小麦则因地气寒冷，不宜种植，居民食麦，皆由鄜州贩运。只有洛川、宜川、中部、鄜州等南部临近关中平原的州县小麦种植面积较大，耕种面积与收获量大于秋粮，然越往北越呈减少的趋势。
陕北的经济作物种植依然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清中后期开始，虽然在陕北推广过棉花种植，但因为陕北自然环境对棉花种植不相适宜，所以棉花的产量十分低下，棉花消费主要依靠从外地输入。自鸦片战争后，陕北成为了罂粟的产区之一，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三分之一的农田种植着罂粟，三分之二的人口染有吸食鸦片的恶习。
明清陕西手工业加工技术落后，大部分地区手工业不发达。仅有的一些手工加工工业大多为资源利用型与农副产品加工工业，以满足本地生产与生活需求，输出较少。陕北更是如此。当地仅有纺织业、陶瓷业、手工编织、酿酒及制铜业加工制造等民生技艺，但技术落后，多以手工粗糙制作，故产品质量不佳，仅供本地使用，而且行业有限。因此，大量民生日用品需要从外地输入。例如宜川：“工匠拙于营造，制器粗劣，奇技淫巧不禁自绝。”清涧：“工匠拙于制造，无论细巧均事不能为。
由于陕北是农牧二元化结构地区，因此，明清时期陕北皮毛加工业在各州县均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羊毛制毡业在各州县十分普遍，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本地对棉花的需求，为满足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清代乾隆年间延长县皮毛加工业就有了一定基础。据记载：“其羊于四、九月刮剪绒毛二次，大者可四两，小亦得二两……杆毡又合线织毯，为腰带、脚缠，再粗始作口袋，御寒称便”。嘉庆年间，洛川县也自制毡，只是质量不佳，仅供本县使用。清末民初安塞县可制紫白两种成色的毡。“毡，以羊绒做成，有紫白二色，其以白羊毛做成者则曰绵毡，黑羊作成者则曰沙毡。”延川县其他手工业虽不发达，“银铁等匠皆自外来，木石等匠多系晋人”，但“土人仍有制毡者”，制毡业是本县的一项重要手工业。宜川县手工业在陕北各县中发展水平算是较高的，“牧羊素盛”，盛产羊毛，毛毡成为本地市场重要的出产货品。宜川生产的羊毛口袋、毡毯、毡帽、毡鞋、毡袜等毛制品，成为重要的手工输出品，销往山西及关中同州府各州县。陕北制毡业最著名的要数榆林、神木、定边等沿边各县。这里天宽地阔，牛羊漫野，毛皮加工产品颇盛，皮货产品不仅行销本地，且远近闻名。神木县所产羊羔皮、狐皮、牛皮靴在陕北很有名，销路一向甚好。民国初年，仅榆林城内就有毡局十余处，织成毛毡、绒毡两类，“为陕省之冠”，一年之中仅运至西安即达“数千块”。定边县畜牧业更发达，每年产黑羊绒4，000—5，000斤，黑羊毛三万余斤，白羊毛更多，“岁约出20万斤”，但由于本地手工业不发达，大多作为原料输出外地。总体来讲，陕北各州县羊毛加工业大多为满足本州县百姓生活之需，织毡毯均为手工织作，成色低劣，难以外销，织出数量也有限。以定边县为例，光绪三十三年定边县虽成立了“织毛公所”，但因资本不足，不能购置机器，仍以传统方式纺毛织毯。年产毛毡数量少，仅能满足本县使用，而羊绒、羊毛绝大多数仍是作为原料输出境外的。所以，在《七笔勾》中对陕甘人的衣着状况有一般性记述：“没面皮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纱葛不需求，褐衫耐久留，裤腿宽而厚，破烂亦将就，毡片遮体被褥全没有，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反映了明清时期陕甘地区经济生活的窘态。
三、中共中央到达前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经济结构
陕甘宁地区位于我国农牧交错地带，由于信息闭塞与经济落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较为传统和保守，因此，商业贸易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同时，陕北的农户大多兼营牧业，耕牧兼营是产业结构的主要特征，商品性生产亦围绕这两方面展开。
清代陕甘宁地区对外输出主要为良种牲畜或牲畜类加工产品，如毛皮、毡毯等，它们构成陕甘地区商品生产的主要部分。据清《保安县志》载：“清咸丰年间，境内城乡贸易以同州、朝邑、韩城及山西人居多，县人入伙生理者不过一、二。清光绪年间，城内有小商铺四家，乡外八、九家。”《延川县志》也记载：“境内人民不喜贸易，故商业皆不发达。所有商户晋人居多，杂货亦由晋运来，皮毛羊绒亦由晋商岁来收买，邑人除赴晋贩运猪羊而外，再无经商者。”地处中部的黄陵县“除皮毛、食盐、农用家具和南方来的少数日用品外，多为药材、果类、牲畜等土特产品，交易量少，种类不全。”且“长途贩运居多，坐地经营少，主要贩运当地土特产品南运关中，换回布匹、纸张、糖、茶、火柴等生活用品。”延长县的县城、甘谷驿、交口、安沟各处小本经营之家，及不足 30 户，大都为山西，韩城客户，交易皆布匹、铁、瓷器等物。子长县“县内坐商大多为山西、韩城等地客籍商人，京广杂货、化妆品、颜料、铁器等行业为晋人独揽；棉花、调料、文具为韩城客商垄断，本地商人多做小本生意，亦商亦农，摊贩居多。”榆林地区“民勤耕牧，俗尚鬼神，眷恋故土，不肯远徙，安于故习，不善经商。”榆林北部县畜牧经济占相当大比重，畜牧业素称发达，南部县虽受游牧文明的影响，但以农耕经济为主，群众住窑洞、食杂粮、穿布衣、热恋故土、不乐迁徙、以农为业、躬耕薄田、虽终日辛劳，仍不辞劳苦。
总体来说，陕甘宁地区受地域生产条件的限制，产业结构单一，农业生产中除粮食外，几无其他经济作物种植，满足人民日常保暖所需的棉花均需从外地输入，手工业生产更不发达，布匹、杂货也都全部依靠外地输入。以民国年间对陕北商业的考察记录来看可以充分得到反映，“再就陕省各县区商店种类比较观之，各县区商店，以布店为最多，占百分之十七强，与绸缎鞋帽等合计，约占百分之三十，即粮食类中主要之粟店，仅及百分之十二强，足证陕省服用品需要之广”。那首《七笔勾》记述民众的吃住状态是“奶子熬茶敬一瓯，面饼葱汤醋，锅盔蒜盐韭，牛蹄与羊首，连毛吞入口，风卷残云，吃罢方撒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窑洞茅屋，省上砖木措上土，夏日晒难透，阴雨更肯露，土块砌墙头，灯油壁上流，掩藏臭气马粪与牛溲，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这些描写，尽管有夸大成分，但毕竟记录了当时陕甘地区贫穷的社会生活状态。
四、中共中央到达前陕甘的人口分布
从清末至民国，陕甘人口发展完全处于自然状态，具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从自然环境和经济状况来看，当地需要增加人口，但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又极大地限制和影响了人口的发展。明清以来陕北人口数量基本呈现着下降态势。根据弘治《延安府志》、嘉靖《陕西通志》、卢坤《秦疆治略》、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所整理的陕北地区从明嘉靖年间至清宣统时人口数据，可以看到人口发展的大致状况。虽然明初的大量移民使陕北地区人口大增，达到70万，但是到了嘉靖年间人口又不足60万，主要是因为明正统以后，蒙古各部逐渐侵占河套，不断南下侵掠造成的人口损失。明末清初没有人口统计数字，但从史料来看，明末农民战争爆发于陕北，再加上明崇祯年间连续数年的旱灾，人口饿死加上逃亡，陕北人口应有一个大的下降。
另据袁祖亮《中国古代人口专题研究》一书中引用《清代前期人口分布图说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延安府638，352人，榆林府515，264人，鄜州直隶州313，840人，绥德直隶州283，712人，加起来一共是1，751，168人，与《秦疆治略》所记道光年间1，764，500的人口数量相当。可以认为，清前期到道光时，陕北人口呈现缓慢增长趋势。这主要是清前期到道光时，社会相对安定，而且从康熙五十一年即规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年间又实行“摊丁入亩”，隐匿人口减少，促进了人口的发展。但各县情况也有不同，有一些县人口增长很快，如米脂、绥德、清涧、洛川、安定等县，人口增长三至四倍，最高达五六倍，而甘泉、宜川等县三百多年人口却没有增长，有的县甚至还有减少，如中部县。换句话说，道光年间，陕北人口的大部分集中于中部、东部各县，而南部人口相对稀少。道光年间形成的陕北人口分布的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陕甘宁边区建立以前。有学者认为，陕北文化以绥德、米脂、子长（安定）为中心形成原生风俗带，大概就源于这种人口分布的背景。
道光年间，陕北人口达到176万人，是明清时期该地区的最高纪录。但是到了同治、光绪至民国初年，陕北人口反而下降。除了米脂、绥德个别县人口略有增长外，民国初年陕北各县人口都大幅度减少，总人数比道光年间减少了60万。
战乱与灾荒是这一时期陕北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纵横陕北数县，当地人口遭受极大损失。神木县道光年间人口109，900人，经过同治年间的战争之后“县城及高家堡两处屠戮居民十之八九，存者十之一二，其幸存者亦仅十之五六，今生聚四十余载，元气亦未尽复，较之道咸年间之户口，尚远不逮焉。”府谷县道光十九年（1839年）人口已达20万，但“此役去后，殆去其半”。战争对人口的破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造成社会经济凋敝。“兵荒以来，户口廖落，荡析离居，至光绪庚子，大锓以后，烟户奇零，土旷人稀，难计修养之期。”当地频繁的灾荒也对人口造成很大破坏。光绪三年和民国18年的大灾荒使陕北人口遭受重大损失。
陕北的人口流动频繁是陕北人口状况的又一个特点。陕北历史上一直地广人稀，从明清以来，经常有移民迁入，较大规模的有：明初到明中期，政府组织屯垦，大量人口进入陕北。清同治年间，清政府派军队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将安抚的义军15万人安置在安定、保安、靖边等县。同治战乱之后，光绪三十余年，官府又招抚流民垦荒，“川、湘、鲁、豫之民承经垦荒，大道两旁渐成村落。”除了官方强制性移民以外，每逢灾荒年，晋、鲁、豫等邻省都有大量人口涌入陕北，由于地广人稀“贫苦而有力者，在此谋生易，移来户口无时无之。”清代乾嘉年间，洛川县客籍人口已占总人口的31%。甘泉等县本来人口就少，深沟老林之中荒地很多，外来移民多向这些地方流动，光绪时，甘泉县已是“客民杂处者甚多，土著仅十之一二。”民国时，又有河南、山东等地难民流入延长、延川县。这种人口流动极不稳定。一遇变乱即又开始流动。“延、榆、绥、鄜等地本瘠苦，土著本少，从前耕种多系山西、四川侨寓之民，兵荒马乱频，仍大半逃归祖籍，数百里有全无人烟之处。”
清代至民国初年，大量外省籍商贾进入陕北，嘉庆年间，延安城镇有贸易，尽山西及韩城人为之。清末晋、陕之间商贩往来频繁，至民国初仍有不少外省商人客居陕北。1936年，肤施城内外籍商户（主要是山西籍）占商户总数52%以上。
近代陕北人口向外迁移主要是出外揽工、种地和灾荒年的逃难。陕北民歌《走西口》、《什么人留下走口外》反映了这种情况：“两绺绺麻绳捆铺盖，什么人留下个走口外?”“口外”指的是长城以外的内蒙或东北。“西口”指陕北走向甘肃和内蒙，“二月里来龙抬头，三哥哥走了一回西包头。”这几个方向都是陕北当地人口向外迁移的去处。
除了本地区向外的人口流动迁移，陕北地区内部各县之间也经常有频繁的人口迁移，其中主要的是“走南路”。陕北南部在清末民初人口相对稀少，而中东部各县如米脂、安定、榆林人口较集中，一遇灾荒年，人口就自发地向南部诸县迁移。这种因灾荒而离乡的人口流动性很大，并不固定于某一个地方，一般流动到一地，春天打窑，夏天种玉米、谷子，到秋天即可收获。如果停留的地方水土好，能维持生活，就长久住下来，如果收成不好，来年会返回故乡继续流动。民国年间，横山、榆林、佳县、米脂一带因天灾人祸，不少人逃难到安塞落户。
陕北地区历史上经历了蒙人游牧、华夏杂处、汉人移民三个阶段，直到民国初年，长城沿线诸县畜牧业仍占着一定的比重，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迁徙不定的生活方式给陕北当地民众生活打下了很深的印记。陕北地区这一时期虽然人口流动、迁徙频繁，但主要是就食避乱性质，具有近代特征的职业流动极少。
总体上来讲，陕北自然环境恶劣，人口发展迟缓，这两方面又互为因果，相互制约。自然环境太差，获取食物、养育后代十分艰难，必然限制人口的发展，反过来，地域人口密度太低，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改造环境，从而使陕甘地区一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凹槽地区，处于社会经济被边缘化的地步，民众生活在贫穷的社会状态之下。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共中央带领中央红军到达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赵鹏）
（引自“一史两志”《经济建设史》第一章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初期的经济政策第一节，李刚、魏鹏娟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8月第一版）
